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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寿元88岁，应该算是一位长寿老人。他一生给中华民族做过好事，当然也做过错事。胡锦涛总书记去年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谈到两岸关系的时候提出了六个字——抚平历史创伤。在历史上，国民党和共产党有过两次合作，但是也有过两次分裂。在很长一段的时期里，两党是处在对立、对峙、互相仇视的状态中。现在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要发展、建立两岸的和平关系，这就提出了一个“抚平历史创伤”的问题。怎样抚平历史创伤呢？在我看来，正确地、实事求是地、全面地评价当年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功过，是抚平历史创伤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
我讲讲蒋介石解放前为中华民族做的两件好事。
第一件是蒋介石领导北伐。大家知道，1916年袁世凯去世以后，中国就沦入北洋军阀分别割据、互相混战的阶段。主要的军阀有皖系军阀段祺瑞、直系军阀冯国璋、奉系军阀张作霖。在这三大军阀集团之外，在中国的西北和西南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军阀。孙中山一生的志向就是要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建立一个统一的、富强的、新的国家。孙中山在生前没有能够实现这个志愿，他去世以后，这个志愿是由蒋介石继承并且把它完成的。
蒋介石的北伐曾经受到过许多方面的反对。1923年，蒋介石受孙中山的委托，作为孙逸仙代表团的团长去访问苏联，访问莫斯科。蒋介石这次去访问苏联，主要是想征求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的同意，在当时的中国领土蒙古库仑（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建立革命根据地。孙中山、蒋介石原来的革命根据地是在东南沿海、广州，但是把广州作为北伐的根据地并不理想，原因是香港就在广州旁边，革命军要北伐，英国殖民当局随时可以在后方捣乱，让广州不得安宁。其次，从广州到北京，中间要跨过长江、黄河，帝国主义的军舰完全可以开到武汉的江面，将国民革命军拦腰斩为两段。另外，从广州北伐路途遥远，要经过湖南、江西、湖北、河南、河北等五、六个省份。因此，孙中山和蒋介石想把蒙古的库仑作为革命根据地，因为库伦靠近苏联，可以得到苏联的帮助。而且北京和库仑之间没有长江大河，没有帝国主义军舰开到当地进行干涉的可能，而且库仑离北京比较近。
但是苏联党和政府长期把蒙古看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当蒋介石提出希望苏联党和政府帮助国民党在蒙古库仑建立军事基地时，遭到了苏联党和政府的强烈反对。苏联当时的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斯基、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都告诉蒋介石说，你们国民党不要那么急急匆匆地搞什么军事行动，首先要搞好宣传、竞选，不要忙着打仗！这实际上是苏联方面反对蒋介石在库仑建立军事基地，然后去进攻北京，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
到了1925年年底，蒋介石再一次提出北伐计划。而且蒋介石表示，如果1926年年初开始北伐，那么到8月肯定可以打到武汉，就可以统一全国。但是，蒋介石1926年的北伐计划受到了当时在广州的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的反对。这些年由于苏联档案的公布，我们了解到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的后面，实际上是苏联共产党中央。苏共中央政治局4月1日的决议中讲到，“广州（政府）不应占领广州地区以外的目标，而应在现阶段把注意力集中在内部工作。”还有其他一些决议以及当时共产国际的决议，都反对蒋介石北伐。
除了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中央之外，蒋介石北伐的主张也受到了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反对。陈独秀在当时的中共的杂志《向导》上发表文章，认为当时北伐的时机还不成熟。但是，蒋介石坚持自己的主张，依然进行了北伐。
