怨咨之声与盛满之气

    林纾曾回忆，他祖母要他像祖父那样“畏天而循分”。心存敬畏，才能对自己有所约束。1924年，他自书春联贴于门上：“遂心唯有看山好，涉世深知寡过难。”衰年病老，他对世态是有点悲观的，但是他哪怕在心情恶劣的场合下依旧不忘责己。他在1882年中举时已经三十一岁，其后多次赴京考进士，均不第而归，但是陈宝琛称他“授徒奉母，充然自得”，可见他不为个人的际遇作愤激之词。对那些傲藐尘埃、自鸣不平的失意者，他十分警惕，生怕自己因“不遇”染上同样的毛病。传统文人好说生不逢辰，虽有满腹经纶，报国无门，仿佛朝廷委以重任，做了宰相，世界才是公道的，自己才有机会施展抱负。其实读书人从事一业，惠及百姓和地方，也是服务社会，报效国家，林纾就把教书、翻译当成他的事业。正因为他自己有过屡试不中的经历，对落第者要求更高。他在《伊索寓言》中“狐狸吃不到葡萄”的故事后如此评点：“落第者恒以新贵为不通，惟其有甚欲得之心，而卒不得，造言自慰，往往而有。故听言者，必察其发言之端与进言之由。”他在《贾谊、董仲舒、刘向赞各一首并序》写道：

    三子均不遇于汉，而贾生、刘向语尤愤激，吾则以为少过矣。夫董子两事骄主，身贱而道不行。今读其所为书若未尝有憾焉者，岂其所挟持不如二子之大耶？抑其气不胜耶？亦以儒者之进退，天也。忧世之不治，可也；愤世之不吾用，不可也。吾观贾生王佐之才，竟侘傺以死；刘向抗言，数对狱吏，其气为不可及矣。皆济之以董子之养，则庶几乎君子之道矣。

    “君子之道”背后是一种自尊：“男子处困，首贵养气。一涉怨望，易生乞怜之心。”林纾积极入世，反对老庄无为之说，主张人尽其才，不必“槁死于无人之墟”，但是他在个人的进退上听其自然，没有宦情，也不以此自我标榜，这在传统文人中是不多见的。对他来说，在所学与个人进退之间，前者为重，后者为轻。传统读书人往往被功名心所左右，个人的野心稍稍受挫就愤愤然，金榜题名则忘乎所以，或悲或喜，皆出于主我的考虑。林纾契友高凤岐的弟弟高梦旦考秀才不中，林纾在《赠高梦旦序》如此称赞他：“其艺不售，退居一楼，读书不辍，其所为类有道者。夫士之战艺于有司，屡试而辄北者，其艺果皆可信，又果皆有司之不明耶？耻其不得，而忮人之得，遂发为牢骚侘傺，以自托于贾生、刘向者，妄也。……然旦不非同进，不罪有司，怡然理其旧业，竟日对之无倦容，而谓不贤者能之乎？”高梦旦比他年少，但是他要“用旦以自治”。高梦旦后来长期服务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王云五任编译所所长、茅盾任《小说月报》主编，都是他的功劳，胡适称他有“大政治家谋国的风度”。在中国历史上，很多读书人无法通达对待考场失败，要扭转千百年来形成的功利主义读书观，实在太难了。

    1919年2、3月间，林纾与新派人物公开交恶，他的《荆生》和《妖梦》经北大法科四年级学生张厚载之手在《新申报》的“蠡叟丛谈”栏发表。3月底，北大校方以莫须有的传播谣言、损坏校誉的罪名将张开除，张不得已准备南归，与林纾告辞。林纾在《赠张生厚载序》称赞他“其容充然，若无所戚戚于其中者”。他接着写道，能否毕业，不取决于一己；至于求学，则永无毕业之时：“君子之立身也，当不随人为俯仰。古之处变而安者，宁尽泯其怨咨之声，顾有命在不可幸而免也。” “不随人为俯仰”意味着独立思考。《新青年》同人全盘否定中国旧戏的时候，张厚载站出来与老师们辩论，恰是自由精神的体现。

