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在批判中成长

    在自由至上主义者如米塞斯、哈耶克、斯蒂格勒和弗里德曼等人看来，凡是批判资本主义者，不是妒贤嫉能便是坏心恶意。他们针对“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问题发表的言论可资证明。这些人观点的偏执暂且不说，仅检视其看问题的角度就能明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浅薄让人咋舌。从上世纪70年末、80年代初开始，这些人的观点伴随一浪高过一浪的全球化进程时兴了近30年，上述例举的四人中，有三个人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随后，自由至上主义先是遭到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经济危机的迎头痛击，紧跟其后者是理论清算，清算的观点林林总总，集大成者是法国人吕克·博尔坦斯基和夏娃·希亚佩洛合作的皇皇巨著《资本主义的新精神》。

    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批判或研究资本主义精神者不乏其人，大家和名著层出不穷，下述作者及其代表作仅为例证：莫尔的《乌托邦》，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桑巴特的《现代资本主义》，托尼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格林菲尔德的《资本主义精神》。与上述名著相比，《资本主义的新精神》一书的特点何在？它“新”在什么地方？《乌托邦》与《资本论》的目的是批判资本主义精神的社会罪恶一面；《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及《宗教和资本主义的兴起》的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精神的宗教内涵；《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与自由》的目的是论证资本主义精神的天然合理性；《资本主义精神》的目的是把资本主义精神中的经济民族主义推向历史前台。通过比较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的新精神》的“新”表现于两个方面。第一，它把大行其道近三十年的资本主义新精神进行提炼和概括（见该书第三部分），灵活、自主、创新和全球化成为追逐的目标，以往资本主义精神中的规模、组织、纪律和服从是被清理的对象。第二，它视批判为内在于资本主义现实的本体性因素，这一因素与资本主义的成长、变化和发展紧密交织，是内在性关联的关系。

    何谓批判？中国人有过“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的痛苦经历，对“批判”一词的感悟刻骨铭心。造成这种印象的原因在于视批判为“骂”，实际结果是批判者平步青云的同时获得整人致“倒”甚至致死的快感；被批判者的下场是身败名裂，甚至身家性命不保。批判一词的含义仅凭一个“骂”字难展其貌，依据特定标准，进行利弊得失和优劣短长的评估性检验才是它的真容。这样的批判表现于外会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社会批判，二是艺术批判（第38页）。社会批判的目标直指人尤其是劳动者在劳动待遇、社会地位和与他人关系诸方面遭受的剥削和压迫；艺术批判则从人的类本质层面指斥资本主义现实对人的个性的压抑、自由的剥夺和人性复归的无望。马克思是这两种批判的集大成者，仅提两部著作，《资本论》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们便会承认此种评价言之成理和持之有故。

    依据如上对批判的理解和定位，《资本主义的新精神》尽其所能地展示批判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社会历史作用，如“批判可以影响世界”（第13页），“批判具有变革资本主义精神原动力的作用”（第27页），“批判是资本主义的变化因素之一“（第568页），“批判使资本主义发展”（第569页），等等。具体说，批判作用的表现有三：批判使资本主义精神不断地自我更新以适应变化了的现实的客观需要；批判使资本主义现实作出自我调整，以便呼应社会生活的客观要求；批判刺激资本主义用创新方式躲避矛盾和困难，迂回地推动资本主义发展（见第28页）。批判的社会历史性作用被自由至上主义者的偏执言辞所掩盖，但对资本主义现实、资本主义精神和批判三者互动的历史稍作了解便知，《资本主义的新精神》所揭示的批判的社会历史性作用是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例如，马克思穷毕生精力，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前无古人和后乏来者的批判，批判所针对的目标，如劳动者的劳动待遇、劳动条件和劳动保障诸方面，被19世纪后期及其以后的资本主义当权者所关注，并以立法形式不断改善劳动者的劳动待遇、劳动条件和劳动保障，19世纪后期以前劳动者的梦想部分地变成了现实。谁敢于和能够否认马克思的批判对资本主义自身变革的巨大社会历史性作用呢？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资本主义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少了这一部分，此种历史便残缺不全。

