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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20世纪以来最引人注目的话题，东西方文化比较和交流一直受到人们的持续关注。回顾中国20世纪的文化史和学术史，“西学东渐”无疑是一条重要线索和脉络，其不仅改变了中国文化思想的历史走向，而且催生了现代中国新的文化镜像。但是，也正是在这种进程中，人们可能会忽视人类文化发展的另一条重要线索，这就是西方文化和学术也在不断地走向东方，不断向东方索求和吸取，从东方文化吸取可供自身发展的资源和力量，由此也构成了西方思想学术持续发展的文化动力。这是一种观察和考量人类文明和文化历史进程的新的维度和视野，也为建立一种新的整体性的文化观与历史观提供了镜像和参照，并为重写人类文明史和文化史造就新的平台。
面向东方：
西方文化发生的历史契机
东方的诱惑，对于西方文化来说，是深藏于历史文化心理深处的一种记忆，而东方作为一种神秘和神奇的文化想象，几乎是西方文化精神从诞生之日起与生俱来的一种基因。关于这种诱惑的来源，我们在希腊神话中就能找到原型——为希腊带来文字的卡德摩斯就是最早受惠于东方文化的文化英雄。
卡德摩斯（Cadmus，也有翻译为“卡达玛斯”）,据希腊神话记载，是腓尼基国王阿革诺耳的儿子，欧罗巴的哥哥。阿革诺耳有个女儿叫欧罗巴，却被宙斯悄悄掳走，他因此痛苦万分，就派卡德摩斯和其他三个儿子福尼克斯、基立克斯和菲纽斯外出寻找，并告诉他们，找不到妹妹不准回来。
卡德摩斯在太阳神福玻斯?阿波罗的神谕指引下来到一片陌生的土地，附近有一片古老的森林，林中山石间涌出一股清泉，蜿蜒流转，穿过了层层灌木。泉水晶莹、甜蜜。但是，在这片森林里隐藏着一条毒龙，紫红的龙冠闪闪发光，眼睛赤红，好像喷射着熊熊的火焰，它身体庞大，口中伸出三条信子，犹如三叉戟，口中排着三层利齿。它朝卡德摩斯等人冲了过来，把他们冲得七零八落，有的被咬死，有的被它缠住勒死，有的被它喷出的臭气窒息而死，剩下的人也被毒涎毒死。卡德摩斯痛苦万分地奋力复仇，最后用长矛刺进龙口，杀死了恶龙。之后，卡德摩斯遵照雅典娜女神的指令，把龙的牙齿播种在松软的土地，最后长出一个个全副武装的武士，组成了新的种族，卡德摩斯在他们的帮助下建立了一座新城市。根据太阳神福玻斯的旨意，卡德摩斯把这座城市叫做底比斯。
根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5—前425）考察，卡德摩斯的传说是发生在特洛伊战争之前的神话，显示了爱琴海文明（Aegean Bronze Age）时期腓尼基文化与希腊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并由此为西方文明带来了最早的文字——腓尼基字母（Phoenician alphabet）。这一时期或许还可以称为西方文明的“前希腊时期”（pre-Greek）。而还有学者称，日后卡德摩斯和哈莫尼亚的婚姻（The Wedding of Cadmus and Harmonia）正是东西方文化早期交接和交流的象征。
对于希腊文化的发生和扩展，早就有人注意到了与东方文化的源流关系。法国的孔多塞就曾有如此记述：“希腊从东方的各民族那里接受了他们的艺术、他们的一部分知识。拼音书写的习惯以及他们的宗教体系；由于东方的逃亡者到希腊来寻求避难，由于希腊人航行到东方，所以希腊就和这些民族之间建立了交往并把亚洲的和埃及的知识和谬误都带到了希腊。”
可以说，面向东方是西方文化与生俱来的一种特质，而且一直影响着西方思想文化的历史进程。
叩问东方：
西方文化的寻根之旅
所以，从西方文化的缘起中，就能看到东方文化的影响；而东方文化的陌生化和神秘化镜像，就构成了西方最初精神和思想的重要来源。这甚至影响了西方对于地缘方位的感知和理解。在长期的文化变迁中，对于西方来说，东方已经成为一种环绕在本土文化周围的空间想象，它几乎成为所有交接的外部文化来源的代名词，并不断向更遥远的区域扩展，构成本土文化源源不断的历史机缘。
例如，在希腊文化典籍中，亦有不少来自东方的文化线索，一些从东方来的人以及从东方传来的信息，不断为古代希腊哲学家和思想家提供不尽的话题和资源。
显然，希腊文化不但是西方文化的历史源泉，而且为西方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楷模，但是，西方文化不是从天而降的，也不是纯粹的本土文化产物，而是希腊人不断学习外来文化，不断向东方探索和吸取新的文化资源和智慧的结晶。关于这一点，就连心高气傲的尼采也无法否认：“人们已经不厌其烦地指出过，希腊人多么善于在东方异国发现和学习，他们也确实从那里接受了许多东西……假如认定希腊人只是一种本土生成的文化，这真是愚不可及的。毋宁说，他们汲取了其他民族的一切活着的文化。而他们之所以走得如此远，正是由于他们善于始乎其他民族之所止。他们精通学习之道。我们正应当象他们那样，为了生活，而不是为了博学，向我们的邻居学习，把一切学到的东西用作支撑，借助它们更上一层楼，比邻居攀登得更高。”
