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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2年10月10日 星期三

    从《中国文学精论》聊起

    ——一个暑日下午的中西语文谈

    姚小平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10月10日   18 版)
    《中国文学精论》英文版书影

        一

        八月中旬,一个周日的下午,桑禀华(Sabina Knight)和金凯筠(Karen S. Kingsbury)来访。两位都是美国教授,普通话都说得流利,都从事中国文学研究。按中国人的习惯,我们互称老师。金老师以翻译张爱玲成名,我与她是初次会面。跟桑老师相识也只年余。头年初冬,她偕男友来我家做客,吃过便饭后,就聊起书。我说,刚从亚马逊网上购得一本《科学哲学精论》(Samir Okasha. Philosophy of Scienc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UP, 2002),写得不错。她接过话头说,她的《中国文学精论》已交稿,属于牛津同一系列,届时一定送我。“精论”是我的译法,也许并不确当。“A short introduction”是简论,这不难译;“简”字前面再加一个程度副词,就不知道怎样译更好。姑且叫它“精论”。半年后,果然收到一册《中国文学精论》(Chinese Literatur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UP, 2012),的确分外精简:小32开,正文120页;前言也很洗练,短短几段话,不满3页。

        中国文学史,一个如此宏阔的题目,写长写短都不容易。或许短写法更难,因为作品盈千累万,长写法能尽兴铺陈,短写法则要采精集粹,合度弃取。写史以读书为基础,而书读多了,印象杂沓,感念丛生,有时反倒难以下笔。况且读的越多,越不肯遗漏,想读的书永远多于读过的书,至少中国文学的情状是如此。评析一位作家,好比观览一方私家小园,品类不繁,可以列全,而写一部中国文学史,犹如来到一座百年植物园,古木新栽林林总总,无论如何也识不过来。这是桑禀华的切身感受,她入中国文学之门有年,读过的中文书不下千种。

        薄薄一册《中国文学精论》,哲学的味道颇浓,这使它有别于通常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我们读第一章,会觉得这本书是要谈中国哲学的发生或知识的形成。这种哲学基调与著者的教育背景不无关系(桑禀华告诉我,她是学哲学出身),但主要还是因为文学与哲学同出一源,并且曾经一道生长。我喜欢书中那些赅括而辨证的表达,例如称中国文明“既充满对抗之紧张,亦不乏从容之弹力”(a tension-ridden yet resilient civilization)。我也注意到著者笔下出现的topolects(地方话)、Sinophone(操华语者)等词,这类新鲜的词语为一个古旧的话题增添了时代感。“方言”(dialect)这个概念,意义早已扩大,不但指语言的地理变异,还指其社会变体,比如学界常说:行话是一种社会方言。“地方话”的意思就很清楚,只指一种语言的地域变体,不至生出另一解。至于“华语”,比“中国话”一词涵盖广大。眼下境外说起“中国文学”,可能并不包含海外华人用汉语从事的文学创作。若想不分地域,何如称“华语文学”。桑著末了提及近年一些华裔用英、法等语写就的诗歌小说,在欧美赢得一批读者,可是这类作品既不能入围华语文学,也不便划归中国文学,只得自成一类。假以岁月,这些作品或将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林语堂的《吾国吾民》、《京华烟云》等英文原作,现在谁能说它们不属于中国文学呢?桑禀华说得对:任何文学都不应受分类法的限制。她看好中国文学的未来,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完整的文化传统。

        二

        文学有大有小。如今把文学理解为“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现汉》),这是小文学;古时称“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韩非子·五蠹》)、“招贤良文学之士”(《史记·平津侯主父传》),这是大文学,指学问、学识,或人文之学。中国的文学,起初是大文学,后来才渐渐缩小了。桑禀华写中国文学史,是从大文学着笔,逐步转入小文学。《易》是阴阳书,《老子》、《庄子》是哲学书,《论语》、《孟子》是伦理书,《史记》是历史书,《文心雕龙》是修辞书——这些同时也都是文学作品,就体裁来讲不外散文。越走近现代,文学的疆域越小,所指越趋专门,末章叙及的《边城》、《色,戒》、《小城之恋》、《汽车站》、《狼图腾》等,是纯文学作品,难以称为其他。然而,文学始终“关乎伦理、审美、社会、生境”(桑著前言),这是它的恒数,从古到今没有变过。