    中国诗歌有“言志”的传统，但是 “言志”也会蜕变为抒发怨咨之言。酸呻苦吟的害处就是诗人将更加关注自我，抑制同情心（或移情的能力）的健康发育。因此林纾对诗人也多怨言。魏瀚在林纾的第一部文学作品《闽中新乐府》的序言中交代，作者“畏庐子”自称“不善为诗”，又“不乐为诗人”，无意发表这些仿白居易讽喻诗而作的白话诗，是他“强取而授之梓人”。诗集是用笔名出版的，而当时的“畏庐”还没有文名。林纾在自序中也说，“目不知诗，亦不愿垂老冒为诗人也，故并其姓名佚之。”可见诗人的雅号林纾并不羡慕。

    在作于1922年的《畏庐诗存·序》上，林纾谈到自己为什么对诗人有恶感：“余恒谓诗人多恃人而不自恃。不得宰相之宠，则发己牢骚；莫用伧父之钱，则憾人卑啬。迹其用心，直以诗为市耳，乃绝意不为诗。”实际上他早在1880年代就加入过诗社，可见诗人也不是都想“得宰相之宠”，“用伧父之钱”。但是他确实对文人的恶习有深刻体会，还利用翻译美国作家欧文著作《旅行述异》的机会，狠狠挖苦、抨击一番。欧文这本随笔发表于1824年，远不像《见闻札记》那样受读者欢迎，但却因书中第二部分关于文坛和戏台边边角角的十个故事，深得林纾之心。小说叙述者“我”通过一位名为“白克宋”的失意者走进伦敦的街巷，见到种种文艺误人的景象，而“白克宋”本人的沉浮是这一部分的精华。欧文作品里的那些人物只是在社会边缘挣扎，（自以为）有点文才，但是既非名士，亦非诗人。林纾为此书写的两篇短文却以名士和诗人为讽刺的对象，更多着意于中国文学。他在《序》中指出，有的文人属于“自蔽者”一类，他们缺少常人的生活能力，以自我为中心，多虚枵之气，而那一套套的故意作态，简直让人作呕：

    名人立身托业之始，亦何尝用以哕人，顾以不善治生之故，而又傲兀凌轹，自穷其求生之途；又非诸葛公所谓澹泊明志者，衣服饮食，一一希于安饱，无以异于恒人，而独其治生者，力与恒人矫，则宜乎颠沛穷蹙，以诗鸣号，上怨天而下尤人。初未尝反躬而责实，此则自蔽者之流弊也。……且名士者，多幽忧隐憾，散发呼嚣，歌哭不恒，陵诋无上，则浑良夫之叫天也，殆有鬼之气矣。文干当路，书诋故人，茹忮鸣高，嬺欲表洁，无能事事，待人而食，稍不加利，动肆丑诋，则兰陵老人之怒尹也，殆有盗之气矣。且自窖其诗，已不类于窖藏，而日欲冀人之歆，则为计愈左。

    写到此处，林纾笔锋一转，自顾一生中“未敢怨犷不平，咆哮以恣吾愤，又蒙耻自托于豪贵”。

    《旅行述异》第二部分总题是“文家生活”，在《画徴》篇之后，林纾写了一篇神采飞扬的识语，格调非常新鲜。他先就中西习俗不同一说发问，这在只认“夷夏之辨”的年代是有点出格的，然后以诙谐恣肆的笔法讨论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提出来的“穷而后工”：

