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雷海宗对国际汉学研究的关注

    雷海宗（1902-1962）是我国现代史上著名历史学家，他不仅精通中国历史，对西方历史也很娴熟，史学理论研究上犹有特别建树。他还十分关注国际汉学，注意其研究动态，用批判眼光看待分析其研究成果。1930年代，他曾在《清华学报》发表数篇对国际汉学著作的评论文章，虽然这类文章在其一生所撰论文中比例不是很高，但却是其学术研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亮点。

    雷先生书评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从大局上关心当时有重要影响的汉学著作，关心那些能体现学术前沿、有突出特点的成果，包括学术活跃度相当高的学者的作品。他所写的《赖德烈：〈中国人的历史与文化〉》就是这样的一篇书评。作者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当时已是耶鲁大学教授，刚成立不久的美国中国学研究促进会（The Committee on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Studies）会长，对推动美国汉学发展有很多想法和举措。他写这本书就是希望很好宣传中国历史，接得上卫三畏的《中国总论》。他说卫三畏1883年对该书修订后，没出现过新的有这样分量的专著，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成功。当时国际汉学界颇为肯定赖的这本新书，称赞是书为卫三畏后又一部重要的专论中国研究的总括性著作。著名远东专家宓亨利（Harley Farnsworth MacNair）称，这无疑是一本“新的里程碑性质的中国历史研究专著”，对欧美国家了解中国有普及意义。荷兰汉学家戴闻达（J. J. L.Duyvendak）认为，赖书成功促进了美国中国学，“拉近了美国汉学与当代学术的距离”，有利于了解“越来越重要的中国”。雷海宗抓住对这本书的评论，显然注意到国际汉学研究的这一热点，为此而用心去撰写自己的评论感想。他当时还撰写了《费子智：〈中国文化简史〉》这一书评。这是英国人费子智（C.P.Fitzgerald）的作品，是书看似简略，影响却很大，以后也多次再版。雷海宗当然也注意到了这本书的价值，希望看个究竟，掂掂分量，评个子丑寅卯。这就是他这方面书评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他看来，那些或可代表国际汉学界学术旨趣与前沿走向的著作，是中国学术界应该了解和把握的，这方面的工作要及时做。

    他对国际汉学著作的评价，很关心其原创程度的分析，即在西方相关研究中的原创程度，与中国同类成果相比较的原创程度。他对这一问题看得很重，认为是学术发展之本，所评论的几书都有这样的意图。他称有的著作不一定完善，但只要有这一份特质，应该得到相应重视。他所写的《傅路德：〈乾隆朝的文字狱〉》 就体现这一点。他说这方面的研究在美国实在罕见，著者傅路德（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是在做一次“勇敢的尝试”，包括有其“动人见解”。他说举国上下人心惶惶之后，官方史书很难寻找相应资料，私人日记、野史笔记也仅发现一二，作者作此探索不易，是“深得史家恢复往绩的本行”。他还肯定书中的一些学术观点，包括对乾隆大开文字狱原因的分析。当时，欧美学者对此著作的重视，也都是注意其选题的大胆，称是西方语言的作者“所完全忽视的”，“甚至中国学者也没有给予过恰当的重视”。费正清也评论称其尝试勇气十足。雷先生这种对创新理念的强调，还包括对著作中文献资料引用突破程度的考察。他认为《乾隆朝的文字狱》有价值，还在于其后面所附的禁书目录，虽然后人会发现其中或有遗漏，但已属很重要的参考书目了。包括赖德烈的《中国人的历史与文化》，他也认为其每章后面所开列书目的价值高，“因为西方中国学者近年来研究的结果，至今尚无人统计整理”，称读者对赖教授的这类努力“应欢迎感激”。

