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岩为曾卓“鸣冤”

    1979年11月，为期18天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暨中国作协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西苑饭店召开。

    那时，虽然粉碎“四人帮”已经三年多了，但由于“胡风反党集团”的问题尚未平反，以致于著名诗人曾卓还头戴一顶“胡风分子”的大帽子，没能参加此次文坛盛会。不过，让曾卓意想不到的是，他的一首《悬崖边的树》的新诗，却在会上广为流传。

    新中国成立初，曾卓作为中南地区文艺界与新闻界的领军人物，为战后的文化重建殚精竭力。可是，几年后一股“奇异的风”，竟强加给他“胡风分子”的帽子，让其蒙难长达25年。

    虽然长期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但曾卓失望并不绝望，他坚信真理、钟情缪斯，写下了许多积极向上的惊世之作：无论是“荒凉的峭崖上”的“美丽的花朵”（《寂寞的小花》），还是“暴风雨中”失去复“会”的“两只小船”（《两只小船》），或是“从感情的沙漠上来的”“饥渴、劳累、困顿”的“旅客”（《有赠》）；无论是“在高空自由地盘旋”的鹰（《呵，有一只鹰……》），还是“即将倾跌进深谷”的树（《悬崖边的树》）……这些生动、鲜明、独特的形象，融合着一种坚强、无私无畏、真诚、坦荡的人格力量，引起读者广泛的联想和强烈的共鸣，从而进入人们的心灵。

    《悬崖边的树》虽仅十数行，却颇具感染力。奇特的意境，给人以想象空间；独具匠心的比喻，让人悟出生命的真谛。将诗人遇磨难而不消沉、受打压而不折腰、处逆境依然奋发向上的人格力量展现出来：

    ……它的弯曲的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

    本来，“跌进深谷”和“展翅飞翔”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极端，曾卓竟把它们有机的糅合在一起，于矛盾中体现树的精神和自己的感情，把哲理性的主观思考与客观物象的形象描绘，有机地融合起来。

    柯岩虽然不是“胡风分子”，但在文革中同样受到冲击。在她写成童话剧《我爱太阳》后，文化大革命野蛮地闯进了她的生活，丈夫贺敬之进了“牛棚”，她被定为“黑帮”、“反动权威”关了起来。尽管她曾挣扎过：毅然贴出大字报，声明自己不是无产阶级异己分子，不是“黑帮”，卷起铺盖就回家；继而又领着女儿到文联大楼贴出“挺起腰杆干革命，贺敬之是个好同志”的大字报。但还是被无情地推进生活的惊涛骇浪之中。

    当时与曾卓缘悭一面的柯岩，读到此诗后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1979年11月中旬的一天，她不能自已地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激情地朗诵了此诗。随后，她慷慨陈词：“我不认识曾卓同志，也不了解他的经历，但他这首小诗深深地感动了我。因为我从它不仅重又听到了风，而且重又看见了风留在千百万人身上的形状，但灰暗不是它的色彩，在即将跌进深谷时，它还是惦念着森林，向着蓝天，向着阳光，满怀着希望，要展翅飞翔……这是痛苦的形象，也是欢乐的形象。它痛苦，因为它不知为什么就被不知是什么奇异的风，吹到了悬崖边上；而欢乐——因为它，即使粉身碎骨也还要在黑暗中发光，在痛苦中歌唱，在烈焰中飞翔，铁链锁不住它心灵的翅膀……这不是一个生命的形象，而是无数生命的形象。我们的队伍里有多少这样坚强而又透亮，寓深思于痛苦的形象呵！我不相信写出这样诗的人就是反革命。”（《柯岩：我们这支队伍》，《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要》，《人民日报》1979年11月16日第3版）。

    一个月后，曾卓彻底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