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凯申现象又复来

    如果说把蒋介石译成“常凯申”，把毛泽东译成“昆仑”，或者把法老译成“法拉奥内”，把汉尼拔译成“阿尼巴尔”，凸显出当下我国译界急功近利、治学不严的浮躁心态，斥之为“常凯申现象”，倒也切中肯綮；不过，平心而论，这责任，编辑出版界恐怕也难逃干系，甚至还应更加脸红！因为这充分证明了审校缺失的尴尬。我们千万不能轻轻一句“文责自负”，就把全部责任都归咎于尚需指点扶植的译者。我们亟待加强的，倒更应是编辑出版把守的这道重要性日趋迫切的关隘。

    读《中华读书报》今年6月推荐榜提名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传——早年生活（1927—1970）》一书，译者的粗制滥造和编者的疏于把关，令笔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难道真如中国媒体所宣传的那样，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专家”斯塔文斯撰写的吗？

    治学严谨、一丝不苟，是古今中外学者专家的应有文风，怎么在这本颇为厚重的著作里，笔者却频频发现前后矛盾或不一的纰漏呢？

    例如，作者一开始明明介绍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外祖父名为尼科拉斯·里查多·马尔克斯·米赫亚（Nicolás Ricardo Márquez Mejía，恐系根据英语发音的汉译，我国西班牙语翻译界通译为尼古拉斯·里卡多·马尔克斯·梅希亚），但到了后来，为何竟成了尼克拉斯·马尔克斯·伊瓜兰和马尔克斯·伊瓜兰上校了呢？

    据笔者所知，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外祖父的父姓为马尔克斯，母姓为梅希亚，而不是什么伊瓜兰，那是作家外祖母特兰基利娜·伊瓜兰·科特斯（Tranquilina Iguarán Cotes）的父姓，斯塔文斯先生怎么将外祖母的父姓强按到外祖父头上来了呢？

    又如，作者在介绍加西亚·马尔克斯身边的女人时说：“……还有其他女子，如蒂娅·玛格丽塔·马尔克斯·伊瓜兰，他外祖母的妹妹，21岁时死于伤寒……”  

    据查加西亚·马尔克斯自传《沧桑历尽话人生》（西班牙文原文为Vivir para contarla，英译为Living to Tell the Tale，该书根据英文译为《活着为了讲故事》），作家的母亲有一位名叫玛加丽塔·米尼亚塔·马尔克斯·伊瓜兰的姐姐，倒的确死于伤寒。作家母亲名为路易莎·圣地亚加·马尔克斯·伊瓜兰，从她们俩的父母姓来分析，两人必同胞无疑，如据上引译文，外祖母的妹妹姓了她姐夫的姓，岂非笑话？这位玛加丽塔，到底是作家外祖母的妹妹，还是作家母亲的姐姐？斯塔文斯专家难道厘清不了个中关系？

    再如，斯塔文斯坦率地承认，称作家为“马尔克斯”，“……在英语世界里不少人喜欢这么称呼……这种省略式的称呼与西班牙语专有名词的用法大相径庭。西班牙语国家的人……有按父姓取名的习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对他的利马读者来说不是略萨。加西亚·马尔克斯习惯上使用他姓名里的后两个姓氏，前一个来自父亲，后一个来自母亲，省掉哪一个也不合适……”“……我提到他时也不用马尔克斯……”这一观点，倒与笔者一贯的主张吻合。三十余年以来，笔者曾一再提醒译界，我们不要盲目地跟在英美人士的屁股后面跑，光称马尔克斯或马圭斯（台湾译名），称巴尔加斯·略萨为略萨，比奥伊·卡萨雷斯为卡萨雷斯，罗亚·巴斯托斯为巴斯托斯，那起码不是正式的称呼。不过，到了后来，也许斯塔文斯先生的英语习惯老毛病又犯了，又略萨长略萨短，马尔克斯长马尔克斯短了，而且，还把古巴作家José Lezama Lima（何塞·莱萨马·利马）说成何塞·利马，把阿根廷作家Adolfo Bioy Casares（阿道弗·比奥伊·卡萨雷斯）说成阿道尔夫·卡萨莱斯，把巴拉圭作家Augusto Roa Bastos（奥古斯托·罗亚·巴斯托斯）说成奥古斯托·巴斯特斯，把古巴作家Guillermo Cabrera Infante（吉列尔莫·卡夫雷拉·因方特）说成格尔利摩·因方特，而将他们所有人的最为重要的父姓Lezama, Bioy, Roa, Cabrera全部略去了。一位拉美文学研究专家居然比一般英美人士还要不尊重西班牙语国家的姓氏习惯，真是匪夷所思，令人怀疑他开卷时表白的诚意；自然，更令笔者怀疑译文是否准确到位。

