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巨岩上的凝望

    所谓“学术史研究”，即研究之研究，首先要做到对研究史的整体概括和全面把握，之后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立足于历史的沉积岩之上，将各景各色尽收眼底，进而胸中自有丘壑。正如《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一书作者陈众议先生在该书绪言中所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文学也都是当代文学。”对经典之阐释，正是无终点的征途。

    几个世纪以来，关于塞万提斯的研究实在称得上是了无边际，要想用一本书来涵盖塞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实为不可能之任务。故而，“撷取塞万提斯学术史中最为突出的冰山一角，而这一角便是作为绝对中心的《堂吉诃德》研究”成为作者这一研究课题的巧妙的切入点，以点至线、至面，最终为读者勾勒出一幅塞万提斯研究的全局图。

    《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全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塞万提斯及其《堂吉诃德》的学术史梳理，相对客观地对有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性的全面梳理；第二部分为“研究之研究”，站在世纪的高度和民族立场上审视经典，诠释经典；第三部分为文献目录，在尽可能详尽的基础上，去粗存精，罗列出塞万提斯研究的重要文献目录，为后来研究者提供参考。

    《堂吉诃德》：四个世纪的接受史

    第一部分的学术史梳理共五章，作者以时间为纵轴，又以每一世纪作为一横截面，纵横交织出塞万提斯研究的整体情况，其中又以《堂吉诃德》为绝对中心。在第一章“17世纪”中，作者概述了《堂吉诃德》问世之后最初的接受情况，也即“嘘声和笑声”。嘘声来自同时代文人，尤以当时文坛泰斗洛佩的否定性判决为主，之后塞万提斯的文名也一直没有摆脱其裁决。而17世纪普通读者给予塞万提斯的回报是笑声，堂吉诃德由最初的不登大雅之堂的滑稽形象，经由被誉为“塞学鼻祖”的书检官们的正面评价，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读懂，人们在堂吉诃德的身上看到了崇高的影子。

    之后的18世纪，被称作理性的世纪、启蒙的世纪，塞万提斯及其《堂吉诃德》所面临的仍然是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接受与批评。但总体说来，在整个18世纪，塞万提斯和他的《堂吉诃德》依然是欧洲读者的常见读物之一，时人的阅读热情有增无减。18世纪上半叶的一个重要事件是终于有人为塞万提斯作传。总的来说，18世纪对塞万提斯的综合研究比之17世纪明显上了一个台阶，研究者们发现了堂吉诃德和桑丘的双重性格，也发现了塞万提斯高超的语言技巧，以及讽刺艺术的价值。

    在浪漫主义盛行的19世纪，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备受推崇。在德国，哲学家谢林将塞万提斯奉为浪漫主义的不朽典型，而浪漫主义中坚人物海涅对于《堂吉诃德》的论述则被认为是19世纪塞学研究的经典，正是这两个人的积极评价和正面肯定，使塞万提斯闻达于浪漫主义的文学殿堂之上。在德国浪漫派眼中，《堂吉诃德》成了圣经，而之前被视为疯疯癫癫的可笑行径则变身为浪漫主义的典范。总的说来，在19世纪，堂吉诃德的美德被放大了，形象也得到了提升，从而确立了《堂吉诃德》几乎无与伦比的经典地位。黑格尔、华兹华斯、波德莱尔、福楼拜、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弗洛伊德等重要哲学家、作家，都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推动作用。也正是在19世纪，西班牙塞学界逐渐形成学派，先后产生了“探秘派”、“歌颂派”、“客观派”等等。

    第四章中，在被誉为“批评的世纪”的20世纪，各种批评理论和方法对几乎所有经典作家都进行了重新诠释，《堂吉诃德》在这一批评潮流中，则魅力大增，继续保持了经典作品的地位和价值。当然，这其中也有异议，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非但不承认《堂吉诃德》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而且当着哈佛大学数百学生的面撕毁了这本被他视为“残酷”、“粗糙”的书，认为这部小说的结构、语言和技巧都有问题。中国也终于在20世纪之时，迎来了塞万提斯和他的《堂吉诃德》。在周氏兄弟的评介、林纾等人的翻译开声之后，中国学者们对堂吉诃德与阿Q进行了比较，而这一研究在中国的接受过程中产生了重要作用，是中国学者接触《堂吉诃德》的主要途径。