    西俗之于吾俗，将毋同乎？吾人之言曰：人穷而后诗工。岂诗之能穷人哉？诗人固有自穷之道，尤以诗为导穷之途；入其途弥深，则其穷也弥酷。盖诗者，高超拔俗，驾清风，抱明月，若无与于人事者。心思既旷，见地亦高，傲藐尘壒，恒视人事为淀浊，而漫不屑意，望簪组如桎梏，而鄙不欲加，宜若仙仙而飘举哉。顾妻子之须食，如常人也；衣食之求温饱，亦如常人也；而诗道之去治生，则又悬绝如霄壤。一旦忽悟及吾妻吾子，宜衣食也，妻子衣食，亦宜饱暖如恒人，乃大悔恨。吾负此高世之才，而竟幻此寒相。仰首四盼，则峨冠而长绶者，不能为诗也；硕腹而拥资者，又不能为诗者也。不能诗而忽富贵，而吾学实冠天下，乃不得一饱，于是郁伊淋漓，日迁怒于富贵者，斥为浊物，作诗寓怀，实皆媢嫉怨望之音吐也。间有富贵者偶加以颜色，则又大喜，以为旷世之知己。但观八哀之诗，冥报之语，足知古人如靖节、少陵，犹复不免，矧时辈哉！

    诗人又互相鄙薄，好分门别类，“矜其识力，张其坛坫”。他们往往以地域为界，自高其高：“必揭麾举纛，令人望景而趋，是身为齐人，屈天下均齐语；身为楚产，屈天下皆楚语，此势所必不至者也。不善治生，又好齮龁其同类，孤行其意气，则取穷之道，又宁咎人？且诗人者，又乞儿之穷相者也。”林纾也看到这类诗人可以点缀世界，并以新奇的西洋发明（留声机）来比喻诗人失意之状：“诗人之诗，殆类留声之机器。人既渺矣，而声响尚存；受抑虽在一身，而能诉其冤抑于千载之下，令人生其惋惜。脱令躬接其人，观彼傲兀之状，又足生厌。”

    自我怜悯、无病呻吟乃是传统中国文学中的大病。这种病态的自我关注，削弱了诗人的移情和认知能力，需要弗洛伊德所阐述的“现实原则”加以制约和纠正。林纾的诗人观是民主平等的，非浪漫主义的，与摩罗诗人观异趣。他并不相信诗人有什么资格自称人类的楷模或立法者，反之，诗人应该是社会里普通的一员，没有什么想当然的特权，也得学会谋生的本领，养家糊口。《伤逝》里的涓生还得想想他自己是不是踏上了“导穷之途”，为什么治生非得是子君的责任、而他可以心安理得地抱怨荤菜太少？林纾读了李拔可的诗之后，希望他像杜甫、元结那样做“可信之诗人”。这样的诗人能超越小我，“其以所鸣号者，固大有益于其国众也”。

    林纾好谐谑，甚至自比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中喜欢调皮捣蛋的“拍克”，上面两段引文，语言夸张，确实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多见的妙笔。文人反躬自省，非常可贵。想他人所想，感他人之感，才是真正艰难的。这就是说，诗人更应走出小我的樊笼，进入王国维所说的“无我之境”，进入包罗万象的“人事”（可以是社会活动，也可以是兴趣爱好的追求），乐于一业，心地自宽。这就是为什么林纾为明代的杨继盛自制乐器所感动：“畏庐幼时读杨椒山（杨继盛，字仲芳，号椒山，嘉靖进士，曾任兵部员外郎）年谱，则自闭空房而哭。然吾父母仁爱，兄弟和睦，所遇不如椒山之蹇。吾胡哭也？……椒山少而见屏于父兄，分家时，但得米豆数斗。……后此椒山忠节，可勿代言。然其治乐时，能自购胶漆刀锯之属，躬制乐器，此亦留心实业者也。” 林纾欣赏归有光的原因之一是他关心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小问题。“震川之文，多关心时政。论三区赋役水利书及三途并用议，语语切实，不类文人之言。其最足动人者，无过言情之作。……曾文正讥震川无大题目，余读之捧腹。”

