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美与不美》一书差错举例

王保贤《中华读书报》（ 2012年08月15日 10 版）

陈远先生多年来致力于为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研究收集和积累资料，成果突出。他历时八年追踪采访而成的口述史系列《穿越美与不美》一书（重庆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共收录当代两岸三地35位学者的口述，其内容着重于口述者的“掌故趣闻”，力图向读者立体地展示这批“当代学术中坚”的成长历程和学术主张。笔者喜欢读这类书，读后的收获自然也不少。

不过，笔者现在还是想重申一下过去多次表达过的意思：整理口述史，一定要认真、仔细，准确地核对史事以及有关人名、地名、书名等细节。我在阅读该书的过程中，有个以前不曾明显有过的感想，总是时不时地会冒出来，那就是，如果整理者不去或者疏忽了对有关细节的核对，那么读者往往很难弄明白，书中出现的差错或模糊之处，究竟是口述者还是整理者造成的，而这除了误导了读者外，对口述者来说，也许更会觉得是个责任问题。

该书中整理的邵建先生的口述，错误比较多。比如，邵建说他在读高中时，读了“张春桥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姚文元的《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等书。（第226页）

《〈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引文中的引号应为书名号），是“文革”初期批判刘少奇的一篇著名文章，其作者并不是张春桥。根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的编者注，该文“由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王力、关锋起草，经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修改，作为《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发表在1967年5月8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6期和5月8日《人民日报》。这篇文章曾多次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送审稿中还加写了两段话，毛泽东所加的两段话及这一编者注，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322-32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至于说姚文元的“《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书名应该是《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姚文的主要内容的确是论证“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并认为它“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但其书名并不是“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姚文元这篇文章发表在1975年3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

另有一处，就是邵建提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去公社复试，正好赶上放映电影“《南斯拉夫的桥》”，结果是因看电影而放弃了复试，后来他一直也没有上过大学。（第224页）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恐怕大都知道，这部电影的片名就叫“《桥》”，它是南斯拉夫出品的（从逻辑上说，如果有一部叫“《南斯拉夫的桥》”这样的电影，那也不一定是南斯拉夫拍的；当然笔者孤陋寡闻，从来不知道有这样一部电影）。

邵建还说他读过“《公产党宣言》”，看过电影“《南征北站》”，这两处差错，倒比较容易辨别，那应该是“《共产党宣言》”和“《南征北战》”，是误排。

该书整理的陈之藩先生的口述中，有几处，把著名的潼关都写成了“通关”，但更要命的是，这个地名所在的那段话，想必任何一个读者读过之后，都会如坠雾中的：

抗战开始的时候，我是从北京出发，坐京浦路，到亳县，然后走路西北上，大概走十天，过了几个地方，我现在都不记得了，然后坐火车过通关。过通关的时候，我们趴在火车里，黄河对岸的日本人拿着枪乱扫。那种火车，没有窗户，是用来运兽类的，其实那时候，我们还不如兽类，身边到处是鸡屎牛粪。过了通关，火车门打开，正好经过华山，真是漂亮。之后，就到了西安。我在那里住了大概一年多，抗战就胜利了。（第28页）

笔者查了一下，陈远整理的陈之藩先生的这一口述，最初刊登于2008年7月3日的《新京报》，原文是：

抗战开始的时候，我是从北京出发，到安徽亳县，然后走路西北上，大概走十天，过了几个地方，我现在都不记得了。我到了那里，大概一年多，抗战就胜利了。

这两段话，前者的叙述比后者详细，但同样都有一个问题：抗战开始时，出生于1925年的陈先生才12岁，他就从北京出发（去陕西上大学），这本身就是令人怀疑的；如果不考虑这一点，那么，陈先生此行的终点是西安，方式是坐火车—步行—坐火车，这一段大约总共只有不到二十天，然后就到了西安，而在西安“住了大概一年多，抗战就胜利了”！——抗战八年，在陈先生的口述中，怎么看起来就只有一年多的光景呢？

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幸亏笔者手头正好有陈之藩先生的散文集《一星如月·散步》，集子中1999年12月8日的《日记一则》，有对他当年学生时代生活的片断回忆。原来，1937年抗战开始的那一年，陈先生刚从老家到北京，虽然他“还差一年小学毕业”，到北京后却“考起中学来”；他整整六年的中学生活，都是在北京度过的；陈先生离开北京到陕西读战时的西北工学院，当在1943年的夏秋之交；还需要订正的是，战时的西北工学院，并不在西安，而是在汉中城固的古路坝，陈先生日记中记得很清楚：他在西安并没有停留，过西安后，经马嵬坡、虢镇，然后在“凤翔军训半年”，“在古路坝的西北工学院一年，抗战就胜利了。”（见陈之藩：《一星如月·散步》，黄山书社2009年6月，第167-181页）

《穿越美与不美》一书在人名、书名方面出现的差错更多。这样的差错，不仅误导读者，恐怕更令相关的口述者尴尬——试想，当一个著名学者在该书中看到他在口述中提到的他尊敬的前辈和师长的名字时，他却不认识；看到他提到的某一种影响过他的著作连他都不明就里时，他还能坦然面对吗？以下是笔者发现的该书中出现的人名、书名差错：

1．巫宁坤说：“香港有个叫乔治高的著名翻译家，很了不起，《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他第一个翻译的。”（第22页）

这里的“乔治高”应为乔志高。乔志高先生（1912-2008）是美籍华人，本名高克毅，“乔志高”是他根据自己的英文名George Kao给自己取的笔名，别人是不能随便改译的。

2．李强说，他当年在人大读书时，给他们讲课的老师都是顶尖级的人物，其中“讲西方经济学的是吴毅丰先生”；1985年李强研究生毕业，正好“郑航生刚从英国回到人民大学不久”，他就跟着进了人大的社会学研究所。（第143~144页）

这里的“吴毅丰”、“郑航生”，分别应为吴易风、郑杭生。

3．赵汀阳说：“加谬说过，自杀才是个最重要的哲学命题”。（第150页）

这里的“加谬”应为“加缪”，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虽然是法国学者，但外国人的译名也是有规范的。

4．莫砺锋说，他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初读了不少马列和鲁迅的书，其中有马克思的“《哲学的评判》”。（第215页）

这里的“《哲学的评判》”似应为《哲学的贫困》。

5．陈平原说，他在北京大学读博士时，他的导师王瑶先生经常让他去找其他老师，跟他们聊天，其中有“吴组湘”和“季震淮”。（第303页）

这里的“吴组湘”和“季震淮”，分别应为吴组缃、季镇淮。

6．李银河说，“文革”结束后，青年人聚在一起讨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们看“德尔拉斯的新结集，看奥维尔的《1984》”。（第307页）

这里的“新结集”应为“《新阶级》”；“德尔拉斯”的通译名是“德热拉斯”或“吉拉斯”，“奥维尔”的通译名是“奥威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