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

    刘震云的作品在当代文坛的实绩，可从他的《一句顶一万句》获得茅盾文学奖得到某种印证。

    他别具风味的叙事体系在于其角度，语言，空间都给人耳目一新，千变万化之感。但万变不离其宗，有些特质是他一直保持的。那就是其作品内在的现实主义精神。

    作为“新写实”的标杆之一，刘震云叙述中最为人称道的当属“零度描写”。然而，如此“观棋不语”的风格并不是他从最初便具有的。“ 刘震云小说的第一叙事时段(早期)《塔铺》、《新兵连》时，叙述人称是第一人称“我”，“我”既充当叙述者，同时也是小说中的人物，参与故事的进程，并做出价值评判。比如《塔铺》中的“我”，叙述自己同李爱莲的爱情故事，实际上是主人公。而《新兵连》里的“我”，虽已不是主人公，但却是一个观察者。这两部作品中的“我”，可以明显感到他们的价值评判代表“隐含作者”的声音。小林在无奈中趋向沉沦，于沉沦中则见出愤懑与不甘心。叙述者冷静叙述，隐含作者的价值评判显然不完全在小林一边。‘先考虑大白菜为好’，日常琐碎的物质性已经极大地压抑和扭曲了人的精神和情感，暗含着隐含作者的否定与批判以及复杂矛盾的心情。” （郭宝亮，2009） 对于刘震云来说，接近“零度”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干预得越来越少，说的越来越少，直到让书中人物自由地发出声音——“对于写作者而言，一开始你会觉得有话要说，最后你发现是书里的人物有话和你说。我写的人物，从社会层面来看，的确是底层劳动人民，但是作为一个作者，我从来没把我写的人物看成底层的小人物，也可能我写谁时，谁就是这世界上最大的人物。最好的角度是自然的角度……”这就是为什么他的作品中从没有高大全式的人物，即使有偶像也与普通人别无二致，因为他要描写自然的生活。

    对于刘震云的语言，一位山西籍作家如此评价：“……此种语言的特点是朴实而日常，且又特别地及物。试将赵树理的叙事话语和刘震云的叙事话语搁在一起，其总体风格的一致性就很明显了。” （王春林，2011） “特别地及物”这个词算是生动形象地表现了两位作家写作语言的最大特性，但是最大特性并不代表所有特性，也断不会因此而得到总体风格一致性的推论。赵树理所作是有改变的希望，教育的意图在，因此他的写作更恰切地说是干部工作指南，而刘震云的意旨则在于最大限度地暴露而非解决，他所描摹的生活状态并不是任何方法论能够解决的。

    此外，刘震云的叙事空间在地理上被经常性分为乡村类和都市类，而以灰色为基调则被认为 “十分明显地表现出对乡村和城市的双重失望。促使其笔下的乡村和都市都呈现出一种“荒野”景观，他甚至直接以《都市荒野》来为小说命名。” 其实刘震云的小说世界未必分为乡村与都市，甚或将二者一概观之为“荒野”。依笔者看来，刘震云概念架构中的分野应是故乡与非故乡。故乡并不实指某地，而是情结。例如“手机”中，老家并不是严守一的故乡，严守一的故乡在他奶身上，在年轻时的彩云妈身上。无论何地何人如何变动，严守一他奶和记忆中的彩云妈永远给予严守一对于温暖，安全的笃定。甚至在故乡相处流传中，众人逃亡式迁徙的路上，一提起故乡，就有了牵挂，有了眷恋，召唤出人性。“在我的小说中，有大约三分之一与故乡有关，这个有关不是主要说素材的来源或以它为背景等等，而主要是说情感的触发点。”而故乡非一地之域的概念在《一句顶一万句》中体现得最为鲜明。“在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里，他不仅消解了家被赋予的各种意义，而且重新审视了家的本来意义。” 私塾先生老汪死了幼女灯盏，难以摆脱悲痛的他携家带口从河南到了宝鸡，“突然心情开朗，不伤心了”，这便是所谓“心安处即是故乡”。而双重失望，其实只有一个诱因：人性的迷失。无论乡村都市，只要出现自私自愚的身影，就是荒漠。

    也有论者认为，刘震云的小说中内容与态度虽有对现实的疏离，但又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特色，对现实保持着一种批判的眼光。这种始终持冷眼旁观的态度，加上对现实中一些变异，扭曲，麻木之人事的冷峻描写，可以判断刘震云受鲁迅作品影响较大。而刘震云自述的一句话是他与鲁迅精神关系最好的注脚：“鲁迅先生说的那种独自彷徨的状态，我现在特别能理解。如果说写作有什么愉快，是在这个地方，如果有什么苦恼也是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