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墨尔本

    我在夏天离开北京，在冬天抵达墨尔本。季节的逆转、时空的错位不过在数十小时之间。之前，我对澳大利亚所有的想象都建立在天气的颠转、生态的纯粹和华人的移民天堂这些印象之上。在八年前去过一次西澳大利亚的佩斯之后，经历过安宁、静谧和自然的短暂之旅，每当在北京身处严寒之时，就格外怀念南半球的短衫、沙滩裤、阳光和海水。

    由于北京飞机的延误，当我在香港机场落地后气喘吁吁地跑向转机的柜台时，地勤服务人员以友好和同情的语调告诉我，将要花上十个小时去等待最近一个转机航班的到来。听到这个消息，我并没有沮丧和恼怒，反而有些快意：就当繁乱的生活突然赠送给自己十个小时的空闲假期，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如何安顿好这十小时的快乐时光。当然，我毫不犹豫地冲向One Page书店，在一个小时的快速浏览之后，买了吴念真的故事手记、许知远的公知散文，加上从北京出发携带的Simon Roodhouse的文化专著。我想，这足以让我过上一阵子幸福时光了。

    Simon是一位非常杰出、有着传统绅士气质的英国学者。其实，他的《文化聚落》（Cultural Quarters）这本书，源于研究和教学的需要，我已经读过两遍了，因为这次去布里斯班参加论坛，它跟我的演讲主题相关，所以我又带上了这本书。两年前在伦敦拜访他时，Simon亲手将这本书赠送给我。那时他已经患了严重的帕金森病，手书签名时颤抖不止。我曾信誓旦旦答应过他，尽快将此书翻译成中文，而且在他的帮助下很快获得了中文版权。今年3月得知他离开人世，我非常难过和愧疚，翻译工作才刚刚开始。

    许知远是我的同届校友，当时在校园时就是有名的理科系的文科生、实验室的诗人。他现在已经是知名的公共学人。《一个游荡者的世界》这本书的封面是他在旅程中的一个背影，最显眼的就是他那具有标志性的满头凌乱的长发，在风中高高飘扬。书里充斥着那些典型的许氏忧郁和哀伤，而这种忧患的腔调曾经是中国最清醒的文字之一。

    吴念真先生是我最早熟悉的台湾文创前辈，绿光剧团也因为他累积了无数铁杆戏迷的深度追捧。吴念真的确是台湾最会讲故事的高手，在《这些人，那些事》里，短短几行字，近乎平淡简洁的白描，都会激起内心深处的感伤。他笔下的那些小弟小妹和老兵少女，简单而平凡，像极了身边的人物；他笔下的那些困顿的生活和艰难的挣扎，让我每每想起已故母亲年轻时所遭遇的那些酸楚，屡屡让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不记得哪位名人曾说过，一个人的心灵成长，应当从世界文学名著开始。的确，这种阅读的经历，让我十个小时的机场生活，在瞬间结束。

    抵达澳大利亚的第一站就是布里斯班。在布里斯班的冬天，我穿着北京的短袖衬衫，在经过三天阴雨、三天密集会议的浸泡之后，在放晴的蓝天下欣享半天的午后阳光。沿着穿城而过的布里斯班河，乘坐轮渡往返于South Bank和植物园之间，空气透明清新，街景整洁有序，无数的帆船整齐而优雅地飘荡在水面，在停靠的规则与漂浮的自由之间维护着一种人性的平衡。那些相隔数十米就有一个从岸边伸向水中的私人码头，那些漂浮在水上供候船接泊的公共码头，简易而实用，一切人造物都因地制宜，都以人的使用便利和环境的自然保护为建造原则。到处是绿地和树林，都市的繁华辉映着自然的野趣。而尚处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早期的大部分中国地区，离自然竟那么遥远，我们若想随意嗅上一口青草的芬芳、泥土的清香，竟要受舟车劳顿之苦。

    再向南，就是墨尔本了。在墨尔本处理完公务，友人提前预定了前往维多利亚西海岸的旅行团，早上八点从唐人街出发，一路向西，只为了150年前华人心中的“新金山”和大自然的馈赠——十二门徒石。我坐在旅行车的第二排，在我前面有四位女士。一个人独行，在陌生的他乡，面对偶然遇到或在特定场合下初识的人，人们总是想尽办法去攀谈，并希望能在最快的时间内，以最短的辞藻激发出最大的话题认同，以便让交流愉快地继续。她们就是这样，大概在汽车还没有驶出downtown的时候，她们之间已经变得非常熟稔。从她们的对谈中得知，她们的年龄分布在四十多岁到七十岁之间，有来送女儿念高中的，有来替女儿带女儿的，有来投奔女儿的。哈哈，都是女儿。而且她们的女儿都在澳大利亚从事导游或房地产中介服务类的工作，都在墨尔本买了房子和车子，都因为不满足之前在中国内地或香港的工作和生活，一路向南而来，最终暂居下来。我们敬佩她们的子女，能够不断转换自己的生活环境，轻而易举就鼓起勇气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建立起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

