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美彪：四平调的“八零后”

    蔡先生是1928年3月生人，掐指一算，已经接近米寿了。这样的老人似乎只应该属于太极拳和京剧的依依呀呀。蔡先生却有点不同。我在中华书局参加他的新书出版座谈会上，有编辑提出编一套大部头历史丛书，请他做主编，他说：“我虽然是八零后，但还能写书，暂时就不编书。”

    我手里掂着厚重的《辽金元史考索》和《学林旧事》，是敬重的，但对老人家的豪言壮语，未必没有存疑。没想到一个月不到，他的《中华史纲》新书发布又召开了。这时候我才发现，当时老先生给我留的电话号码，居然是办公室的。

    老先生留给我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他拿出要惠赠的书，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直接给我，而是翻开来，很熟悉地翻到某一页，再某一页，一边涂涂写写，一边解释说：“我编校了好多遍，还是有几个错误……”古人说，校书如扫落叶。虽然落叶难以尽扫，但我分明看到了老先生奋力挥动大扫帚的身影。

    一

    采访在办公室里进行。没有别的繁杂事物时，老先生就在社科院近代史所那间再素朴不过的办公室里，在四壁的书架之间，与古籍为伴，与历史为伴。

    蔡先生17岁之前生活在天津卫，中小学乏善可陈。唯一的“大事”是上夜校。创建南开的严修（范孙）晚年还创立了崇化学会国学专科学校（现在天津“崇化中学”的前身），1942年开始开办国学讲习班夜校，在文庙明伦堂授课。本着留存和传承传统文化的使命感，讲的人不收费，听的人全免费，来去皆自愿。当时在中国，类似的夜校和讲习班不少。十三四岁的少年蔡美彪便每天晚上去听讲，学习写文言文作文，研读孔孟、《左传》、《说文》、《资治》等。那时的蔡美彪并没特别把这段学习经历当回事，他就读于木斋中学，理科成绩更好，没想过后来会毕生治史。他到现在还眼红中学同学于敏，同样是理科班尖子生，人家成了院士和氢弹之父，他做历史，“有什么用”。当年在数学课上，老师问，x的零次方是多少？连于敏都不知道，只有他蔡美彪回答正确：“等于零”，还被班上同学哄堂大笑。

    但命运自有天安排，对历史的浓厚兴趣，扎实的古文功底，都源自这段经历。19岁时，蔡美彪能用优美地道的文言文写出史学论文，一举获得专业认同，根源即在此。人生的辉煌，每每埋根于不经意和不起眼处。

    1945年，蔡美彪高中毕业，考取西南联大。正逢抗战胜利，不久联大迁回北京。他是从窗户爬上火车到的北京。一年后三校分离，各回各家，蔡美彪本来读的是北大历史系，但因为是天津人，被分回了南开大学。

    南开有个著名的张伯苓校长，常常给学生讲解“允公允能”校训，很重视体育，还有句名言常挂在嘴边：“人长着脑子，要是不用，还不如拿出来炒炒吃”，以此强调独立思考的重要。这三点对蔡美彪的影响可谓深远。此时的蔡美彪已经在史学研究领域崭露头角。他大二时完成学术处女作《辽史王鼎篆正误》。

    蔡美彪说，王国维聪明，又勤奋用功，但也不免有漏洞。王国维搞辽金元史前后不到一年，写了几十种东西，曾撰文论到蒙古族叫鞑靼，现在辽金史上却没有“鞑靼”这个名词，是因为讳言。另外，辽金文献中的名词“阻卜”就是指鞑靼，但没有提供证据，所以学界很多人都不赞成。蔡美彪的《辽史王鼎篆正误》就是讨论这一问题，他在辽和金的两处石碑上发现“鞑靼”字样，跟辽金史上所说“阻卜”相吻合，证明王国维“辽金时的阻卜就是鞑靼”观点正确。同时，蔡美彪又证伪了王国维所谓“元朝讳言鞑靼”的观点，元朝时，蒙古人自称鞑靼，对此并不讳言。

    文章寄给极有名望的学术刊物《学原》，主编徐复观当即寄来稿费表示采用。可是文章还没发表，天津解放，《学原》南迁。之后，《学原》于1950年在香港发表了这篇文章，而作者本人却直到二三十年后，才知道这篇文章在海外给他带来了学术声誉。