蒋介石在北伐中采取的策略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一是“各个击破”，二是“远交近攻”。当时中国存在着三个军阀集团：在湖南、湖北以及河南地区是吴佩孚军阀集团；在上海、江苏、浙江、华东沿海地区是孙传芳军阀集团；在东北和华北地区是张作霖军阀集团。如果国民革命军与这三个军阀集团同时开战，结果必然会失败。因此，蒋介石和国民革命军采取的是各个击破的战略，逐步打击三个军阀集团。另外就是远交近攻。张作霖军阀、孙传芳军阀集团离广东地区比较远，因此打吴佩孚的时候，蒋介石就联合、拉拢孙传芳。等到把吴佩孚打垮的时候，就接着打孙传芳，打孙传芳时又联合张作霖。等到孙传芳被打败，再继续打张作霖。历史证明，这个策略是很成功的。
北伐战争可以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26年7月到1927年3月，时间是八个月。在这八个月中，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军先后打垮了吴佩孚、孙传芳两个军阀集团，攻克了湖南、湖北、江西、浙江、福建、江苏六个省份。在八个月的时间内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巨大的事情。
到了1927年4月，中国发生了“四一二”政变，国共两党由原来的互相合作变成了刀兵相见的仇人。在1928年以后，尽管中共已经从阵营中分离出去，但是蒋介石在1928年还进行了二次北伐。二次北伐仅仅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就从江苏徐州一直打到北京城下，迅速占领了当时的北平和天津。张作霖退回东北，而且很快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在这之后，张学良在1928年改变旗帜，归顺中央，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东北易帜”。到了这时，北伐宣告成功。1928年，由于北伐的成功，从民国建立以来十六年的北洋军阀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初步达成了统一。
下面讲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是处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进行的：日本是一个法西斯、军事化、现代化的强国，而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落后的、而且是分散的军事上的弱国。敌强我弱，这是当时基本的情况。而且可以这样说，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曾经面临过许多次亡国危机。但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这许多次亡国危机中，日本侵华可以说是最大的一次亡国危机。
要讲抗日战争，大家一定都知道一个词，叫“不抵抗主义”。过去的说法，大家应该从中学、大学的教科书已经了解到了。1931年9月18日深夜10点左右，日本驻沈阳军队进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面对日本的进攻，我们以前听说的是蒋介石下命令给张学良，说不要抵抗！这就是历史上“不抵抗主义”这个名词的来源。所以多年来，我们一直把日本进攻东北沈阳北大营，而蒋介石下令不抵抗作为蒋介石的一个卖国罪状。
这些年来，我们已经有充足的史料可以证明“不抵抗主义”和蒋介石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看一封电报，是蒋介石在9月19日夜里打给张学良的，它证明了“九一八”的晚上，蒋介石根本不知道东北出了什么事。这段电报是这样讲的，“北平张副司令（张学良）勋鉴：中（蒋介石）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作业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藉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蒋中正叩。”所以这个报告证明了“九一八”当天夜里，蒋介石没有接到张学良的请示，不知道日军进攻北大营。他是19日从上海发来的电报中才知道的，而且也不是张学良的回话。
1990年，张学良接受美籍华人著名史学家唐德刚访问时，唐德刚问起“不抵抗主义”是怎么出来的？张学良明确回答，“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它，躲开它。”所以，“不抵抗主义”这个命令，有了电报以及张学良的口述回忆，应该可以证明与蒋介石没有关系。