    笔者手头虽然没有该书的原文，然而，读着读着，在不尽如人意的译文的字里行间，笔者仿佛也遇到了博尔赫斯当年的体验。他说：“我曾经看过一场用西班牙语演出的《麦克白》，演员、布景都很差劲，可是，我们是万分激动地走出剧场的。”（见《博尔赫斯七席谈》）博翁的意思是说，只要是名著，哪怕译笔欠佳，也会有点效果的。据此，笔者断定，下面即将举出的几个例证，抛开作者可能捅下的纰漏，大都一定是译者的失误：

    一、加西亚·马尔克斯家人称呼的误译

    作者介绍加西亚·马尔克斯“身边有一群女性……还有五个‘大妈’：蒂娅·艾尔维亚·卡里洛，这是他外祖父的私生子和他母亲的同父异母妹妹；蒂娅·弗朗西斯科·西摩多希亚·梅西亚，被称为拉·坎瑟布拉；蒂娅·玛玛，这个可爱的亲戚在外祖父陪伴下长大，在阿拉卡塔卡照顾过加西亚·马尔克斯；蒂娅·维尼夫瑞达·马尔克斯，此人是外祖父的姐姐；蒂娅·皮特拉·科特斯，此人以百岁高龄死在阿拉卡塔卡的老屋里……”

    略识西班牙文的读者一看便知，这里一大串的“蒂娅”，原来是西班牙文tía（系姨妈、姑妈、舅妈、婶妈、姑奶奶、姑姥姥、姨奶奶、姨姥姥等意）的中文译音，但不知怎的，竟被不识西班牙文的译者译成姓名的一部分了。

    其实，按照加西亚·马尔克斯对她们的称呼，应分别译为：埃尔维拉·卡里略姨妈，因为她是作家外祖父的私生女，作家母亲的同父异母姐姐；弗朗西斯卡·西莫多塞亚·梅希亚表姑姥姥，因为她是作家外祖父的表姐，作家母亲的表姑，又称玛玛表姑姥姥，也就是说，弗朗西斯卡·西莫多塞亚表姑姥姥与玛玛表姑姥姥是同一个人，而并非如上引译文所说的那样，分成两人了，而这位表姑姥姥，也的确照顾过加西亚·马尔克斯；维内弗利达·马尔克斯·梅希亚姑姥姥，因为她是作家外祖父的姐姐，作家母亲的姑妈；佩特拉·科特斯姨姥姥，因为她是作家外祖母的同父异母姐妹，作家母亲的姨妈。还有上文提及的“蒂娅·玛格丽塔·马尔克斯·伊瓜兰”，应译为玛加丽塔·马尔克斯·伊瓜兰姨妈，因为她是作家母亲的亲姐姐。英语原作者引用的是西班牙文tía，也许对英语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读者来说不是问题，但译成中文“蒂娅”，恐怕中国读者就一头雾水了。

    二、外国著名作家译名的随意炮制

    常凯申、昆仑等荒唐译名或许还算是极个别的现象，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在这部《加西亚·马尔克斯传》里，一个个荒唐的译名竟蜂拥而至了。请看：朱尔斯·沃恩、里姆鲍德、瓦列霍……估计中国读者看了这些译名，大概不会知道他们究竟是何方神仙。当然，外国人名译成什么样的汉字，译者有他的自由，但是也要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万不可各吹各的号，各走各的道，否则会乱了套的。新华社早就出版过各个语种的姓名译名手册，足资参考。没办法，只得查原文，经查，原来分别是Jules Verne，Rimbaud和Valéry，他们都是法国著名作家，而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译法，应分别为儒勒·凡尔纳、兰波和瓦莱里，而该书译者的译名，必据英文译法人姓名无疑。