    记得在拜访La Trobe大学对话中心主任Joseph A. Camilleri教授时，我问他：什么是澳大利亚认同？他说作为邦联制的澳大利亚，作为英国殖民地的澳大利亚，作为有土著人上万年生活痕迹的澳大利亚，没有一元式的、整齐划一的澳大利亚认同，事实上澳大利亚的文化是多元、丰富和灵动的。这是我不问也知道的答案。其实，澳大利亚充满了英国殖民地的色彩，单从印在货币上的头像、四处飘扬的国旗，以及以布里斯班、墨尔本这些以殖民者的名字所命名的城市就能感受到英国对这块南半球的土地所产生的最深远的影响。但是，我们很少听到澳大利亚民族主义、土著主义、民粹主义的反殖民抗议，甚至在一次全民公投中，多数澳大利亚人满意于伊丽莎白二世作为他们国家的女王，尽管澳大利亚人前往英国也需要完成烦琐的签证手续。他也问了我一个问题，澳大利亚第二大语言是什么？我想是意大利语或华语。他说，当然，是华语。澳大利亚的华人有200万以上，公共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不管是持有永久居留证还是绿卡，不管是持有英国护照还是美国护照，中国人特有的强烈的文化认同建构了所有海外中国人的文化记忆。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国是所有世界华人的“文化国家”，抑或如杜维明先生所说“文化中国”是所有中国人的“文化护照”的签发国。无论飘零到天涯还是海角，无论是贫困还是富足，在每一个海外华人的心底，都深藏着一片炽热的故土，经由时间的催化，任由乡愁的种子在这片心土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我已经注意到，在我早上八点等候旅游大巴的Bourte大街108号的旁边，就是一个立着中式牌坊的广场，广场的北侧是一个澳大利亚华人历史博物馆，广场的中央伫立着一尊孙中山先生的铜像。那个时候，孙中山每每流亡海外，无论在英伦三岛、夏威夷岛还是南洋诸岛，总有唐人街的华人向他张开最热情的怀抱，给予最慷慨的捐献。如今，中国政府更是希望倚重全世界4500万海外华人，完成中国文化的国际征途。

    两个小时的华人“新金山”的财富猎奇，一个小时的十二门徒石的风雨朝拜，却用了来回七个小时的车程来铺垫。两位来自广州的华人兄弟远涉重洋，到Ballarat淘金创富的故事，在复制的19世纪中叶淘金古城的建筑式样和生活方式中、在精心开凿的矿道旅程中经历了种种时光倒流，我最后感动的却是讲述者对来客所告诫的关于财富的理性与精神的升华。在去往大洋路十二门徒石的路上，雨正下得紧。车窗外是成片的绿地、成片的树林，虽说是冬季，翠绿、墨绿和淡绿相间的色泽装满整个视野。远处倦懒的奶牛，在斜风细雨中牛头朝下，牛嘴缓慢地吮吸着这冬雨、清风和甘草，身子一动不动，竟如雕塑一般。我不知道牛的形象最早进入中国画是在什么时候，是由谁画出来的，但眼前这风景如中国山水画的意境、西洋风景画的层次，让人心醉其中。到了Port Compell国家公园，雨就下得更大了，海风也刮得猛烈，雨伞、雨衣都全然不管用了。朝圣的心情让我鼓足勇气，冲向天地风雨之间，亲眼见证这耶稣“十二圣使”的风采。南大洋的风暴经千万年腐蚀着这石灰岩壁，形成了绵延数百公里的奇石乱壁。而时至今日，海浪仍然持续地侵蚀着这大自然的神物，它们每一秒钟都在风化、变形，直到碎裂、崩塌，总有一天会全部消失。十二门徒石不是形象外观上的意构，而是澳大利亚信仰文化的一种物化，它们在此之前也不免俗套，根据形象被命名“母猪或小猪”，而这往往是中国大多数自然景点最主要的包装形式。十二门徒石是精神上的庄严，彰显了早期居住澳大利亚、最早发现澳大利亚大陆、先后移民澳大利亚、艰苦拓荒澳大利亚的英雄和平民的洪荒传奇。十二门徒的命名在上个世纪50年代才完成，目前只剩下八个。因此，你看到的瞬间，就已经是历史。是的，在墨尔本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公园、每一座楼宇中，澳大利亚三百年历史的每一个瞬间被精心地雕刻在器物、建筑和信仰之中。文化就是一种积累，是对当下生活的每一个片断在历史的坐标下的深刻体验和价值放大。在此刻，每一个人都是历史的过客，而每一个人又都是历史的创造者。

    回程的路上，导游司机打开了澳大利亚中文电台，里头正在播放“周日论坛”的节目。这是一档谈话类栏目，所涉及的话题都很严肃，跟中国当下的发展紧密相关，很多话题都从国内的热议转到澳大利亚的延续。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如何看待说真话”。主持人列举了中国各大主流媒体关于“讲真话”的讨论，举出了鲁迅、巴金、季羡林、王安忆、方舟子、韩寒等诸多人的言论，最后开放两个小时供听众以打电话的形式展开讨论。在澳大利亚的土地上，谈论中国的问题，这一切显得多么的氛围亲切和时空错位。我想，“讲真话”与“讲假话”不能作为抽象的辩论，与具体的人性和利益有关，这是行为选择的全部基础，也跟公平和效率有关，这是社会决策的核心目标。人性和利益有个人的、团体的、民族的、国家的和世界的等不同层次，我们要在不同的场合，应用同级别的人性和利益的考量去考虑“讲真话”与“讲假话”的效力。这时，我距离北京千里万里，而电波联结了我与中国最近的心理距离。

    此刻，天色已黑，行走在南半球的夜空下，一轮圆月，时而隐藏在乌云之中，时而冲破浓雾，挤出惨白的面庞。一个人在路上，却不寂寞，总有风雨相随，影子做伴。而在没有光的夜里，还可以与灵魂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