    文章是文言文写的，又是“与王国维讨论问题”，大家自然以为作者是与王国维同时代的，以至于1985年蔡美彪出访美国时，美国学者根本不相信他是《辽史王鼎篆正误》的作者，差点不让他进入会场。

    二

    1949年，在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被热烈欢迎入驻北平后半年，蔡美彪也进入京城。当年整个北京大学史学研究部只招了三个研究生，两个史学专业，一个考古。他是其中一个，研习蒙元史。

    今天的燕园当时还属于燕京大学，他去的校园在今天的王府井东厂胡同一号，这个曾经方圆四十八亩的大院落最早是明代特务机关东厂所在地，清代先后作为明史馆和镶白旗驻地，又作为私宅“馀园”，先后住过瑞麟、荣禄和黎元洪。日据时期，这里设立了日本文化渗透机构“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抗战后给了傅斯年做所长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大校长胡适也曾住在这里。世事变迁中，“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和胡适的大量藏书都留在这个院子里。建国后，这里是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先后住过范文澜、汤用彤、梁思永、张政烺、邓广铭、季羡林等。可惜后来小桥流水、戏楼亭阁全部被毁，盖起了近代史所大楼。富贵有余之意的馀园，几乎什么也没余下。

    蔡美彪于1949年走进这个院子，当真是“侯门一入深似海”，从此，他再也没出过这道门。不管馀园变成什么，蔡美彪守着这个地方的图书，还有他的一份事业，一晃就是一个甲子还有零。

    刚入校报到注册，当时主持校务的汤用彤就找蔡美彪谈话，大意是告诫他一定不要多听课。听名教授们的课，还不如读他们的文章和书，有问题再请教他们。做学问就要靠自己读书，自己做研究，研究生只有三年，别把宝贵的时间耗费在听课了。这教诲让蔡美彪终身受益。读研期间，他基本只学语言课，在东语系选修蒙文和阿拉伯文，在西语系选修法文，为日后的满蒙文字研究奠定了基础。

    研二开始，蔡美彪担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助教，先在郑天挺主持的明清史室，参与《明代农民起义史料》编校，不久被罗常培调去金石拓片研究室。元朝国师八思巴“采诸梵文创为蒙古字”，是为八思巴字，罗常培是我国最早做八思巴字和元代官话研究的学者。那时候管理没那么“规范”，但研究条件才叫好，艺风堂、柳风堂和北大自藏的石碑拓片就在办公室里，每日相对摩挲，比勘、拟目、校订，蔡美彪从中搜罗了一批八思巴蒙古字和译自蒙语的汉语白话公文石刻。

    当然，运动是不断的。1951年秋，蔡美彪去江西搞土改，次年春被派往内蒙等地考察地方语言，暑假回京时，情况已经大变，适逢高校调整，北大迁往新址，文科研究所撤销，三万余片拓片被装入麻袋，运到北大图书馆，不及整理，也不能借阅校订。

    蔡美彪不需要做论文，就算研究生毕业了。中科院语言研究所新成立，蔡美彪便调过去，还是在罗常培领导下，编辑八思巴字汉语资料，最终两人合作完成了《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一书。虽然1953年后，蔡美彪调到近代史所，协助范文澜编《中国通史》，但八思巴字是他一个放不下的美妙世界。1982年开始，他又恢复了八思巴字研究，并独立完成《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一书。

    从1953年起，蔡美彪开始协助范文澜编写《中国通史》，可惜前四卷完成后，范先生去世，文革也开始了，蔡美彪的学术生涯中断，而且成了史学界第一批挨批的人。究其原因，是因为1961年，他写过一篇《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几个问题的商榷》（文章将被收入《文史存稿》，由中华书局出版），说农民战争不同于现在的革命，不一定都是进步的。这是反左的观点，但在当时，反左就是反毛泽东思想，引起学术界和军委老干部的愤怒，他们认为自己就是农民战争起来的，被蔡美彪给否定了。因此包括《红旗》、《光明日报》在内的报刊发了一百多篇讨伐文章，人民日报则以翦伯赞、吴晗和蔡美彪为例，认定近代史所是资产阶级学者霸占的史学阵地。蔡美彪现在回顾当时的轩然大波很安然，自称挨完批斗就成了逍遥派，躲在小屋里看书写书。