    批判社会历史性作用显现的原因何在？不是资本家的良心发现，也不在于资本主义当权者为选票而来的故意作秀，更不在于自由至上主义者的偏执性鼓噪，而在于批判对资本主义的承诺与客观现实之间关系的检验。

    作为一种社会历史形态的资本主义要获得自己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进而是合理性，仅靠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资本家的烧杀掠抢或稍后强盗式资本家的横冲直撞和强拆强夺是不行的，它要作出能稳住人、说服人进而吸引人的承诺，这种承诺不仅要有诱惑力，还要能以理论上的新颖别致和自圆其说表示自己的存在。不同时期的资本主义理论家作出了不懈努力，结果是出现于我们面前的三种以正当性论证为表现形式的承诺。第一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正当性。它承诺，资本主义比其他社会形态更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物质进步更明显，生产效率更高，在满足人的需要方面更有效能。第二是资本主义的政治正当性。它承诺，资本主义比其他社会如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更宽容，这种社会给个人以自我解放、自我选择、自我决策和自我实现的自由。这种自由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具有任何剥夺个人自由的天然权力。第三是资本主义的道德正当性。它承诺，鉴于人的自私自利本性，个人追逐自己的私利，以创新或满足他人需要的方式达到自我实现的目的，不仅具有道德正当性，而且具有道德优先性，这种道德正当性和优先性是个人值得追求的理想目标。把资本主义宣称的三种正当性及其具体内容加以概括，便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口号式表达：天赋人权、独立、自由和平等。

    资本主义在论证自己的正当性时作出了多种承诺，这种承诺恰好是批判介入资本主义现实的契机和突破口。资本主义的承诺像伊甸园一样美好，实际的社会历史事实又如何呢？检验理论承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便能发现，二者之间的强烈反差是一幅绝妙的讽刺画。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现实是“羊吃人”（莫尔语），工业革命以后的资本主义现实则是无处不在和无时不在的“异化”（马克思语）。被羊“吃”掉是人的肉体消失，劳动者的异化则是把人变为非人。种种情况都说明，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美妙承诺只不过是承诺，只有自由至上主义者才信以为真，现实生活中的劳动者发现，美妙承诺不仅对自己的悲惨生活无助益，而且还是导致自己生活悲惨的帮凶。

    资本主义的美妙承诺及基于承诺而来的正当性受到客观事实的强有力挑战，这种挑战直白无误地摆在包括资本家和当权者在内的人们面前，想否认不可能，以暴力应对这种挑战能够暂时和局部地解决问题，但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是饮鸠止渴，招致整体性灭亡是必然结局。摆在资本家和当权者面前的选择是艰难的，要么是顺势敷衍，使基于资本主义精神承诺而来的制度处于疲劳状态，资本家和当权者个人借机无所顾及地追逐私利，无意识地等待因革命爆发而灭亡；要么是逆势改革，适时和适当地调整制度，以使资本家和当权者个人的利益受到相应约束，让社会现实朝资本主义精神承诺的方向靠近。由资本主义的历史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往往是被逼无奈地选择后者。这种选择产生了有利于资本家和当权者同时也有利于平民百姓的社会历史后果，造成了资本主义腐而不朽和垂而不死的社会历史境况。

    资本主义现实、资本主义精神和批判三者互动的历史表明，资本主义精神的承诺是美妙的，资本主义现实是残酷不义的，批判对比和检验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让抽象难解的资本主义精神面对资本主义现实，用资本主义精神检验资本主义现实，检验的结果昭然若揭，资本家和当权者既无法否认也无法回避，剩下的唯一出路是资本主义现实的自身变革。资本家和当权者或许会厌恶甚至憎恨批判者及其批判，如对马克思的态度，但历史表明，批判是逼使资本义不断变革自身进而免遭灭亡的功臣，就像病人不得不吞服苦药或遭受外科手术之痛一样，不喜欢甚至憎恨批判，又不能不顾及和感谢批判。用经济学的术语说明这种情况，批判是资本主义的内生变量，用通俗的语言表达是资本主义在批判中成长。基于此我们得出如下结论，与以往研究资本主义精神的著作相比，揭示出资本主义现实、资本主义精神和批判三者之间的内在互动机制，是《资本主义的新精神》一书的最新颖之处，也是对当下的中国人最有教益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