当然，这里所说的东方，在希腊时期远远不如今天这么广阔和遥远，主要指希腊和爱琴海沿岸一带区域；换言之，如同其他文明体系的发展一样，作为西方文化的发源地，希腊文化的区域是很小的，其影响力也仅限于周边区域。而正是希腊人善于从外部文化学习和吸取的精神，奠定了西方文化的空间意识和观念，使西方文化在不长的历史时期内从爱琴海沿岸区域扩展到了整个欧洲、甚至西半球，改变了整个地球的文化格局。
所以，西方文化的发展之途，也是不断向东方学习和拓展之路，尤其是当西方文化内部空虚、步履略显疲态的时候，就不能不再度回首，在东方文化中寻找智慧和力量。
这也是西方发现自己的文化寻根之旅。例如，20世纪，对于古埃及文化的探索和重新发现，再次掀起了西方寻找和发现自我的热潮。不论是埋葬在帝王谷中埃及法老的木乃伊，还是屹立在金字塔前的狮身人面像，都成为西方叩问的历史镜像。
按照罗素的说法，希腊文字的起源最早就可能追溯到埃及，因为“公元前十四世纪时，叙利亚人给伊克纳顿（埃及的异端国王）写信仍然使用巴比伦的楔形文字；但是推罗的西拉姆（公元前969—936年）已经用腓尼基字母了，腓尼基字母或许就是从埃及文字中发展出来的。……希腊人又从腓尼基人那里借来这种字母加以改变以适合他们自己的语言，并且加入了母音而不是象以往那样仅有子音，从而就作出了重要的创造。毫无疑问，获得了这种便利的书写方法就大大促进了希腊文明的兴起。”
当然，古埃及文化对于希腊文化的影响也许更为深远。19世纪以来，随着埃及帝王谷等重大考古发现的揭示，西方文化与埃及文化的历史脐带关系就愈加清晰起来。在《剑桥插图古希腊史》中，就有如此描述：“古希腊文明与文化在不同的时期内，同东方，特别是同埃及、塞浦路斯及中东其他地区的接触中，受到了重大影响。希腊人和埃及人早在公元前3000年时就有文化和商业往来，有个现代的思想流派甚至相信史前埃及是希腊宗教众神的直接来源。……即使早期历史时代希腊人关于他们众神的思想及神祇特征的认识不是出自埃及，他们也肯定从埃及人那里吸取了用坚硬的石雕来刻画神祇与其他男性形象的特定方法。”——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希腊文明、尤其是古希腊神话的诸多形制与意象确实来自于埃及文化。
这一点，在笔者对于西方“狼文化”的追寻和研究中，也得到了某种回应。在希腊神话中出现的埃及王国中，流淌着残暴的人狼血液，而在埃及胡狼神的传说中，则隐藏着希腊罗马传说中狼崇拜的原型。
实际上，西方文化是在不断寻根过程中构建的，而这种寻根之旅同时又是一种不断向东方探索和拓展的过程。
发现东方：
西方文化发展的持续动力
可以说，走向东方，为西方思想学术的发展提供了深度空间。很多具有开创性的学者和学术成果，实际上都离不开对于东方文化的吸取。
当然，对于西方来说，这是一条漫长的、持续不断的文化之路。
应该说，东方不仅是西方的文化镜像，而且是西方文化发展的动力和源泉，西方文化的成长从来没有离开过东方文化的滋养，而向东方学习和取经探宝，早已经成为西方文化的一种历史传统，由此，我们在西方文化发生转折、突破和大发展的节点上，都能看到东方文化的影子；东方的文化种子在西方得以发扬光大的历史现象层出不穷。就思想史来说，从文艺复兴到浪漫主义时期，西方很多新学理、新潮流和新观念的发生，都与东方文化有着密切关联。
对此，萨义德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镜像关系：“东方不仅与欧洲毗邻；它也是欧洲最强大、最富裕、最古老的殖民地，是欧洲文明和语言之源，是欧洲文化的竞争者，是欧洲最深奥、最常出现的他者（the Other）形象之一。此外，东方也有助于欧洲（或西方）将自己界定为与东方相对照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
萨义德对于西方所建构的东方学所进行的文化质疑与批判之所以振聋发聩，不仅源于其对于阿拉伯文化的深厚学养，更来自于他能够从西方文化内部来理解东方文化的意味，其中西方与阿拉伯文化的历史纠结至今依然动人心弦。
而在历史上，阿拉伯文化曾经是西方走出自己贫弱和衰落、重新复兴的血肉脐带。孔多塞曾如此评述过阿拉伯文化与希腊文化的承接关系：
阿拉伯人的风尚具有一种崇高和温和；他们爱好并且培养诗歌；并且当他们统治了亚洲最美好的地区之后，当时间已经平息了宗教狂热的激荡之后，对文艺和科学的爱好就掺入到他们对传播信仰的热诚里面来并缓解了他们征服的热望。