    文革后，蔡美彪中断的学术生涯重新续上，他接受下来三项大任务，一个是完成范老的《中国通史》。直至1995年，他主持编写完第五至十卷，截止到嘉庆朝，“古代史”结束，“近代史”开始，通史编撰工作告一段落，七十岁的蔡美彪也退休了。但他觉得这样用鸦片战争截断道光朝和清朝历史没有道理，应该补写道光到宣统部分，于是退而不休，继续与人合作，完成了第十一、十二卷。这又花了蔡美彪十年时间，从70到80岁。

    第二项工作是领命编中国地震史料，作为唐山大地震后全国减灾工作的一部分。由国务院发文，全国组织写作，每省一个组，成员包括地震学家、历史学家等，并设一总编室，蔡美彪负责总编，主持这项全国性工作，前后十年，出了七卷本的《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

    第三项任务就是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也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集团作战”，由郑天挺主持，蔡美彪任副主编，同时兼任《辽夏金元史卷》主编。

    三项工作彼此交叉，大概延续了二十年差不多。论及学者独立个体研究与多部门团体合作研究的差异，蔡美彪说，这是不同的研究方式，后者既需要个体研究，又是组织工作，很不容易。

    圆满完成洋洋十二卷的《中华通史》后，八十高龄的蔡先生将注意力转回到八思巴字研究和旧日论文的整理编订，推出了《辽金元史十五讲》（中华书局）、《辽金元史考索》（中华书局），《中华史纲》（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还有中华书局即将出版的《文史丛稿》以及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两本书。

    三

    在人生路上和学术路上，上有单位的调动、工作的需要、领导的任务、政治的要求，下有出版社的推动，蔡美彪每每不能自主，总是被拨来拨去，研究领域和研究题目的转换跳跃不小。他自称研究都是被动的，文章也是被动的，没时间也没机会主动写文章。好在他无论做什么，都埋着头往深处实处做，总期待在被动中也能做得像个样子。人生在坎坷和被动中，也终于像个样子了。

    当然也不是没有批评和质疑，有人提到蔡美彪的历史研究仍然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对此，蔡美彪毫不讳言自己就是唯物史观。他就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来讲历史，辩证法就是具体分析，反对教条。他说：“毛主席有句话，对学习理论非常重要，毛主席就是这样起家的，他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在于它的具体原理，而在于学习它的立场、观点、方法。这个很对。”他进而批评今天的史学思潮太乱。他也批评到文革后学术界的两大问题，一个是量化，一个是规范化。文章怎么能规范呢？最规范化的文章就是八股文。

    蔡先生还重申要“为语言的纯洁健康而斗争”，他对当前很多语言现象提出了批评，比如阿拉伯数字的滥用。中国的数量词和数序词不分，所以有“十二五”计划，十二是数序，第十二个，5是数量，5年。可阿拉伯数字大量代替汉字，就有问题了，汉字的“二十世纪”本来很清楚，但写成20世纪，语法根本不通。如果按英文用法，20后面得加th，表示第二十世纪，否则就要在世纪后面加S，表示二十个世纪。要不就要说“第20世纪”，这么混乱啰嗦，不是自找麻烦吗？又比如“粉丝”，蔡先生听着就反感。Fans音为“烦死”，“粉丝”音当为fence，篱笆，讲不通。另外，“丝”是复数的s，我是你的粉丝，我怎么成了复数？应该说我是你的烦（fan），我们是你的烦死。“粉丝”的语法也不对，语音也不对。汉字的词汇多得很，何必搞这不中不西的洋玩意呢？那是上海买办的洋泾浜！如今我们的电视台，广播电台不匡谬正书，反而推波助澜，看见新东西就跟着瞎说，这不行！

    蔡美彪总结自己：人生平淡无奇，文章平实简要，对人平易宽厚，一生平安无事。这就是他的“四平调”，是自我总结，也是自我期许。此刻，四平调的八零后老先生，平和地坐在办公室，面对着窗台上的唐代仕女小雕像，又开始琢磨起他的《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了。

    本报记者 陈洁

    蔡美彪新作：《辽金元史十五讲》（中华书局2011年7月）、《学林旧事》（中华书局2012年4月），《辽金元史考索》（中华书局2012年5月），《中华史纲》（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