    正是出于对自鸣不幸之病的警觉，对自我的警觉，林纾在给儿子信上要他警惕“盛满之气”。林纾子林珪任顺天大城县知县，他驰书示居官之道：“患尔自恃吏才，遇事以盛满之气出之，此至不可。凡人一为盛满之气所中，临大事行以简易，处小事视犹弁髦。” 法国革命的批评者埃德蒙·伯克说，立法者必须如履如临，是同样的道理。他说，我们处置无生命的事物时尚且不能漫不经心，“当我们破与立的对象不是砖木、而是有感觉的生灵时，慎重与细心更成了责任心的一部分。突然改变人们的生存状态、条件和习惯，无数人可能陷入惨境。”因此，一位合格的改革者或“真正的立法者”应有敏感的心，“他应该热爱和尊重他的同类而戒惧他自己。”林纾写《示儿书》的时间是1908年。十年前的康党为盛满之气所中；十年后的激进知识分子也染上文人恶习，在盛满之气驱使下以偏概全，排斥异己，好走捷径，热爱自由而不明群己权界，行事方式依然专制。

    戊戌变法的结局与个别人物的自负狂妄有必然的联系。他们议论公事，言论偏于险绝，很难取平正的立场。谭嗣同的《晨登衡岳祝融封二篇》（之一）：“身高殊不觉，四顾乃无峰。但有浮云度，时时一荡胸。”《论艺绝句六篇》（之二）气势雄大，诗人甚至自比唤醒世界的春雷：“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康有为1884年就因马江战役之败上书请变法，他在作于当年的七律《感事》中云：“治安一策知难上，只是江湖心未灰。”原来他自比贾谊，等候汉文帝超迁，授以大权（《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这样的变法，主次易位，君主乃至整个国家反而沦为改革者实现个人理想的工具。翌年他在《出都留别诸公》中又有豪壮语：“高峰突出诸山妒，上帝无言百鬼行。”这是戊戌之前所作，何等傲慢！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的一段话最能表达康有为的盛满之气：“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一位身居要津的改革者气势豪迈到这等田地，自然想发动政变。康有为的很多举动莫不表明，“皇权”、“衣带诏”都是他的借口而已。

    一位怀国家之想的改革者必须学会自制，才能真正无私。林纾在《畏庐记》自警：“持虚枵之气，矫高厉之节，时命适称，其人亦可以权为君子。不幸者，重名在前，美利在后，乡党誉之，朋友信之，终其身无闻过之日矣。”天下最可畏的莫过于后者。鲁迅的《十四年的“读经”》一文骂倒读经，文中有暗指林纾之处（“孔子岂不是‘圣之时者也’么”）。他说读一点古文“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看来主张读经的“糊涂透顶的笨牛”都被这些名实不符的“把戏”糊弄了。林纾偏偏不是。他对潜伏的私心极其警惕，“察其发言之端与进言之由”也是针对自己说的。他还在《畏庐记》写道，一旦没有畏过自治之心，那就会“矫厉粉饰，匿瑕护垢，冀以终存其名”。可见该为这种心理“把戏”负责的不是读经，而是畏过自治之心的缺席。很少有士人像林纾那样善于怀疑自己，但奇怪的是他这种品质以前很少有论者谈到。他在《畏庐文集》首篇《析廉》一文指出，贪赃枉法，固然可恨，但是这方面的“律身固已”还远远不够。“一日当官，忧君国之忧，不忧其身家之忧。宁静澹泊，斯名真廉。”贪财为贪，贪权贪势更贪。有的青史留名者“任气以右党，积偏以断国，督下以诿过，劫上以迁权，行固以遂祸，挑战以市武，朘民以佐欲，屏忠以文昏，其人日沛然自直其直，以为廉”。清廉者一有贪权贪势之病，祸害往往不比贪财为轻，重者可以“劫君、绝民、覆国”。