    而西班牙语国家的人名，译者也根据英文发音，全然不顾西班牙文的发音习惯，译得更是随心所欲：智利女诗人、194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Gabriela Mistral（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被译成加弗里耶拉·米斯特拉斯；西班牙诗人、195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uan Ramón Jíménez（胡安·拉蒙·希梅内斯）被译成胡安·拉蒙·基米尼斯；秘鲁诗人César Vallejo（塞萨尔·巴列霍）被译成希萨尔·瓦列霍；智利作家Vicente Huidobro（比森特·维夫多罗）被译成文森特·胡德布洛；哥伦比亚作家Gustavo Gardeazábal（古斯塔沃·加迪亚萨瓦尔）被译成格斯塔夫·加尔迪萨贝尔；哥伦比亚政治家Rafael Uribe Uribe（拉斐尔·乌里韦·乌里韦）被译成“拉法尔·乌里布·乌里布”；另一位哥伦比亚政治家Rafael Núñez（拉斐尔·努涅斯）被译成“拉法伊尔·努涅斯”，等等，不一而足。

    其实，译者和编者只需花点时间，查查新华社出版的《法语姓名译名手册》和《西班牙语姓名译名手册》，遵守译界普遍执行的规则，就不会添乱了。

    三、文学作品译名的我行我素

    《加西亚·马尔克斯传》里提到的文学作品，大都已有中译。译者或编者不识除英文以外的外国文字，并不打紧，只要勤查多问，特别是借助如今已经十分便捷的网络手段，应该不难得到正确的答案，从而借鉴前人的学术成果；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这位译者偏偏无暇或不屑为之，而编者也偏偏没有严格把关，于是，不该出现的错误或不当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了。请看：

    智利著名诗人聂鲁达的重要诗作Canto General，经王央乐先生先译为《诗歌总集》，但并不贴切，令人觉得仿佛诗人作品的总集或全集，故并非诗人的创作初衷，后经张广森、赵振江两先生改译为《漫歌》，方合原文本意，著名诗人蔡其矫、邹绛先生亦表赞同；博尔赫斯在《家庭》杂志上评卡夫卡的那部小说不是《法律面前》，而应该是《审判》（El proceso）；博尔赫斯的那篇小说不宜译为《好记性富恩斯》，王永年先生译为《博闻强记的富内斯》（Funes el memorioso），更为妥帖；不错，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短篇小说《蓝狗的眼睛》的确曾经这么译过，但后来改了，译成《蓝宝石般的眼睛》（Ojos de perro azul），远较前译确切；墨西哥作家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的长篇小说代表作不是《贪婪的鹦鹉》，而是《癞皮鹦鹉》（El periquillo sarniento）；墨西哥作家富恩特斯的长篇小说并非《空气清新的地方》，而是《最明净的地区》（La región más transparente）； 墨西哥著名周刊《永久》（Siempre）在中国早有声誉，译成《总是》，反而不为人所知；塞万提斯的短篇小说《玻璃硕士》（El licenciado vidriera）早有定译，译成《以为自己是玻璃的毕业生》，则相形见绌；智利女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的长篇小说《幽灵之家》（La casa de los espíritus）已有刘习良先生的佳译，另起炉灶译为《幽灵的房子》，恐怕吃力不讨好；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的长篇小说《城市与狗》（La ciudad y los perros）不宜根据英文The Time of the Hero译成《英雄时刻》，何况，我国早已根据西班牙文原文译出……。当然，后译未必一定不如前译，但注意吸收前译的成果，精益求精，应该是当今译界的普遍共识。

    四、神职人员职务的混乱

    由于历史的原因，拉美大多数国家都像西班牙一样，信奉天主教。而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与基督教的神职人员的称呼是不一样的，“神父”和“牧师”是前后两教的不同称呼，是决不可乱呼乱叫的。

    《加西亚·马尔克斯传》提到了作家接受洗礼的圣约瑟教堂，提到了“教堂牧师弗朗西斯科·安格里塔”，但不久，又称该“牧师”为“安格里塔神父”，究竟是“牧师”，还是“神父”？想必译者也不知就里。而该书还提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外祖父的老宅“位于卡里拉大街5号，又名伊斯皮乌牧师大道”，这条大道，作家在他的自传里也描述过，原文是avenida Monseñor Espejo，正确的译文应该是“埃斯佩霍主教大道”，也不是什么牧师。其实，牧师（el pastor）是基督教的神职人员，而神父（el cura, el padre）则系天主教神职人员的称呼，两者是有严格的区别的，切不可混为一谈。

    五、译文前后不统一，呼应龃龉

    作者提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上世纪50年代访问了苏联阵营之后，写出了系列文章：De viaje por los países socialistas，译者将此标题译为《社会主义阵营行纪》，但紧接着又译为《社会主义国家之旅》。同一个标题译成两个不同的词组，未审有何讲究？