    经典是说不尽的，《堂吉诃德》也自当如此。作者所作的学术史梳理，是一个整理的过程，也是一个阐述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之于后来的“研究之研究”，正如地基之于摩天高楼，都极为重要，丝毫马虎不得的。正因此，作者一直保持着尽量客观的距离和冷静的态度，花费了足够的笔墨和耐心。之后要做的，便是设计、建造一座属于自己的楼了。

    入内出外的文学沉思

    如果说作者在第一部分的塞万提斯学术史梳理给读者的感受是冷静的、客观的、有距离的话，那么在第二部分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中，则能给读者更多个人化的、有个性的阐释和理解。

    第二编“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分为七个部分，分别对塞万提斯及其作品，以及相关研究作出更深层的剖析。“作家的最大不幸是童年的幸福”——作者以海明威这句话着手，巧妙地将其转化为“童年的不幸是作家的最大幸福”，先是给读者绘制了一副塞万提斯的个人剪影，接着对塞万提斯诗歌、剧作、短篇小说等诸多体裁的作品先介绍、再分析，之后给出中肯评价，通过这一研究过程，逐渐地使塞万提斯其人其作品其时代在读者心中的变得血肉丰满起来。对于文学与童心或者童年的关系，作者的思考轨迹经过海明威到塞万提斯，到《红楼梦》，再到李贽的童心说，最后，作者独到地把童心之“真”与童心之“幻”视为铜钱的正反面，它们相辅相成直至最终达成统一。追不回的童年，到不了的幸福都可以在文学艺术中找到，人类其实是很脆弱的动物，迫切地需要一些美好的东西作为支撑。

    “反讽或戏仿是《堂吉诃德》赖以成功的重要元素，它不仅使小说充满了喜剧的效果，而且奠定了小说的基本架构”，但是对于塞万提斯戏仿风格的形成却一直未有定论，而本书作者则以马科斯·缪勒对《五卷书》的研究（《故事的流动》）为例，联系文艺复兴时代阿拉伯人对西班牙文学的影响，以可靠的文学史料为重要依托，从而对《堂吉诃德》戏仿风格的形成及其可能源头做出可靠、客观的解释。

    巴尔加斯·略萨在《面向21世纪的小说》中对塞万提斯的虚构艺术进行了勾画。虚构是一部小说创作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而对“虚构”这一概念乃至艺术方法的不同理解，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作家的创作观和创作方法。在西方浪漫主义思潮之前，少有诗人或理论家谈及虚构或想象。而在浪漫主义者那里，想象则为诗歌插上了翅膀，从而文学开始轻盈地飞翔在虚构的世界。对于虚构的源流变迁至今还很少有人系统论述过，西方对幻想文学的系统考察也最终因为无法确定幻想的内涵外延而无功而返。再回到塞万提斯及骑士小说：“骑士小说恰恰是一种美梦成真的强劲的想象。它的想象或幻想一定程度上是对中世纪真实生活的否定……而塞万提斯则是否定之否定，并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也正因此，塞万提斯的虚构观也即真实观促使其创作的《堂吉诃德》打破了小说的“逼真性”的界限。

    从对一个经典作家的研究史的梳理，到对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反思，本书作者不断调整着自己的观察角度，先入后出，由点至面，跟随着塞万提斯回溯悠悠几个世纪的文学史之长河，一路经过遍布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足迹的世界各地，体会各种时代思潮，思考着塞万提斯与内部和外界的所有可能性联系，纵横交错之间早已给读者绘制出了一幅文学演进的巨幅画卷。其中有关文学规律的诸多探讨尤其值得重视。读罢这本书，仿似看到作者立足于前人们历时几百年所铸之巨岩，以坚定的目光远眺世界，最终深情回望着本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