    自冒清廉者的驱动力不外乎“矫”，这是《畏庐文集》第二篇《黜矫》处理的话题。“矫”是一种必需严加防范的毛病：“盛生矫，矫生闇，闇生决。矫闇之人，而护之以决，授之以柄者，必无幸矣。”这样的人往往假公心行私欲，有极大的欺骗性和煽动性：“匿欲者言义必工，浅谋者论事易动”，一旦这类野心家得逞，那是全民的灾难。“国无政而令矫闇者得行其志，吾属虏矣！”对那些藐视死亡、愿意以身试法的“英雄”，他察觉出他们身上的矫、闇、贪。在《续司马文正〈保身说〉》一文他写道：“危吾言，张吾气，盛吾党，前颠而后踵，既振而复焙，以万金之躯市一字之史，无救于国，徒戮其身，此何为者？”这些文字正可谓谭嗣同的写照。文中林纾讨论的是东汉末期一段历史，李膺、杜密死于党锢，郭泰、申屠蟠命运迥异。郭泰专事教育，形成一种舆论影响，林纾甚至颇有以郭泰自况之意。“然则处东汉之时，居李（李膺）杜（杜密）之位，所以待群小者，如何而可？曰：志在讨贼，才不至焉不可；才足讨贼，权不属焉不可；权属矣，而不得其时，据其势尤不可。郭、申智者，故翛然而行。”如果司马光讨论东汉党锢的目的是认识他自己时代的政治，那么林纾也是以此检讨清末的有为与有所不为。“才足”、“权属”、再加上时机成熟，那就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其过程必然是渐进、缓慢的。他还举了一个例子：“有人夜行经江村，乘北风而吟。甫出口，群獒夺门而嗥，掇石而投，獒来益众。”假如数人结伴，又当如何？“苟联袂而行，倡和相属，必有愈怪而愈厉者。况又掇石以投，搦其怒而使之必噬乎？”他难道不是在反思戊戌年间的大改革中个别“矫闇者”的行事风格吗？他真正关心的是责任重大的改革者应该如何谨慎从事，而非个人如何“明哲保身”。在复杂的情势下，聚徒结党，“倡和相属”，主动挑衅，只会速败，而当事人内心深处并非没有“矫闇者”自私的动机。林纾的这种思想在中国的激进传统中是非常另类的。

    《畏庐三集》中有一篇文章又涉及戊戌变法时的党祸。理解忠臣烈士的苦心，是难之又难的。林纾在《赠金生锡侯序》里比较了他的老友、清宗室寿伯茀与“忼爽之士”的不同品质。甲午之后，寿伯茀也是维新派，戊戌年考中进士，百日维新期间还蒙光绪召见，但是他在风格上与放言高论者迥异：“吾友寿伯茀先生生时与语国家，蹙蹙之状，恒惭慨引为己责，其视忼爽叫呶、凌诋一切、貌为忧伤者亦远矣！党祸既兴，逻骑四出，所谓忼爽之士，戚戚患其染，豫走散伏匿。”党祸之后，“豫走散伏匿”的“忼爽之士”除了康梁，还有谁呢？这是林纾对康梁这两位大人物非常直接、严厉的批评。该文写作时间不详，题目下还有几个小字：“此稿久遗，觅得补入。”改革者必须引“忼爽之士”为戒，不然国难未有穷时。林纾在新文化运动几位擎旗人身上看到的还是那副“忼爽叫呶、凌诋一切”的派头。他还在《赠光禄寺卿翰林院庶吉士宗室寿富公行状》一文写到他的寿伯茀：“论天下大势，以力泯满汉畛域为先，立知耻会，勉励八旗子弟敦学。议者颇有异同，公慨然无所恤。”思想自由者首先必须面对异议“慨然无所恤”，没有这样的气度，势必不容他人立异，然后四处树敌，危乱大局。相比而言，寿伯茀才是更值得敬仰的改革者。辛亥后，康梁回国，林纾也与他们交游，他在赠康有为《万木草堂图》上的题诗中有这样两句：“历历忠言今日验，滔滔祸水发端微。”假如康有为在与革命党人辩论时发表过的反对激变的文字称得上“忠言”的话，那么他在戊戌时的一些鲁莽灭裂的党人言行是不是也得为“祸水”的发端负责？严复在1916年的私人信件里对康梁有一段苛评：“吾国自甲午、戊戌以来，变故为不少矣。而海内所奉为导师、以为趋向标准者，首屈康梁师弟。顾众人视之，则以为福首，而自仆视之，则以为祸魁。”林纾以为然否？

