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文学精论》聊起

    一

    八月中旬，一个周日的下午，桑禀华（Sabina Knight）和金凯筠（Karen S. Kingsbury）来访。两位都是美国教授，普通话都说得流利，都从事中国文学研究。按中国人的习惯，我们互称老师。金老师以翻译张爱玲成名，我与她是初次会面。跟桑老师相识也只年余。头年初冬，她偕男友来我家做客，吃过便饭后，就聊起书。我说，刚从亚马逊网上购得一本《科学哲学精论》（Samir Okasha. Philosophy of Scienc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UP, 2002），写得不错。她接过话头说，她的《中国文学精论》已交稿，属于牛津同一系列，届时一定送我。“精论”是我的译法，也许并不确当。“A short introduction”是简论，这不难译；“简”字前面再加一个程度副词，就不知道怎样译更好。姑且叫它“精论”。半年后，果然收到一册《中国文学精论》（Chinese Literatur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UP, 2012），的确分外精简：小32开，正文120页；前言也很洗练，短短几段话，不满3页。

    中国文学史，一个如此宏阔的题目，写长写短都不容易。或许短写法更难，因为作品盈千累万，长写法能尽兴铺陈，短写法则要采精集粹，合度弃取。写史以读书为基础，而书读多了，印象杂沓，感念丛生，有时反倒难以下笔。况且读的越多，越不肯遗漏，想读的书永远多于读过的书，至少中国文学的情状是如此。评析一位作家，好比观览一方私家小园，品类不繁，可以列全，而写一部中国文学史，犹如来到一座百年植物园，古木新栽林林总总，无论如何也识不过来。这是桑禀华的切身感受，她入中国文学之门有年，读过的中文书不下千种。

    薄薄一册《中国文学精论》，哲学的味道颇浓，这使它有别于通常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我们读第一章，会觉得这本书是要谈中国哲学的发生或知识的形成。这种哲学基调与著者的教育背景不无关系（桑禀华告诉我，她是学哲学出身），但主要还是因为文学与哲学同出一源，并且曾经一道生长。我喜欢书中那些赅括而辨证的表达，例如称中国文明“既充满对抗之紧张，亦不乏从容之弹力”（a tension-ridden yet resilient civilization）。我也注意到著者笔下出现的topolects（地方话）、Sinophone（操华语者）等词，这类新鲜的词语为一个古旧的话题增添了时代感。“方言”（dialect）这个概念，意义早已扩大，不但指语言的地理变异，还指其社会变体，比如学界常说：行话是一种社会方言。“地方话”的意思就很清楚，只指一种语言的地域变体，不至生出另一解。至于“华语”，比“中国话”一词涵盖广大。眼下境外说起“中国文学”，可能并不包含海外华人用汉语从事的文学创作。若想不分地域，何如称“华语文学”。桑著末了提及近年一些华裔用英、法等语写就的诗歌小说，在欧美赢得一批读者，可是这类作品既不能入围华语文学，也不便划归中国文学，只得自成一类。假以岁月，这些作品或将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林语堂的《吾国吾民》、《京华烟云》等英文原作，现在谁能说它们不属于中国文学呢？桑禀华说得对：任何文学都不应受分类法的限制。她看好中国文学的未来，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完整的文化传统。

    二

    文学有大有小。如今把文学理解为“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现汉》），这是小文学；古时称“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韩非子·五蠹》）、“招贤良文学之士”（《史记·平津侯主父传》），这是大文学，指学问、学识，或人文之学。中国的文学，起初是大文学，后来才渐渐缩小了。桑禀华写中国文学史，是从大文学着笔，逐步转入小文学。《易》是阴阳书，《老子》、《庄子》是哲学书，《论语》、《孟子》是伦理书，《史记》是历史书，《文心雕龙》是修辞书——这些同时也都是文学作品，就体裁来讲不外散文。越走近现代，文学的疆域越小，所指越趋专门，末章叙及的《边城》、《色，戒》、《小城之恋》、《汽车站》、《狼图腾》等，是纯文学作品，难以称为其他。然而，文学始终“关乎伦理、审美、社会、生境”（桑著前言），这是它的恒数，从古到今没有变过。

    文学的领地虽然在缩小，迄至近世同语言仍是一家。哲学、伦理、历史、美学等陆续与文学分手，语言许是最后分出的一门。清末民初，北大设立“文学门”，还把语言和文学合为一个专业。后来普通高校常设中文系，中文系是中国语言文学系的省称。机构层面的这种合一，以及学者个人（如林语堂、刘半农）一边从事创作或探讨文学，一边兼做语言研究，正应了俗话说的“文学、语言不分家”。现在，机构合一依然常见，两栖的读书人则已罕有；文学和语言分得很开，是截然不同的两门职业。我觉得，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呈，属于世界性的趋势，是西方学术门类和科研建制影响的结果。桑禀华对此表示赞同，认为文学、语言俨然分为二途，这样的现代学术分类并不健康。之后我想到，在大规模接受西方影响之前，中国学界内部其实也已显现一种文学和语言分家的势头。清人有贬抑文学、哲学，拔高语言文字研究的倾向。在清代许多学者眼里，诗文形同空言，性理（哲学）流于清谈，惟小学（语文学）才算得实学，与二者有质的区别。探索古音颇有所得的顾炎武，以为诗文纯属“雕虫篆刻”，无益于明道救世，为君子问学所不取（《与友人书》）。照此发展下去，即便不与西学接触，语文研究也会脱离文学，最终自成一门学科。