但还会有一个问题，“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长期对日实行妥协、退让政策，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之间订立了一些很屈辱的协定，例如大家知道的《塘沽协定》、《上海协定》等等，这方面每个人都可以举出许多事实。大家必然会问，既然你说蒋介石是抗战的，为什么他在1931年“九一八”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这六年时间，对日本是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
今天来看是有这几个原因。一有国力悬殊的原因，也就是中日两国的国家力量相差太多。二有蒋介石认为“攘外必先安内”策略上的考虑。他认为要抵抗外敌，内部要统一、安定、团结。同时也还有历史文化的因素，这包括老子的思想，包括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孙子的思想，也还有蒋介石的老乡、浙江人、古代越国国王勾践的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的思想。
在这里介绍1934年2月15日蒋介石的一段日记，这段日记讲的是勾践入臣。蒋介石在日记中说，把当年的勾践与今天的蒋介石比较一下，他的“耐苦忍辱，不知过我几倍矣”！所以蒋介石在六年之内对日妥协、退让的原因，他是想学当年的勾践这个榜样。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在于，他用妥协、退让的办法来拖延战争爆发的时间。1936年6月，蒋介石对一个英国顾问经济学家李滋罗斯说，“对日抗战是不能避免的。由于中国的力量尚不足以击退日本的进攻，我将尽量使之拖延。”但是蒋介石并不是消极的在拖，在他对日妥协、退让时，同时就在做与日本作战的准备。在1933年蒋介石就提出一个计划，叫做“东南国防计划”。按照这个计划，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建足了各式各样的掩体，就是防御工事。根据统计，当时已经造好了3374个作战工事。可见蒋介石是在准备对日抗战的。
持久战方针的形成，大家都会知道毛泽东在1938年曾经写过的一篇著名文章《论持久战》。也曾经有学者、政治家宣传国民党的抗战持久战方针是受了毛泽东影响的结果，历史证明这种看法站不住脚。
1932年2月25日，蒋介石给当时国民党将领何应钦的命令，让他准备第二期抗战计划。其中讲到，与倭持久作战，与日本人作战要打持久战，不打持久战不足以把日本狂妄自大的气焰杀下去。请大家注意更重要的一段话，还是我刚才讲的蒋介石和英国顾问李滋罗斯的一段话。他说，“当战争来临时，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后，我们将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这段谈话的时间是1936年6月，离卢沟桥抗战还有一年多时间。后来的中国抗战历史，也证明了蒋介石在1936年与李滋罗斯的谈话是完全一致的。
国民党的持久战方针是什么？就是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我讲这些是想证明，国共两党，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提出了持久战思想，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国民党蒋介石的持久战思想有它自己的内容，并没有受到毛泽东的影响。为什么？大家如果查阅就可以知道，我刚才讲过的这些都是在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论持久战》之前国民党蒋介石提出的内容。
下面说的是西安事变前夕的绥远抗战。过去大家也有一个普遍的认识，认为蒋介石是卖国，对日妥协、苟且偷安，甚至于向日本人投降，而蒋介石后来为什么能够抗战八年呢？很简单，因为1936年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联合逼迫蒋介石抗战的结果。这就是我们大家传统的看法，认为蒋介石的抗战被迫的、不得已的，被张、杨抓起来了。我为什么讲绥远抗战？因为它是发生在西安事变之前。绥远抗战是华北将领傅作义将军在绥远的百灵庙地区主动进攻日本关东军豢养的一支伪军。日本人进攻中国不是一张嘴把中国整个的吞下去，因为中国太大，它吞不下去。日本的办法叫做“蚕食”，像春蚕咬桑叶一样，吃了一口，再吃下一口。日本人占领了东北，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国。然后就想在河北地区建立一个新的傀儡国，叫“华北国”。然后再进一步在内蒙、绥远地区建立一个国家，叫 “蒙古国”或者“大元国”。在建立了“蒙古国”、“大元国”之后，还想在今天的宁夏地区建立所谓的“大夏国”。日本人想把“大元国”、“蒙古国”这个国度建立在绥远省百灵庙地区。傅作义在1936年11月24日夜突袭百灵庙，把百灵庙的伪军全部消灭，这个举动粉碎了日本人想建立所谓“蒙古国”、“大元国”的企图。过去我们讲，傅作义在绥远百灵庙的战斗怎么打起来的？说是傅作义受了中共的影响，傅作义是自觉的反抗了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影响。而绥远抗战恰恰是蒋介石和他的助手陈诚将军亲自策划、指挥的结果。
