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补精英历史与大众历史断裂的创举

    《诗说先秦史》、《诗说两宋史》是个非常大的创举。

    目前文化事业发展中有一个很大的断裂，精英的工作与大众文化的传播好像完全是脱钩的，精英所做的工作范围越来越窄，当然这些工作也是必要的，但不能只做这些事情。如果所有的人都只做很窄很小的题目，那大的事情谁来做呢？尤其是提高全民文化水平，提高全民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了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现在没有人做，没有人真正认真的研究这个问题。所以在老百姓中泛滥的是所谓的“戏说”，有的电视剧甚至不忍目睹。虽然不能用历史事实来要求文艺作品，但是有的作品实在“戏说”得太出格了，这些作品无法让大家学到知识，无法让大家得到精神的提高和享受。所以必须要有人来做普及的工作、大众文化提高的工作，但是很多有学问的人往往不愿做，觉得是小菜一碟，没有太大的价值，不能传之久远。而真正在做大众普及工作的人所拥有的专业知识又太过有限。由此可见，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脱钩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很需要有学问的，尤其是顶尖的学者来做大众文化传播工作。龚延明先生的《诗说先秦史》、《诗说两宋史》让我们很感动，书中每句话都有出处，旁边还有注释，不是随便来讲的。龚先生在宋史研究、中国历史研究方面都是顶尖的人物，能够放下身段做造福于百姓、造福于文化的工作，我们是非常敬佩的。

    文、史、哲在中国原来是不分的，是合在一起的。可是到了后来，特别是西方学术进入中国后，文史哲分得很清楚，没有一个很好的结合。目前，西方也在回归文、史、哲跨学科的研究，而且这种跨学科研究在当前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要做到使文、史、哲相互沟通，将文史哲重新汇集在一起，并运用现代的手段，通过媒体、绘画，造福国内外大众，尤其是孩子。龚先生在这一点上也是走在最前列的。1990年，他主编过一部《绘画本中国通史》（六卷本），这套书影响很大。我在国外的孙子很爱看，连带中文、历史一起看。

    现在，龚先生又向前跨出了一歩，将诗与史结合在一起，撰写了一套《诗说中国史》（八卷本），内涵富于学术性。龚先生从一开始就将绘画、诗歌与历史本身结合在一起，的确是一个创举。希望浙江古籍出版社在出了《诗说中国史》以后，出版诗、画、史结合在一起的图书，可采用小开本，走简装、平价路线。这不仅有益于国内，也可造福广大华侨子弟。国外华侨子弟的传统文化教育正是缺少一个简明易懂的范本，目前所出图书，往往太深、太厚，很难读，自然不易引起相关读者的阅读兴趣。《诗说中国史》中的插图非常漂亮，利于阅读。

    历史本身有两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事实的历史，另外一个层次是叙述的历史。叙述的历史与作者的观点、掌握资料的多少、取舍、重点有很大关系，怎样取舍，怎样详略，不同的作者写的都是不一样的。最好两个层面有个交叉点，虽然是叙述的历史，但是必须要依据事实，有根有据。龚先生对此做得比较好。他所撰的《诗说先秦史》、《诗说两宋史》，真凭实据正确地反映历史，这是对事实历史的尊重。更值得称道的是，用五言诗来叙述，琅琅上口，不枯燥，显得活泼。可以说，《诗说中国史》是将事实的历史与具有创新形式的叙述历史两者相结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创举。

    比如《诗说两宋史》，宋朝三百年历史那么复杂，该书的诗说两宋历史，却非常清晰，言之成理、事出有据。如果没有顶尖的学术修养，是写不出来的。

    反映正确的史实，要有进步的历史观。《诗说先秦史》、《诗说两宋史》，都有比较正确的历史观。从《诗说先秦史》中，可以看到作者的战争观、统一观和对先秦诸子的认知；从《诗说两宋史》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两宋的和与战、侵略与反侵略、统一与分裂、忠与奸以及宋与周边国家的碰撞所持的观点与立场，均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正义感与进步史观。我和汤先生非常关注南宋历史。南宋虽是亡国之痛、偏安一隅，但南宋的社会发展却对中国历史非常重要。临安的文化，可以说是首屈一指。龚先生《诗说两宋史》用进步的历史观，简明扼要地总结出宋朝历史，无可挑剔。

    《诗说中国史》用五言诗叙述中国通史的创造性文体，使读者读史能琅琅上口。《诗说先秦史》、《诗说两宋史》有重点地选择历史事实予以诗化表述，既符合历史真实、具有合理性，又能通俗地表达历史。真正的大众历史，就应该是这样。而要做到这一点，真的很不容易。如对《诗经》的阐述，《诗经》的发展历史很长，其中含纳了很多知识，很难概括，但是在书中龚先生用非常顺口的诗句进行了汇总，如“周朝有行人，职事系在身。随身携木铎，边走边摇铃。好诗即上闻，报至天子听。总集三百篇，大名即《诗经》。”与民间口头文学完全是一致的，不用看字，只听就明白其中表达的意思。真正通俗的东西，真正大众化的东西就应该是这样的。

    （据乐黛云教授在“《诗说中国史》专家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