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歆耕：“走进”小偷的世界

    “职业只是谋生，对文学和写作的爱好才是精神上的支撑。”身为《文学报》的主编，陈歆耕在报纸上开辟“新批评”专刊，靶子对准贾平凹的《古炉》、王安忆的《天香》、马原的《牛鬼蛇神》……火药味十足，屡屡使平静的文坛波澜起伏。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十分赞赏陈歆耕的做法：“管他有多大的名气，多显赫的地位，该‘骂’时照样骂……写文章、办报纸，都应该少拍‘马屁’，多拍‘虎屁’。”的确，在立论作文上，陈歆耕求正义，道真言，用评论家李建军的话说，“他的文字犀利而不失厚道，活泼而不流于恶谑，体现出的是一种值得称道的健康文风和良好教养”。

    陈歆耕不但将报纸经营得活色生香，还在《羊城晚报》、《新民晚报》开设专栏，又在业余时间完成了报告文学《猫鼠博弈——小偷回忆录》（作家出版社）和文化随笔《快语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谁是“谋杀”文学的“元凶”》（复旦大学出版社）。

    《猫鼠博弈》的写作，缘自陈歆耕去镇江参加文学活动，偶然得知一位名叫胡雪林的警察反扒功夫神奇，胡雪林迷上反扒后第一年就抓了600多个小偷，其中有一个月抓了118个小偷。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一桩桩案例：一个法院的书记员，带着四个犯罪团伙，一路走一路偷；一个民间的演出团体，很多是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一帮人演出一帮人行窃……不仅仅是反扒的故事能吸引读者，更关键的是，反扒所透露出的社会信息。

    “我想对小偷犯罪心理做一个社会调查。”《猫鼠博弈》并非只是反扒的英雄事迹，而是将思考进一步延伸到社会层面。在他繁忙的报纸编务之余，历时三年多时间陆续直接采访了胡雪林及相关人员，挖掘和表现胡雪林嫉恶如仇、无私崇德、机智勇敢、悲悯劝善等精神的同时，陈歆耕更多的是跑去看守所，采访小偷的生活环境、教育程度、父母职业、交友情况以及第一次扒窃的时间、为什么反复从事小偷行业……

    胡雪林的反扒事例太多了，陈歆耕最后挑选最精彩、可读性最强、最能反映社会信息的材料，写了28个故事。即便口述实录或呈现事实，陈歆耕似乎也很节制，以至于在阅读的过程中会有一种不大过瘾的感觉。比如胡雪林为何义无反顾地走上反扒道路，有没有动摇过？比如在抓小偷的过程中是否应该有更精彩的故事，为何没在作品中更多展示？陈歆耕如此释疑：“在和胡雪林聊天时，我曾反复问他，进入行当的动机和原因是什么。报告文学无法像小说那样展开过多想象，一个人走上什么道路，有很大偶然性，不可改变自己的命运。至于抓小偷的过程，并不像我们通常看到的侦破案件那么情节曲折复杂。如果那么写的话就得虚构，报告文学又是不需要虚构的。我没有过多渲染加工，是本来面貌的呈现。”

    要求报告文学讲究文学性是可疑的，陈歆耕说，在文字上，他追求真实性和准确性，不掺杂任何想象的东西。采访调查写作的过程中，陈歆耕的身边始终带着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菲利浦·津巴的犯罪心理学专著《路西法效应》。菲利浦·津巴用实验考察人的品行在某些特殊情境中渐变的过程——“好人或一般人如何转变为为非作歹的过程”。这和陈歆耕的某些想法是契和的。在作品最后一章，他跳出胡雪林的事件，做了一个分析。

    “从28个小偷的口述实录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情境’在他们的人性下滑轨道中发挥着多么强有力的无形推手的作用。”陈歆耕说，在对小偷心理调查之后，他发现，社会道德情境的滑坡对人的犯罪的影响，是导致小偷犯罪的最重要的原因；一个小孩的童年的生活环境，对他将来走什么道路有很大影响，小时对管理和教育处于不良状态，放纵或没人管教，长大后很容易出现问题。另外，他还发现其他一些导致人性堕落的因素，比如受教育程度。在接受调查的小偷中，几乎没有发现受过高等教育的。“在小偷群体中为何聋哑人特别多？这是需要有关部门给予特别关注的社会现象。如何完善社会救助机制，给他们提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等等，都是很具体的问题。”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小偷中也有些人家里有房有车，为什么生活优裕的人也会偷？陈歆耕说，当人对财富欲望超出自己的能力时会有心理差距，如果没有能力弥补这一差距，偷窃就发生了。这是常见的心理学现象。

    陈歆耕在采访中发现，警察的思维方式相对简单：就是抓小偷。若问这些人为什么成为小偷，他们只回答四个字：“好逸恶劳”。不再做任何深究。而陈歆耕思考更多的是：怎么能够使自己的作品推动社会改造和进步。当然，文学更多的还有审美，面对社会问题和生活真相，引起社会对这些现象的警醒并寻求疗救的途径。从事教育、搞社会学研究的、民政部门的或社会慈善机构的、从事劳教改造的，都能从书中获得有用的信息。比如监狱对犯人的改造，最重要的是对心理的改造、对价值观念的改造，如果他们价值观念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反复进入这个行当是正常的现象。监狱里要让他们树立正常人的思维观和价值观，使他们有尊严感，如果能达到这个目的，改造会更成功。

    在这些年的报告文学创作中，有一种看轻事实的迹象。而陈歆耕的报告文学，充分表现了真实的魅力和理性的力量。“我有20年在《解放军报》，部队培养了我的正义感，性格温和，是非上毫无顾忌。”他说，生活中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挖掘，要有探究真相的冲动，否则就不能保持持续写作的兴趣。本报记者 舒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