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熊式一《天桥》的断想

    一

    综观20世纪中国文学史，至少有三位作家的双语写作值得大书特书。一是林语堂（1895—1976），二是蒋彝（1903—1977），三就是本书的作者熊式一（1902—1991）。

    这三位同时代人，不仅在中文文坛占有一席之地，更在生前就用自己的英文创作走向了世界。林语堂以散文集《吾国吾民》、长篇小说《京华烟云》、《红牡丹》等风靡欧美，蒋彝以图文并茂的散文集《湖区画记》、《牛津画记》等“哑行者”系列游记享誉欧美，而熊式一则以话剧《王宝川》和长篇小说《天桥》等赢得广大欧美读者的喜爱。

    然而，与林语堂的中英文著作早已大量出版、与蒋彝的“哑行者”系列等正陆续刊行相比，熊式一作品的出版和研究就严重滞后了。

    二

    严格地讲，虽然自20世纪20年代末起已在《小说日报》、《新月》等大牌新文学杂志上发表过译作，并且还得到过郑振铎、徐志摩等新文学大家的肯定，熊式一在远赴英伦之前，毕竟在中国只是小有文名。直到1932年底远涉重洋到英国深造，他的文学生涯才展现了真正的多彩多姿。

    熊式一的英文处女作——话剧《王宝川》，1934年夏由英国麦勋书局出版，大概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竟然一炮走红，好评如潮，奠定了他在英美文坛的地位。

    同年冬天，熊式一又亲自执导，把《王宝川》搬上英伦舞台，更是雅俗共赏，久演不衰。不久，瑞士、爱尔兰、德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相继上演《王宝川》。次年秋，《王宝川》又移师纽约百老汇，美国剧坛也为之轰动。从此以后，熊式一一发而不可收，他翻译了《西厢记》——这部译作特别受到萧伯纳的赏识，还创作了以“我国近代历史为背景”的话剧《大学教授》，等等。熊式一以擅长英文、独树一帜的中国话剧家的身份活跃于欧美剧坛。

    三

    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熊式一一直在英国。他一方面大力宣传抗战，发表了情真意切的《怀念王礼锡》等文；另一方面潜心创作长篇小说《天桥》，终于夙愿以偿。1943年《天桥》在战火笼罩的伦敦问世。这部长篇小说成为熊式一英文创作的第二个、也是更为引人注目的高峰，是熊式一更具代表性的作品。

    《天桥》英文版初版本上有英国桂冠诗人约翰 ·梅斯菲尔德的序诗，熊式一很看重梅斯菲尔德，明确表示他的序诗与作家 H. G. 威尔斯的评论和时任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的陈寅恪的赠诗一起，是“我心中最引以为荣的”。这首诗在香港和台湾出版的《天桥》中译本中均付阙如，这次在内地简体字版中首次译出与中文读者见面。序诗题为《读<天桥>有感》，梅斯菲尔德用浓郁的诗的语言概括小说主人公李大同的成长，其最后几句为：

    李大同准定能觅得

    他心灵安宁的寓所；

    盛开的李树将绽放

    白花像雪花般飘扬，

    上面有宁静的月亮

    在静海一般的天上。

    多么恬静美好的图景，梅斯菲尔德赋予了《天桥》更多的诗意。

    四

    《天桥》是一部气势恢宏的历史小说。它以江西南昌城外李家两代人建筑造福乡民的“天桥”为始终，通过李氏家族的兴衰，特别是主人公李大同非比寻常的从出生到32岁的曲折经历，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大地的巨变。

    李大同从私塾到洋学堂，到北京，到投身维新，到南下加入兴中会，到最后武昌起义建立民国，熊式一精心塑造的这个文学形象，既有他自己某些经历的投射，更寄托了他对未来中国的理想和追求。李大同的成长过程是晚清一代青年奋斗成长过程的一个缩影，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天桥》是一部成长小说，也无不可。