    雷海宗的评论还很看重这些著作的编纂框架、谋篇布局、详略安排，认为能反映出学者的编纂意图，是学术主旨的体现，得失分析的窗口。他说赖德烈《中国人的历史与文化》分上、下两部分处理的方式是合适的。他很肯定该书上册上起石器时代、下迄1933年通史的写法，说以往西人所著中国通史不出两类：一类专讲秦汉以上的中国，以后二千年的史实“反倒三言两语了事”；一类只注意鸦片战争以下的外交史，“把以往四千年的一大段公案缩为一篇短序”——赖氏力避两类“易犯的错误”，就另有蹊径了。他认为赖书上册以四分之一的篇幅论述上古秦汉时代的做法也很巧妙，为明瞭整个中国历史，有关中国文化创造期的历史应该有“相当的认识”；而六朝至满清中期占二分之一篇幅，以后一百年历史又有四分之一地位，比例也很合适，“作为一种简单的中国通史，这个篇幅的分配可算恰当”。关于费子智的《中国文化简史》，他认为编纂处理也不错——当时西方人比较偏重19世纪以下中国历史研究，而费书能叙述从古代到太平天国这一段中国文化史，就足以让西方人了解到这三千年的文化史。他认为作者把这三千年历史分成七个时期的做法也比较妥适，“大致可称恰当”。当然他对这些著作的评价，还很重视其学术理念的考察。他批评一些中国学者的通史著作把宝贵篇幅让位于历代官制及其干燥事实描述的做法，认为只能对那些“想象力枯竭的学究”发生兴趣——这样写便只有名称的改变，“无本质的变化”，“往往是纸上的宪法，不是实际的制度”。他指出，赖德烈的书（《中国人的历史与文化》）就很注意“古今的大事与重要潮流”，虽有制度描述，但也只是秦汉创制，以后相袭，省了无限笔墨。他还十分赞同其下编的写法，涉及政治、经济、宗教、社会、语言、文学各方面的探讨，称这种对中国文化的鸟瞰是“很周到的社会写照”，不只对欧美人大有帮助，就是中国读者“也能从其中得些新的知识”。他认为这种充实的、有关社会横切面的描述，足以帮助我们“明白自己团体以外的社会”。笔者发现，这是他与当时西方书评颇不一样的观点，很有自己的想法。

    诚然，雷的评论也很用心观察这些著作的史料运用、作者的中国历史认识及其相关理解的准确程度。他认为这是学者基本功的反映，也有个对子孙后代负责的问题。这方面的探讨，批评多于肯定。大致有这样几类：其一，揭露对中国历史认识的谬误。他说赖德烈称汉代有儒家、墨家、法家，却把很重要的阴阳家忘记了。他还批评刘向受过佛教影响的观点，说那时刘向可能连浮屠的名字也不曾听到。关于唐代北方人自称汉人、南方人自称唐人的说法，他也表示不同意见，称著者研究中国多年，“决不至以为长江以南的人都自名为唐人”。费子智在书中称明太祖建都金陵正确、明成祖北迁失策，他也表示不同看法，认为明成祖如不北迁，“将来不知要演出多少次靖难”，北迁“绝对的必需”。其二，批评对中国历史理解的无据。他说赖德烈在著作中说孔子不幽默，但这种说孔子不幽默的观点本身“就非常幽默”。他说费子智称中国最早的法家是商鞅的说法也没有证据，称秦始皇坑儒是因为他们私下藏书的说法也不知出于何典。其三，批评这些著作中汉名、译音的混乱。他说傅路德的翻译还是不敢恭维，“中文程度似乎还不能胜任”，“时常遇到上下不连贯、意义不清楚，或情节可疑的词句”，其他学者也有此类问题。他对这些错误的揭露不遗余力，用辞尖刻。雷先生说，涉及广泛的研究错误似乎难免，但被批评者应该知错，反省更正，不能固执己见，谬种流传。

    很显然的，这些评论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很有道理，到位的。雷先生能对当时国际汉学家的著作有如此深入尖锐的批评，是其学识才干的不凡体现。没有坚实的中国学术根底，没有融贯东西的渊博学识，没有介入国际学术前沿的深切关怀，写出这样的文章是不可能的。

    介于两次世界大战间的1930年代上半期，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出于远东战略的考虑，加强了对中国问题的探讨，美国中国学研究促进会就是这时候诞生的。一批美国本土汉学家如恒慕义、赖德烈、傅路德、卜德、韦慕庭等相继走上舞台，形成新的汉学家队伍。这支队伍与欧洲汉学家汇合，汇成影响颇巨的欧美汉学团队。由此，国内学术界也出现了对国际汉学发展的关注，与国际汉学界频繁互动。报章杂志注意对国际汉学动态介绍，出版社组织对汉学名著翻译，研究机构派遣学者海外访学。当时的学术界已有一种学术自觉，希望了解国际汉学研究最新情况，把握这些异域中国研究成果前沿。诚然，一个多世纪的积贫积弱，多少使国学大家们感受到中国研究主流地位受挑战的困惑，有所谓汉学正统“西京还是东京”的慨叹。雷海宗对国际汉学的关注及其评论，与当时这样的历史背景及其学术关怀有关。作为清华历史系主任的他，也许不能抽暇写更多这样的批评文章，但就这几篇，已足够显示其境界与水平，体现了中国学术界的一种大气反馈，是其历史意识和时代意识的可贵屡践。

    雷海宗的这类书评尽管不多，但却是其学术生涯的可贵足迹，是他学术遗产中值得关注的方面。今天适当回顾，仍有其借鉴意义。究竟怎样看待国际汉学界出现的诸类成果？究竟怎样评价研究者的思想观点、研究方法与存在问题？而作为批评者言，自身的才识、抱负和理念又如何良性铸就？这都需要好的历史经验。在海外中国学日趋发展和我们对它们日益关注的今天，雷先生的这些经验是值得注意的，可以从中找到影子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