    作家外祖父的名字一会儿译成尼科拉斯·里查多·马尔克斯·米赫亚，一会儿又是尼克拉斯·马尔克斯·伊瓜兰，想必译者一定忙中出错。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著名出版社Losada，先被译成洛沙达出版社，后又译为洛萨达出版社，难道是两家出版社吗？还有，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好友Alvaro Mutis（阿尔瓦罗·穆蒂斯）前译“埃尔瓦洛·默蒂斯”，后译“阿尔瓦洛·姆蒂斯”，前后不一，不熟悉拉美文学的读者恐怕会以为是两个人了。读者不禁要问：译者、编者和出版者的责任心在哪里？如此出版文学专著，能体现出对传主、对作者、对读者足够的尊重吗？

    六、对译文质量的质疑

    因为没有看到原文，笔者无法对本书译文的质量说三道四；然而，就书中涉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有关著作，如《番石榴飘香》和《沧桑历尽话人生》的某些段落的译文而言，笔者是不敢恭维的。试举几例：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他的自传里描绘1928年哥伦比亚军警开枪屠杀群众，请看该书译文：

    这次事件我是知道的，仿佛亲身经历。从我记事开始，外祖母反复讲了不下一千遍：士兵接到指示，宣布罢工工人是一群犯罪分子；3000名男女，还有他们的孩子，一动不动地站在烈日下面，那个军官限令群众5分钟之内离开广场；下令开枪，哒哒的机关枪吐出火焰，惊恐的人群被困在广场上，子弹如同剪刀，把广场上的人群一批一批地打倒在地。

    剖析这段译文，我们不难发现译者的粗心：把abuelo（此处应是外祖父）译为“外祖母”，足见译者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生平极不知情，因为是作家的外祖父，而不是外祖母，对他无数遍讲述过军警屠杀工人的惨烈场面；对原文句子中的因果关系理解不清：los tres mil hombres，mujeres y niños inmóviles bajo el sol bárbaro despúes que el oficial les dio un plazo de cinco minutos para evacuar la plaza 的意思是说，“一名军官勒令三千名男子、妇女和儿童五分钟内撤离广场，但他们却站在毒辣的太阳下纹丝不动”，而“3000名男女，还有他们的孩子，一动不动地站在烈日下面，那个军官限令群众5分钟之内离开广场”，显然没有确切表达出其中的原委。再说，“3000名男女，还有他们的孩子”译得也并不妥帖，因为作家的意思是说，男子、妇女和儿童加在一起，是三千名。

    还有《番石榴飘香》里的一段话，该书的译文是：

    这里的岛屿我无所不知：岛上蜂蜜色的穆拉托女人们生着绿色的眼睛，脑袋上盖着金黄色的帕子；岛上混血的印度—中国人漂洗衣服，叫卖护身符；岛上皮肤发绿的亚洲人走出象牙货摊在大街上解手；一方面岛上的小镇灰头土脸，这里的房屋被龙卷风一吹就垮，另一方面是镶着烟色玻璃的摩天大楼和七色的海洋。

    这里有几处误译：chinos cruzados de indios并非“混血的印度—中国人”，而是“混杂着印第安人血统的华人”；hindúes才是印度人，而非“亚洲人”；pueblos polvorientos y ardientes译成“小镇灰头土脸”，并不确切，“热”意没有表达，应译为“尘土飞扬、酷热难当的小镇”；lavan ropa 译为“漂洗衣服”也不贴切，因为作家其实指的是开洗衣店的华人。故而，此段不妨译为：

    我熟悉它的每一个岛屿：那儿有肤色像蜜糖那样金黄、眼睛碧绿、头扎黄色围巾的黑白混血种女人；有混杂着印第安人血统的、洗衣服和卖护身符的华人；有从他们所经营的象牙商店里出来到马路当中拉屎的、皮肤发绿的印度人；还有尘土飞扬、酷热难当的小镇，那儿一边是不堪旋风吹刮的小屋，一边矗立着装有烟色玻璃的摩天大楼；那里还有七种颜色的大海。

    此书虽然于今年6月赶上了银川书博会，还让作者斯塔文斯现身；但令人遗憾的是，种种迹象表明，由于翻译仓促，编辑仓促，出版仓促，本可避免的差错频频出现露头，在装潢精美的外衣下面，仓促上阵、捉襟见肘的窘态却显而易见。因此，这部作者倾注了十年心血成就的、应该说有相当学术含金量的著作，在敝国的结果却令人扼腕叹息。身在异域的斯塔文斯先生倘若有知，将情何以堪！而本文如能令译事不力、编务不勤者戒，则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