    三

    文学不必非得借助文字，作品以口耳相传也很普通。但文学之为一门学，没有文字是不可想象的。桑禀华说，“文学”这个中国词的字面意思是“关于文字的研究”；我马上想到，英、德、法、意、西、俄诸语的“文学”一词（如英语literature）都从拉丁文的littera（字母）衍生而来。这样的语义关联和词源相似绝非巧合。进而我们都同意下面一种看法：较之西方，文字在中国发挥着更为特殊而紧要的功能。中国话里，且不说“文献、文物、文典、文书、文章、文法、文官、文职、文科”等等都构自“文”，就连“文明”、“文化”这两个如此抽象的概念，其核心成分也是“文”。而在西方语言里，“文明”（civilization）、“文化”（culture）在词源发生上分别与城市、农耕有关，跟文字并没有引申关系。

    禀华探讨中国大文学，格外关注中国文字。她写道，中国的语言虽不统一（吴、闽、粤、客家等方言，西方人多视为各自独立的语言），文字则能统一，而正是一统的汉字造就了一统的中国文学。进一步说，中国作为一个持续统一的国家，很大程度上仰仗于一统的文字；促使古代中国一再于崩裂之后重新聚拢的力量，就在于一致的文字和书面语。这一点很不同于罗马帝国，维持政治统一的局面主要依靠军事强权。这种说法是否夸大了文字的作用呢？当今世界的文字之林，以拼音为绝对主流，而汉字独步其中，并非主流的一员，但它善用拼切法，创制了汉语拼音，藉以顺同主流；它的统一起步极早，始于公元前数百年，而且范式一经形成，除开笔画由繁趋简，绝少变化。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秦国得以战败群雄、统一中国，刀剑弩矢的标准化生产至为关键。那么，“书同文”就是语文层面的标准化，效用之巨堪比车同轨，兵同制。

    “文字”是一个统合的概念。分开来讲，独体为文，合体为字。就以这两个字为例：“文”属独体，是象形或指事字；“字”属合体，是会意兼形声字。“文”是基本的，“字”是派生的；“字”原是生育孳乳的意思，合体之字上万，不外乎数百个“文”搭配孳生的结果。“文”的本义是花纹（后写作“纹”），花纹是一种图案，讲究点线匀称，隐有象征意义（如鱼纹象征水）；由此生出独体字一义，其中以象形字发源最早，是一种图画，讲究描摹像似，始有固定的指称意义。词义再经扩大，“文”于是泛指文字及作品。桑禀华相信，从“文”到“文字”、“文学”，基础的语义成分始终潜存，即某种用心构思的型式（pattern）。花纹、字形、诗文，都不出此范围，具有刻意的布局，而布局追求的首先是结构的谐美。这是一番很有意思的词源阐释，我想同时也就解释了何以书法在中国文化里占据偌大分量，何以“字”与“画”或者“书”与“画”能组成一个类概念。桑著第二章的一开头，引用了元人吴镇的《芦滩钓艇图》，画面右上有题诗：“红叶村西夕照余，黄芦滩畔月痕初。轻拨棹，且归欤，挂起渔竿不钓鱼。”究竟是诗配书画，还是书画配诗？这无须问，因为中国文学将诗、画、书法三者合成一体。这样理解的“文学”，当然也是大文学。

    四

    谈论文字，不免牵及语言。桑禀华说，汉语的词汇很丰富，比英语还要丰富。听了这话我很开心，学者多有母语的自尊和虚荣。想想历史上，有过多少传教士、汉学家、中国通，以为汉语词汇远较西方语言贫乏。早期甚至流行一种说法，称汉语仅只三百来个单音词，就算配上若干声调，词数也不超过一千四五百，不足以应付现代社会生活。这是把音节、语素误当作词了。桑禀华笑说，那些西士并不真懂汉语。我问，能否举个活语言的例子？她便举了“蹲”：表示蹲的动作，英语只有一个词（squat），而汉语有好多个。这是她在翻译某一部中国现代小说时得来的体会。听得我有点尴尬，不好意思问，因为除了“蹲”，我不知道还有哪个词能恰切地表示这个动作，除非把古汉语的“踞”，或者描述性的“虚坐”之类也算上。也许她译的那位作家用的是方言土语？如果那样，就很有可能了。一种语言的词汇能够庞然富足，方言的贡献很大，外来词的借取也不应小视。我又暗想，汉语有成千的动作词，为什么偏就这一个“蹲”引起了她的注意呢？或许是因为，在中国人的生活当中，蹲是一种像坐、立、躺、卧一样基本的动作。走在街头，我们经常见到：闲汉蹲着玩棋牌，老头蹲在家门口，民工蹲着吃盒饭，乘客蹲着等公交。这样的镜头在欧美很少见。再看“蹲苗、蹲点、蹲坑、蹲班房”，也都从“蹲”来。英语的squat，语义绝没这么丰富，能产性与“蹲”相比差远了。如果嫌这些俗，那么有更文化些的：中国武术有所谓马步，是一种蹲功，而西方拳击并不在乎这种基本功。