        文学的领地虽然在缩小,迄至近世同语言仍是一家。哲学、伦理、历史、美学等陆续与文学分手,语言许是最后分出的一门。清末民初,北大设立“文学门”,还把语言和文学合为一个专业。后来普通高校常设中文系,中文系是中国语言文学系的省称。机构层面的这种合一,以及学者个人(如林语堂、刘半农)一边从事创作或探讨文学,一边兼做语言研究,正应了俗话说的“文学、语言不分家”。现在,机构合一依然常见,两栖的读书人则已罕有;文学和语言分得很开,是截然不同的两门职业。我觉得,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呈,属于世界性的趋势,是西方学术门类和科研建制影响的结果。桑禀华对此表示赞同,认为文学、语言俨然分为二途,这样的现代学术分类并不健康。之后我想到,在大规模接受西方影响之前,中国学界内部其实也已显现一种文学和语言分家的势头。清人有贬抑文学、哲学,拔高语言文字研究的倾向。在清代许多学者眼里,诗文形同空言,性理(哲学)流于清谈,惟小学(语文学)才算得实学,与二者有质的区别。探索古音颇有所得的顾炎武,以为诗文纯属“雕虫篆刻”,无益于明道救世,为君子问学所不取(《与友人书》)。照此发展下去,即便不与西学接触,语文研究也会脱离文学,最终自成一门学科。

        三

        文学不必非得借助文字,作品以口耳相传也很普通。但文学之为一门学,没有文字是不可想象的。桑禀华说,“文学”这个中国词的字面意思是“关于文字的研究”;我马上想到,英、德、法、意、西、俄诸语的“文学”一词(如英语literature)都从拉丁文的littera(字母)衍生而来。这样的语义关联和词源相似绝非巧合。进而我们都同意下面一种看法:较之西方,文字在中国发挥着更为特殊而紧要的功能。中国话里,且不说“文献、文物、文典、文书、文章、文法、文官、文职、文科”等等都构自“文”,就连“文明”、“文化”这两个如此抽象的概念,其核心成分也是“文”。而在西方语言里,“文明”(civilization)、“文化”(culture)在词源发生上分别与城市、农耕有关,跟文字并没有引申关系。

        禀华探讨中国大文学,格外关注中国文字。她写道,中国的语言虽不统一(吴、闽、粤、客家等方言,西方人多视为各自独立的语言),文字则能统一,而正是一统的汉字造就了一统的中国文学。进一步说,中国作为一个持续统一的国家,很大程度上仰仗于一统的文字;促使古代中国一再于崩裂之后重新聚拢的力量,就在于一致的文字和书面语。这一点很不同于罗马帝国,维持政治统一的局面主要依靠军事强权。这种说法是否夸大了文字的作用呢?当今世界的文字之林,以拼音为绝对主流,而汉字独步其中,并非主流的一员,但它善用拼切法,创制了汉语拼音,藉以顺同主流;它的统一起步极早,始于公元前数百年,而且范式一经形成,除开笔画由繁趋简,绝少变化。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秦国得以战败群雄、统一中国,刀剑弩矢的标准化生产至为关键。那么,“书同文”就是语文层面的标准化,效用之巨堪比车同轨,兵同制。

        “文字”是一个统合的概念。分开来讲,独体为文,合体为字。就以这两个字为例:“文”属独体,是象形或指事字;“字”属合体,是会意兼形声字。“文”是基本的,“字”是派生的;“字”原是生育孳乳的意思,合体之字上万,不外乎数百个“文”搭配孳生的结果。“文”的本义是花纹(后写作“纹”),花纹是一种图案,讲究点线匀称,隐有象征意义(如鱼纹象征水);由此生出独体字一义,其中以象形字发源最早,是一种图画,讲究描摹像似,始有固定的指称意义。词义再经扩大,“文”于是泛指文字及作品。桑禀华相信,从“文”到“文字”、“文学”,基础的语义成分始终潜存,即某种用心构思的型式(pattern)。花纹、字形、诗文,都不出此范围,具有刻意的布局,而布局追求的首先是结构的谐美。这是一番很有意思的词源阐释,我想同时也就解释了何以书法在中国文化里占据偌大分量,何以“字”与“画”或者“书”与“画”能组成一个类概念。桑著第二章的一开头,引用了元人吴镇的《芦滩钓艇图》,画面右上有题诗:“红叶村西夕照余,黄芦滩畔月痕初。轻拨棹,且归欤,挂起渔竿不钓鱼。”究竟是诗配书画,还是书画配诗?这无须问,因为中国文学将诗、画、书法三者合成一体。这样理解的“文学”,当然也是大文学。