蒋介石在1936年完成了一件事情，就是把“两广事变”——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背叛中央的行为——和平解决了。这之后，蒋介石认为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取得了成功，具备了与日本人决战的条件。因此在卢沟桥事变前一年——1936年，蒋介石就曾经有过与日本人打一场的想法，要把日本在上海地区的海军陆战队赶下海。
再看一些史料。1936年9月12日，蒋介石致电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要求他重新计划，进行飞机和军舰的特种训练。电报说，“对桂的作战计划可以取消，此后应集中于对倭一点为要”，也就是此后专门对付日本了。同时在9月17日，蒋介石致电当时的军政部长何应钦，让他“准备万一，以与倭决战”。当日再电何应钦说，“据昨今形势，日方已具一决心，务令京、沪、汉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严密警戒，俾随时抗战为要。”更重要的是，10月9日，蒋介石决定让中央政府各部门做好迁移准备，从南京搬走。同时决定修建上海一带的工事。当时，蒋介石已经指令冯玉祥等人制订这份计划，由张治中、黄绍雄率领四万中国军队，左右夹攻，消灭当时在上海的六、七千日军的海军陆战队，然后派大军到华北抗日。大家都知道，1937年在上海发生了“八一三”淞沪大战，蒋介石调集了全国八九十万军队，在上海跟日本人打了三个月。这件事发生在1937年，但是从这个计划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在1936年就已经准备在上海与日本人大战一场。
那么有什么证据证明绥远抗战是蒋介石决策、指挥的呢？也要靠材料来说话。这段材料是10月23日，蒋介石致电傅作义说“即使伪军增加，亦不足为虑”。当时关东军增加了防守百灵庙的伪军，傅作义有点顾虑，而蒋介石说没什么，“吾兄智勇，必能如计完成也。今日战况如何，望时时电告，以免悬念”。所以这封电报以及其他资料很雄辩的证明，1936年11月的绥远抗战是蒋介石策划、指挥的结果。
那么西安事变呢？它发生在这二十天之后，也就是1936年12月12日。所以可见在绥远抗战在前，蒋介石想在上海发动大战，而且准备迁都，跟日本人拼一场，这个计划在1936年西安事变之前早就定好了。所以蒋介石的抗战不是西安事变被迫的结果，而是当时形势使然，蒋介石觉得与日本决战的条件已经慢慢形成了。
现在讲迁都重庆和长期抗战。
在满清统治时期，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军打到山海关，清朝的很多官员惊慌至极，准备跟日本人谈判，后来由李鸿章出面，订立了《马关条约》。1937年，淞沪大战打了三个月，中国军队没有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日军趁势攻打南京。怎么办？当时的国民党高级官吏中有几种态度，一种是以孔祥熙为代表，他说现在德国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德国人来出面调停中日战争太好了，是老天爷赏赐的好机会。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见风转舵，别打了，谈和吧。所以孔祥熙主和。另外一个国民党左派于右任批评蒋介石说，你还在犹豫什么？怎么这么优柔寡断，赶快与日本人谈和吧。国民党还有个高级官员居正说，赶快谈吧，赶快签条约。如果你蒋介石不敢签，我居正替你签。所以当时国民党的文臣武将一致表示，上海地区没有打赢，南京也很危险，只有与日本人谈判这条路。
看下面蒋的这段日记。12月28日，“本日汪（精卫）、孔（祥熙）、张（群）诸兄来会报。余以昨日国防会议情形与意见，由汪、孔与余三人决定。余坦白告以国民党革命精神与三民主义，只有为中国求自由与平等，而不能降服於敌各种不堪忍受之条件，以增加我国家与民族永远之束缚。若果不幸全归失败，则革命失败不足为奇耻，只要我国民政府不落黑字於敌手，则敌所凭藉，我国随时可以有收复主权之机也。乃即决定不理敌之条件”。
当孔祥熙、汪精卫等人都主张与日本人谈和时，蒋介石认为不能够谈，不能够白纸黑字写下屈辱条约。所以蒋介石决定迁都。当年清政府在《马关条约》之前没有做，当时康有为就提出拒和、不谈和，要迁都，而清朝政府没有接受他的意见，把李鸿章派到马关去了。而南京在这段最危险的时候，蒋介石决定迁都，那就是说要准备长期抗战。