    这时金凯筠插话，说：汉语的颜色词也远比英语丰富，例如指称红色，英语翻来覆去也就使用三个，red（红）、crimson（深红）、scarlet（鲜红），而汉语有好多个。这话题恰好我很熟，因为从前做过一项研究，专门考察古汉语颜色词的演变史。其实，甲骨文里的色称也不多，到了周秦时代，颜色的表达才丰富起来；当时染色工艺勃兴，催生了大量颜色称谓，比之殷商，这已是略晚的事情。听我说了一个“晚”字，两位教授顿时惊呼：周秦已经非常、非常古了呵！要知道那时候英国还未出生，美国更是不见胚影。我心想，从来西方人欣赏中国，大都是因为她的古老传统，几时现代中国也能让他们由衷喜欢上呢？

    桑禀华的另一个见解，我听了有些困惑，一时应答不上。她说，汉语是一种以动词为中心的语言，英语则不同，以名词为枢纽。这问题深及语言类型、语法结构，远比语音词汇复杂，几句话难讲清楚，我只好说：如果单凭直觉和感觉下结论，恰中事实的几率是一半。以往有过相反的论断，称欧语以动词为中心，至于究竟怎样，并无明确不误的解答。不管怎样，人们对本族语的直觉都值得重视，对外语的感觉也不妨一听。语言学也好，文学也好，其实发论都不难，难的是求证。而比起文学，语言学更在意求证。一个无法证实或证伪的问题，不会是有意义的语言学问题。文学好像并不总是如此。譬如文学关怀人性、人世、人生，这些都不需要求证；去实践就可以了。

    五

    我们聊起读书。我知道桑禀华是书痴，上回她就说起：自打念高中，她就只看书，不再看电视，自己家里至今没有电视机。你能想象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不置电视机吗？在我们的语境里，说到哪家没有电视机，前提必含一个穷字。而且她这话很令我汗颜，觉得自己够俗，电视机不止一台，节目天天看，尤其爱看大片，挑原声的看。不过她安慰我，看电视至少有助学外语。电视虽不看，网总得上，于是话题便转到网络。网络这东西，让人又喜又烦，对此所有的网民都有同感，就不必说了。这里说的是网络文学和网络语言。

    桑著无一字言及网络。我想没有哪位评家会为此感到遗憾，以为是个疏失。传统的、正统的文学从未脱离纸本，只有出版的书，发表于刊物的文字，才称得上文学作品。即使是口传文学，也须笔录于纸，公开印行，才能为学界认可。文学评论也一样。要问的是，电子媒质的出现会不会撼动历来文学惟纸本为依托的地位呢？目前有一大批网络写手，他们对文学的贡献尚难估量，然而他们对语言的影响已经显露：过去人们只是效法有名的作家，现在公众群起模仿无名的写手；过去多将新词新语的创造归功于作家，现在网上任何写手都能创新。一个新鲜的词语或句式，如“我爸是某某”，一夜之间就能传遍四方。这样的事情没有互联网绝无可能。新创的东西能否持久是另一回事，词语创造权的易手以及语文资源的再分配已是事实。文学家会说，网上的文字难入文学的殿堂；语言学家则会说，网络语言是一种崭新的现象，对国民的语言生活大有影响。纸本文学曾经是大众语用的表率，如今其作用力正在减弱。下一本文学史会不会纳入网络作品，还是未知数，但是语言学家深知，谈论当代语言状况已经避不开网络文字。

    此外还聊到笔记小品的特点，中国的文学作品为何如此之多，古罗马人的读书问学和精神生活等等，一篇短记不能尽写。未几客人起身告辞，欲赶赴晚宴。临行未道“留步”之类客套话，倒是盼我送出小区，代为拦车。下榻的宾馆在西城，路不算近，打车得四十来块，可是来时司机不愿拉，说只去机场。直到前台出面，才勉强接活儿。可怜两位美国文人，能把中国的文学研究透彻，却不会应付中国的日常生活。

    壬辰白露后，新学期伊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