    林纾走上译述之路，魏瀚（字季渚）起过关键作用。魏瀚是中国海军舰船设计制造的先驱，但是他在马尾船政局并不顺心，另谋职位，又遇阻力。林纾鼓励魏瀚北上，在给他的信上，问起他“所制铁舰”的近况，又谈及晚清新政之难、魏瀚个人之难。或许问题出在士人急于表现自己，建立功勋：“有分功之思，则觖望之事弥甚于仇雠。故凡语言酬应，精神稍不相属，引憾已足刺骨。况又忼爽质直，自行己意。此人言之所以不直于执事，必欲求逞者也。”他希望魏瀚坦然自信，“勿见才，勿任气，苟有报国之事，以诚恳雍容出之”。这才是一位合格的改革者应有的风度。

    ■传统文人好说生不逢辰，虽有满腹经纶，报国无门，仿佛朝廷委以重任，做了宰相，世界才是公道的，自己才有机会施展抱负。其实读书人从事一业，惠及百姓和地方，也是服务社会，报效国家，林纾就把教书、翻译当成他的事业。

    ■自我怜悯、无病呻吟乃是传统中国文学中的大病。这种病态的自我关注，削弱了诗人的移情和认知能力，需要弗洛伊德所阐述的“现实原则”加以制约和纠正。林纾的诗人观是民主平等的，非浪漫主义的，与摩罗诗人观异趣。他并不相信诗人有什么资格自称人类的楷模或立法者，反之，诗人应该是社会里普通的一员，没有什么想当然的特权，也得学会谋生的本领，养家糊口。

    ■林纾走上译述之路，魏瀚（字季渚）起过关键作用。魏瀚是中国海军舰船设计制造的先驱，但是他在马尾船政局并不顺心，另谋职位，又遇阻力。林纾鼓励魏瀚北上，在给他的信上，问起他“所制铁舰”的近况，又谈及晚清新政之难、魏瀚个人之难。或许问题出在士人急于表现自己，建立功勋：“有分功之思，则觖望之事弥甚于仇雠。故凡语言酬应，精神稍不相属，引憾已足刺骨。况又忼爽质直，自行己意。此人言之所以不直于执事，必欲求逞者也。”他希望魏瀚坦然自信，“勿见才，勿任气，苟有报国之事，以诚恳雍容出之”。这才是一位合格的改革者应有的风度。

    ■自我怜悯、无病呻吟乃是传统中国文学中的大病。这种病态的自我关注，削弱了诗人的移情和认知能力，需要弗洛伊德所阐述的“现实原则”加以制约和纠正。林纾的诗人观是民主平等的，非浪漫主义的，与摩罗诗人观异趣。他并不相信诗人有什么资格自称人类的楷模或立法者，反之，诗人应该是社会里普通的一员，没有什么想当然的特权，也得学会谋生的本领，养家糊口。

    ■林纾走上译述之路，魏瀚（字季渚）起过关键作用。魏瀚是中国海军舰船设计制造的先驱，但是他在马尾船政局并不顺心，另谋职位，又遇阻力。林纾鼓励魏瀚北上，在给他的信上，问起他“所制铁舰”的近况，又谈及晚清新政之难、魏瀚个人之难。或许问题出在士人急于表现自己，建立功勋：“有分功之思，则觖望之事弥甚于仇雠。故凡语言酬应，精神稍不相属，引憾已足刺骨。况又忼爽质直，自行己意。此人言之所以不直于执事，必欲求逞者也。”他希望魏瀚坦然自信，“勿见才，勿任气，苟有报国之事，以诚恳雍容出之”。这才是一位合格的改革者应有的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