中国的抗战为什么能胜利？我们一直讲中国的抗战是中国人全体奋斗的结果。我认为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蒋介石决策要与苏联、英国、美国组成世界反法西斯战线。蒋介石觉得，日本人最怕的是什么？是中苏两国结盟。蒋介石在日记里就写，日本人最怕什么，我就先做什么。所以从1932年开始，蒋介石就指定外交人员和苏联恢复邦交，中苏组成同盟国。
从下面一段可以看出来，蒋介石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最早的倡议者。1940年10月1日，蒋介石首先约见英国大使卡尔、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向他们提交了《中英美三国合作方案》。正是在蒋介石的《中英美三国合作方案》的基础上，后来才形成了26个国家组成的“反法西斯联盟”。如果没有这个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存在，我想中国的抗战也会胜利，但是那个时间也可能是16年，也可能是32年，说不好。中国抗战为什么能够在8年内取得胜利？这与我们参加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有关，有美国、英国、苏联的帮助，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原因。
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是那么容易组织的吗？首先，日本人在拉拢。他们千方百计的想要拉拢蒋介石、重庆国民政府，说你们不要与英美站在一起，和我们日本人站在一起，蒋介石和汪精卫应该合作。蒋介石坚决采取拒绝的态度。1939年，日本一个特务和知鹰二在香港找到了国民党代表萧振瀛，这个人做过天津市长。特务说只要蒋先生肯坐到谈判桌前面来，我们日本人保证做到两点：第一，我们不承认汪精卫在南京成立的国民政府；第二，我们可以抛弃汪精卫，甚至于把汪精卫杀掉。萧振瀛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孔祥熙，孔祥熙很高兴，马上告诉蒋介石。他认为这个条件可以谈了，条件多么好，我们只要与日本人谈判，日本人不但可以不支持汪精卫，而且可以把它杀掉，这是多好条件啊。可是蒋介石是怎样对待孔祥熙的呢？大家看我下面的批示，“兄与萧（振瀛）函均悉。以后凡有以汪逆伪组织为词而主与敌从速接洽者（以后只要有人以汪精卫为理由，劝我与日本人接洽的），应以汉奸论罪，杀无赦。希以此意转萧可也。”这段话是批在孔祥熙的来信上的，这不仅仅是告诉萧振瀛，也是告诉孔祥熙，如果你们再要这么做，我连你也要杀掉。
据材料显示，在日本人与重庆国民政府联系的过程中，日本人前后有12次要和重庆谈和，但是每一次都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蒋介石表示，只要中国的领土上有一个日本兵，我就不跟日本谈和。只要在中国的领土上没有一个日本兵的情况下，我才与你们谈和。
除了日本人的拉拢，德国人也出面拉拢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其中最著名的一件事情，就是德国希特勒的助手格林派他的亲信洋克与蒋介石驻欧洲的代表接触，希望中德两国订立一个中德秘密军事条约。这个条约的内容是，中国军队从东边进攻印度，德国军队从西边进攻印度，把印度攻陷，以便让日本军队和德国军队在印度洋会师。这是德国方面的计划，我们看蒋介石的回答，他当时让陈布雷起草回信说，“此事切勿继续侦察，如前途再有任何提案，只将其内容记取后即可，以兄本人之意，当面婉辞谢绝，以为此种提案，决不可能，亦难转达其意，覆绝为要”。所以蒋介石命令桂永清坚决拒绝德国人的计划。当时希特勒在欧洲战场可以说横扫千军如卷席。而当时的英国表现非常令人失望，他们把香港、滇缅公路全部封锁，这样就使中国向海外的出口和联络通道全部关闭了。所以当时国民党内有人提出，我们不能与英国合作，要转过来和德国合作。主张这种意见最强烈的是两个国民党官僚，一个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公子孙科，另外一个是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他们说英国不是好人，我们不能跟英国合作，要跟德国合作。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坚持继续与英美合作。
再讲一个新问题，解放亚洲被压迫民族的问题。
抗战时最流行四个字“抗战到底”。什么叫“抗战到底”的“底”？蒋介石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说法，但是在抗战后期他明确的讲到什么叫抗战到底的“底”？就是解放亚洲被压迫民族。大家听到这里是不是有点怀疑，解放亚洲被压迫民族，蒋介石怎么会有这么远大的理想呢？我们还是看具体的事实。