他们研究亚里士多德，翻译了他的著作。他们培育了天文学、光学、医学的各个部门，并以某些新的真理丰富了这些科学。我们都是由于他们才普及了代数学的应用，而在希腊人那是只限于某一类的问题的。如果说对点金术和长生液的那种虚幻无稽的研究玷污了他们化学方面的工作的话，那么他们却是直迄当时为止一直是和药物学或与工艺制作的研究混淆在一起的化学那门科学的复兴者、或者不如说是它的创立者。正是在他们那里，化学才第一次呈现为把物体分析成使人可以认识的元素，呈现为它们的结合的、以及这些结合所遵从的规律的理论。
而此时的西方曾一度陷入帝国扩展和宗教狂热之中，如果没有大批的东方学者和文化的西迁，尤其是阿拉伯文化和风情民俗的传入以及犹太文化的介入给欧洲带去了新的文化元素和想象，就无法想象西方文化此后一系列文化变革和反省的发生。
文艺复兴的发生就是明显的例子。美国学者西提就曾指出：“阿拉伯人所建立的，不仅是一个帝国，而且是一种文化。他们继承了在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领域、尼罗河领域、地中海东岸上盛极一时的古代文化，又吸收而且同化了希腊—罗马文化的重要特征。后来，他们把其中许多文化影响传到中世纪的欧洲，遂唤醒了西方世界，而使欧洲走上了近代文艺复兴的道路。”
而对于这一点，以往的学术研究往往对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浓墨重彩，反而忽视了外来文化（主要是东方文化）对于文艺复兴思潮兴起的巨大影响。
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西方再度兴起了探索外部世界的热潮，其目光和足迹从近东延伸到了中东和印度，极大丰富了西方的文化思想和艺术创作。例如，享誉世界的《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的作者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就是如此，有人曾这样记述其求知经历：“1752年……吉本到校，发现自己的学识让教授吃惊，但是在其他方面则是一窍不通，这时他学习的重点在‘世界史观’，尽情阅读校中有关阿拉伯、波斯、犹太、蒙古和突厥的历史著作。”这里不仅透露了爱德华?吉本之所以具有广阔的文化视野的根基，而且揭示了当时欧洲启蒙时代的文化语境——正是多种文化资源的聚集，才造就了一个文化创新的机遇和可能性。
这种向东方学习和汲取的风尚一直延续到了浪漫主义时代。例如，歌德就曾以极大兴趣学习和研究了阿拉伯、波斯、印度乃至中国文化和文学，尤其是对于伊斯兰文化的欣赏和吸收，不仅为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异国风情，而且使其文化胸怀更加广阔，艺术创作更有内涵。歌德的晚年作品集《西东合集》（1819）就表现了诗人对东方文化的迷恋和欣赏；尤其通过对于13世纪伊朗著名诗人哈菲兹作品的研读，歌德获得了一种跨越西方的文学灵感，在远离西方文明的、神秘多彩的阿拉伯文化中找到了自己的心灵家园。在作品中，歌德曾把穆罕默德比作山泉，热情歌颂了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神奇魅力，以至于后人怀疑歌德是否皈依伊斯兰教。而黑格尔读到这首诗后，曾在《美学》如此评说：“这首诗写的是从悬岩流出一道清泉，从岩顶流向深潭，和汇流的溪水一起冲向平原，沿途随时接纳其它河流，许多地方都从这些河流得名，许多城市都躺在它的脚下，然后把这一切庄严景象，它的弟兄儿女们和许多珍宝都献给等着他们的造物主。这大河的广阔的光辉形象所要表达的就是穆罕默德的降生，他的教义迅速传播以及他要使一切民族接受唯一信仰的意图。”而黑格尔自己在提到哈菲兹的诗歌时，也很赞赏东方人在“运用意象比喻方面特别大胆，他们常把彼此独立的事物结合成为错综复杂的意象。”
显然，丰富的东方文化为西方文化发展提供的不仅是想象的空间和建构的资源，还有静思和智慧。例如，对于西方学者来说，印度文化就是一座深邃的智慧迷宫，珍藏着丰富的文化宝藏。在印度，他们不仅发现了自己祖先雅利安人西迁的历史足迹，而且感受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和意味，为西方日后哲学思想的突破和更新提供了启迪。
这种文化跨界行为，无疑也是西方文化不断解蔽、不断扩展视野、消除自身文化偏见的过程。在走出西方、走进东方的过程中，西方文化不断冲破自身的束缚和偏见，在多种文化中吸取了资源，扩大了视野，拓展了思路，发现了新的路向，也为持续不断的文化创新开辟了道路。无论是伏尔泰、培根和莱布尼茨对于中国文化的向往，还是歌德对于阿拉伯文化的迷恋，最终都为西方文化的发扬光大开辟了疆域，注入了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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