        四

        谈论文字,不免牵及语言。桑禀华说,汉语的词汇很丰富,比英语还要丰富。听了这话我很开心,学者多有母语的自尊和虚荣。想想历史上,有过多少传教士、汉学家、中国通,以为汉语词汇远较西方语言贫乏。早期甚至流行一种说法,称汉语仅只三百来个单音词,就算配上若干声调,词数也不超过一千四五百,不足以应付现代社会生活。这是把音节、语素误当作词了。桑禀华笑说,那些西士并不真懂汉语。我问,能否举个活语言的例子?她便举了“蹲”:表示蹲的动作,英语只有一个词(squat),而汉语有好多个。这是她在翻译某一部中国现代小说时得来的体会。听得我有点尴尬,不好意思问,因为除了“蹲”,我不知道还有哪个词能恰切地表示这个动作,除非把古汉语的“踞”,或者描述性的“虚坐”之类也算上。也许她译的那位作家用的是方言土语?如果那样,就很有可能了。一种语言的词汇能够庞然富足,方言的贡献很大,外来词的借取也不应小视。我又暗想,汉语有成千的动作词,为什么偏就这一个“蹲”引起了她的注意呢?或许是因为,在中国人的生活当中,蹲是一种像坐、立、躺、卧一样基本的动作。走在街头,我们经常见到:闲汉蹲着玩棋牌,老头蹲在家门口,民工蹲着吃盒饭,乘客蹲着等公交。这样的镜头在欧美很少见。再看“蹲苗、蹲点、蹲坑、蹲班房”,也都从“蹲”来。英语的squat,语义绝没这么丰富,能产性与“蹲”相比差远了。如果嫌这些俗,那么有更文化些的:中国武术有所谓马步,是一种蹲功,而西方拳击并不在乎这种基本功。

        这时金凯筠插话,说:汉语的颜色词也远比英语丰富,例如指称红色,英语翻来覆去也就使用三个,red(红)、crimson(深红)、scarlet(鲜红),而汉语有好多个。这话题恰好我很熟,因为从前做过一项研究,专门考察古汉语颜色词的演变史。其实,甲骨文里的色称也不多,到了周秦时代,颜色的表达才丰富起来;当时染色工艺勃兴,催生了大量颜色称谓,比之殷商,这已是略晚的事情。听我说了一个“晚”字,两位教授顿时惊呼:周秦已经非常、非常古了呵!要知道那时候英国还未出生,美国更是不见胚影。我心想,从来西方人欣赏中国,大都是因为她的古老传统,几时现代中国也能让他们由衷喜欢上呢?

        桑禀华的另一个见解,我听了有些困惑,一时应答不上。她说,汉语是一种以动词为中心的语言,英语则不同,以名词为枢纽。这问题深及语言类型、语法结构,远比语音词汇复杂,几句话难讲清楚,我只好说:如果单凭直觉和感觉下结论,恰中事实的几率是一半。以往有过相反的论断,称欧语以动词为中心,至于究竟怎样,并无明确不误的解答。不管怎样,人们对本族语的直觉都值得重视,对外语的感觉也不妨一听。语言学也好,文学也好,其实发论都不难,难的是求证。而比起文学,语言学更在意求证。一个无法证实或证伪的问题,不会是有意义的语言学问题。文学好像并不总是如此。譬如文学关怀人性、人世、人生,这些都不需要求证;去实践就可以了。

        五

        我们聊起读书。我知道桑禀华是书痴,上回她就说起:自打念高中,她就只看书,不再看电视,自己家里至今没有电视机。你能想象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不置电视机吗?在我们的语境里,说到哪家没有电视机,前提必含一个穷字。而且她这话很令我汗颜,觉得自己够俗,电视机不止一台,节目天天看,尤其爱看大片,挑原声的看。不过她安慰我,看电视至少有助学外语。电视虽不看,网总得上,于是话题便转到网络。网络这东西,让人又喜又烦,对此所有的网民都有同感,就不必说了。这里说的是网络文学和网络语言。

        桑著无一字言及网络。我想没有哪位评家会为此感到遗憾,以为是个疏失。传统的、正统的文学从未脱离纸本,只有出版的书,发表于刊物的文字,才称得上文学作品。即使是口传文学,也须笔录于纸,公开印行,才能为学界认可。文学评论也一样。要问的是,电子媒质的出现会不会撼动历来文学惟纸本为依托的地位呢?目前有一大批网络写手,他们对文学的贡献尚难估量,然而他们对语言的影响已经显露:过去人们只是效法有名的作家,现在公众群起模仿无名的写手;过去多将新词新语的创造归功于作家,现在网上任何写手都能创新。一个新鲜的词语或句式,如“我爸是某某”,一夜之间就能传遍四方。这样的事情没有互联网绝无可能。新创的东西能否持久是另一回事,词语创造权的易手以及语文资源的再分配已是事实。文学家会说,网上的文字难入文学的殿堂;语言学家则会说,网络语言是一种崭新的现象,对国民的语言生活大有影响。纸本文学曾经是大众语用的表率,如今其作用力正在减弱。下一本文学史会不会纳入网络作品,还是未知数,但是语言学家深知,谈论当代语言状况已经避不开网络文字。

        此外还聊到笔记小品的特点,中国的文学作品为何如此之多,古罗马人的读书问学和精神生活等等,一篇短记不能尽写。未几客人起身告辞,欲赶赴晚宴。临行未道“留步”之类客套话,倒是盼我送出小区,代为拦车。下榻的宾馆在西城,路不算近,打车得四十来块,可是来时司机不愿拉,说只去机场。直到前台出面,才勉强接活儿。可怜两位美国文人,能把中国的文学研究透彻,却不会应付中国的日常生活。

        壬辰白露后,新学期伊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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