1942年11月，宋美龄访美，蒋介石交给宋一封与罗斯福的《谈话要点》。第一点，国内问题，东三省、旅顺、大连、台湾、琉球归还中国。第二，越南由中美两国共同辅助，十五年以内独立。第三，朝鲜应该马上独立。第四，泰国保持其独立。第五，印度在战后必须使之独立。为使英国不丧失体面，可以有过渡时期与过渡办法。缅甸亦然。第六，明白宣布南洋各民族训政年限，二十年内辅助其独立。第七，外蒙古归还中国，是否自治，由中国自定。第八，中俄问题与中共问题立场之说明。这八条里面有两条是讲中国的内政，大部分讲的是越南、韩国、缅甸、泰国、印度等亚洲国家。从这个提纲看来，蒋介石讲的“要解放亚洲被压迫民族”不是一句空话。
还要看事实。韩国在中国辛亥革命之前一年就被日本灭亡，成为了日本的殖民地。韩国灭亡之后，大批的韩国爱国者流亡到中国，在中国的土地上成立了韩国政府，建立了光复军、义勇队。蒋介石和国民党长期支持韩国流亡政府，支持这两支外国军队在中国的领土上抗日。开罗会议时，美国总统当时提出韩国做日本人殖民地太久了，二战胜利以后，让韩国马上独立不行，他们做奴隶时间过久了。所以罗斯福提出的主张是，中、美、英、苏四国共同管理韩国。在这个会议上，蒋介石明确的反对罗斯福的意见，说不行，一定要让韩国独立。所以说，韩国的独立是蒋介石坚持的结果。不仅如此，二战胜利以后，重庆国民政府在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居然拿出20万美金作为韩国流亡者回国去建立政府的资金。
第二个国家是越南。在开罗会议期间，当时罗斯福对蒋介石关系很好，他对蒋介石说，越南这个国家原来是法国的殖民地，法国政府在二战中表现实在太差，两三个星期就向德国政府投降了。现在二战胜利，我再把越南交回给法国，我感情上受不了。所以他就问蒋介石，委员长，我把越南送给你们中国怎么样？但是蒋介石的回答是，越南我们不能要。越南从来就不是中国的领土，要让越南独立。罗斯福不相信，认为蒋介石怎么回事？我把越南送给他也不要。开罗会议之后是在伊朗召开的德黑兰会议，斯大林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罗斯福跟斯大林嘀咕，蒋介石真怪，我要把越南送给他，他还不要。斯大林也觉得不可理解，认为他确实很怪。
还有印度问题。蒋介石在抗战期间一共离开中国两次，一次是到埃及参加开罗会议，一次是访问印度。蒋介石、宋美龄在中国抗战很紧张时，为什么到印度去？是为了调节英国和印度爱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英国是反法西斯战线成员，是我们的同盟国。但是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印度的爱国者甘地、尼赫鲁都要求独立，反对英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日本人、德国人又在拼命的拉拢印度的爱国者，说只要你们站过来我们就支持你们独立。所以蒋介石、宋美龄去调解他们。蒋介石劝英国当局说，你们不要那么压迫印度，要允许印度自治。然后又劝印度的爱国者甘地、尼赫鲁，你们也不要走太偏，你们要先要求自治，然后再独立，你们当前的任务是参加反法西斯战线。所以他是去调解矛盾。刚才我介绍给大家的宋美龄与罗斯福的谈话提纲中，还是主张印度独立的。
讲讲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中国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唯一战场，而且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从1937年冬到1940年冬，日本在中国的陆军占其陆军总数的78%，最高时达到94%。二战的战区是2200万平方公里，中国战区是600万平方公里。德、日、意的法西斯军队是1100万人，中国抗击了其中的240万人。从抗战时间上看，美国是3年9个月，英国是6个月，但中国的抗战长达14年。由于中国战场的存在，拖住了日本北进的脚步，使得苏联避免了两面作战，从而能够集中力量对付德国。从1941年到1944年秋，苏联先后从远东地区调集了54万人，5000门大炮，33000辆坦克到欧洲战场。而且，中国战场延迟了日本向东南亚前进的计划，牵制了日本南进的兵力。为英美，特别是美国赢得了时间，也为美国空军轰炸日本提供了后方基地。由于中国战场的存在，粉碎了德、意、日在中东会师的计划。
因此，我认为，蒋介石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也做出了贡献。我还要说，中国的抗战是中国人民全体奋斗的结果，蒋介石贡献了他自己的力量。
(本文是作者于前段时间在深圳何香凝美术馆的演讲，由苟娴煦根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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