    有意思的是，《天桥》虚实相融。将真实的历史人物与虚构的小说人物揉和，将真实的历史事件与虚构的小说情节嫁接，是《天桥》的一大特色。孙文、李提摩太、袁世凯、容闳等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重要印记的真实的历史人物，一一出现在小说中。李大同置身于他们之间，与他们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使小说的人物因此更具实感，小说的情节因此更加跌宕，《天桥》也就更具浓郁的时代气息。

    五

    回顾一下中外《天桥》接受史是很有意思的。

    英国作家 H. G. 威尔斯在他的回忆录中特别提到《天桥》，敏感地指出：“我觉得熊式一的《天桥》是一本比任何关于目前中国趋势的论著式报告更启发的小说，从前他写了《王宝川》使全伦敦的人士为之一快，但是这本书却是绝不相同的一种戏剧，是一幅完整的、动人心弦的、呼之欲出的画图，描述一个大国家的革命过程。”他强调的是自己的阅读经验，他从《天桥》中读到了一个古老大国的“革命过程”。

    史学大师陈寅恪关于《天桥》竟留下两首七绝一首七律，数量之多，不能不使人感到有些意外。陈寅恪的诗早已脍炙人口，不必再详加征引，需加说明的是两点：一、他首次把熊式一与林语堂相提并论，所谓“海外林熊各擅场”，而且林语堂的《京华烟云》是“北都旧俗非吾识”，他更“爱听天桥话故乡”。二、陈寅恪当时在伦敦治疗眼疾，听读《天桥》，才有“故国华胥宁有梦，旧时王谢早无家”的感叹。正如熊式一在《天桥》中文本序中所说的，《天桥》述及戊戌政变中陈氏之祖之父都被革职永不录用，因此百感交集也。

    史学家余英时在讨论林语堂的海外论述时，也提到了熊式一，并对陈寅恪写熊式一《天桥》的第一首七绝作了解读。余英时认为这首诗“通篇借林语堂来衬托熊式一”，“字面上几乎句句偏向熊式一”，越是对熊式一恭维，越显出林语堂在海外文名之隆。这是一个独特的视角，自成一说，但熊式一的文名不可忽视，也自不待言。

    熊式一亲自执笔译成的《天桥》中文本早在1960年就在香港问世，但迄今出版的各种香港文学史著作大都未提及《天桥》，令人诧异。唯独香港出版的《香港文学书目》给予《天桥》一席之地，认为熊式一这部小说“无论写人写事都写得活泼风趣，破除成见”，从《天桥》可见熊式一“想写出中国和西方的真貌，而不欲互视对方为稀奇古怪的国家和民族”。 

    2003年台湾正中书局出版《天桥》中文繁体字增订版，王士仪教授在序中提出熊式一是戏剧名家，他用“戏剧的结构来‘造’他这本《天桥》小说。以喜剧的形式，达成他所说历史的讽刺。这部小说中戏剧核心结构是什么呢？引用亚里斯多德的创作方法，熊老是在重塑历史社会环境中，主人翁面对冲突事件的抉择，由抉择中展现一个人的心灵，即品格，也表示思想。这本小说不仅有一连串冲突事件的好结构，而对冲突行为的抉择更能引人入胜”，这个观点值得注意。

    六

    《天桥》英文本在1943年出版后，当年就再版四次，1944年又再版四次，1945年再版两次，真可谓洛阳纸贵了。1969年，《天桥》英文本又由台北“中央图书出版社”出版台湾版。

    《天桥》中文本由作者亲自译写，1960年由香港高原出版社初版，1961年和1962年又出版第二、三版。1967年，《天桥》中文本由台北正中书局推出台湾初版，2003年又增订再版。

    对《天桥》英、中文的版本源流作上述简要介绍，想必并非多余，至少从这么多英、中文版本可见《天桥》在海内外长久不衰的影响力。

    在《天桥》英文本问世7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天桥》中文简体字本终于问世了，《天桥》英文内地版也即将问世，于是写了这篇不像样的断想以为贺，并希望以此为契机，推动内地学界对熊式一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