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张彦老

    张彦老今年已经90高龄了，是国际、国内知名的记者，也是外文局的老前辈了。我如今虽也在外文局下属的新世界出版社工作，但余生也晚，进入外文局就更晚了。张彦老1989年离开工作岗位的时候，我连外文局的大门还没进过呢。但在新世界出版社工作这十几年中，是不是从来没有听到过他老人家的大名呢？确也不是。因为他那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不仅许多人都知道，更由于他晚年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记者的敏锐，始终关注着国家和世界的前途和命运，坚持实事求是，认真回顾自己一生的经历，写下了许多真实的感受而赢得很多人的爱戴和敬重。其中已由外文社退休的陈友升先生时不时会到我的办公室来坐一坐，有几次他跟我说到了张彦老。从他说话时充满了敬佩的语气和表情，我不仅知道了他老人家的大名，也心生敬仰，真想能再多了解一些，最好是能亲聆教诲。但总归是缘悭一面。

    可机会又是说来就来。今年6月上旬的一天，我外出办事回来的路上，先是接到我社总编辑张海鸥的电话，告我社里接到局里交来的一部老先生的书稿，经过领导反复考虑，认为还是由我做责编为好，但对方要求尽快出版。并说一会《今日中国》杂志社社长呼宝民会给你打电话征询你的意见并告你那位老先生的联系方式。说实话，我近一时期手头工作特别忙，有大量的组稿和编辑工作在等着我，特别急的就是《想念史念海》《想念张政烺》和《情系国计民生——政协提案的故事》（五、六辑）都正在组稿和编辑之中，真是无法分身啊！何况对方还要求尽快出版，我怕完不成任务。正当我想推掉时，呼社长的电话来了。他告我稿子的作者就是他们社的老记者张彦。我一听，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这就是“缘分”啊！回到办公室后，我马上给张彦老打电话，询问稿子的情况。他说稿子已基本好了。我说那就明天上午去您家取。就这样，第二天的上午我见到了心仪已久的老人家。虽是初次见面，但稍事交谈，就好像熟人一般。我递上名片，他看过后，马上问我：“《想念季羡林》就是你编的吗？”见我点头，他接着说：“我弟弟张光璘提起过你，说你们合作得很愉快。”因张光璘先生，我和张彦老的关系又进了一层。他说：“是我点名要由新世界出版的，但没想到由你做责任编辑，真是太好了。”“我一直想拜访您，亲聆教诲。今日如愿了。”于是，他老人家把准备好的稿子交给我说：“你拿回去好好看看再说。当然了，我希望能尽快出版。”“请您放心，我会抓紧的。有问题我会及时和您沟通的。”

    就这样，我开始了紧张的编辑工作。先是和美编一起制定了版式，考虑到作者年事已高，字体应该大一些，版面尽可能疏朗一点，就用十六开大小的开本。征得作者同意后，便尽快排出了校样。为了赶时间，白天在班上看，晚上还要拿回家接着看。一连几校，都是如此。每次我都把发现的自己不好解决的问题，如人名、地点、年代、时间、图注和需加的图片等记录在校样的旁边，送请作者阅正。这样一来，隔三差五，有时是上午，有时是下午，我便会骑上自行车赶到张老家中请教。待到把问题解决完后，我们俩便会聊一会天，话题多半是国际国内的形势。看得出他老人家还像当年一样，十分关注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给我的感觉，他一点也不像90高龄的老人，不仅面色红润，精神矍铄；且思维敏捷，思想活跃。因为认真读过稿子，看过他中年时的照片，我这时会不由得联想起他那丰富而坎坷的经历，依稀会窥到作者当年的模样。他早年在西南联大学习英语，积极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大学毕业，正赶上日本投降，他报名参加了美国新闻处组织的战地记者团，亲赴湖南芷江采访报道日本受降仪式，开启了记者的生涯。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他接受组织的安排赶往重庆，进入《商务日报》，开始采访报道备受国际关注的“国共谈判”。内战爆发后，他转到香港，在乔冠华的直接领导下，参加《中国文摘》的编辑翻译工作。1949年的10月1日，他在天安门的城楼上用手中的照相机记录下了新中国诞生的那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1952年，北京举行开国以来首次大型国际会议——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他参加中国记者团，负责编辑出版大会的中英文每日新闻公报。1955年，他又随同周恩来总理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出色地完成了大会的宣传报道工作。正当他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一场反右的狂风骤雨改变了他的命运，一个莫须有的“反党分子”的罪名竟折腾了他长达20多年。从此，他离开了自己心爱的记者工作，被发配到农村劳动改造。其后，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狂飙中，他更是首当其冲，先是关“牛棚”，后是被“扫地出门”，送往农村再次接受劳动改造。就是在这样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没有被压倒，更没有丧失信心，而是通过在农村的实际生活，了解到了中国农村社会的真实情况，亲身体验到了农民的疾苦和善良，并和农民建立起深厚的友谊。这样的现实不仅教育了他，也迫使他认真思考：我们当年参加革命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一切都为他后半辈子事业发展做好了准备。1979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不仅气象一新，他的沉冤也终于获得彻底平反。此其时也，敌对了30年的中美关系正常化了，出于外宣工作的需要，他被派往美国担任《人民日报》首任驻美记者。由此开始了他的新的记者生涯。他针对中美两国隔阂多年造成的互不了解的现实，坚持实事求是的主张，把自己了解的中国的真实的情况报告给美国的朋友和人民；同时深入到美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和上上下下的美国人交朋友，了解他们的政治信仰和实际生活，将亲眼所见和亲身感受真实地记录下来，让国内的广大读者了解、认识一个真实的美国。他在那样一个年代发回的一系列美国真相的报道，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当然了，在其背后，他又经历了怎样的艰辛和努力，那个时代的人们是可以想见的。

    我上面介绍的这些是书中前面的主要内容，是作者的一生经历；后面的部分则重在记述作者同一些中外名人的交往，其中最感人的是《手足之情无国界》这一篇，内中回顾了他同美国几位当年援华抗战的“飞虎队”战友的深厚友谊。作者谦虚地说：“我这一生就干了这么一件事！”我理解他强调的是中美友谊这件大事！因为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我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美国就组织了“飞虎队”来华抗战。当时还在西南联大读书的作者就和他们中的几个进步的美国士兵经常交往，结为朋友。抗战胜利后，贝尔等三位美国士兵在重庆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那张历史性的合影照片至今还陈列在国家博物馆里。其后，中美两国睽违多年，一直到1979年，作者赴美任职，才又同老朋友们欢聚畅谈，并且一直把这种纯真的友谊保持、发展到如今和他们的第二代。可以说他们见证了中美友谊！

    全书最大的特色在于一个“情”字，不管是讲亲人、讲友人、讲工作，你都可以切实体会到作者融入其中的那份“亲情”、“友情”和“真情”。唯此三情，构成了一个感情充沛的永不衰老的张彦老。我坐在他的对面，听他阐述这些“情”时，很震撼！颇有点“位卑未敢忘忧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