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斯堡、《嚎叫》与抗议文化

    一

    1984年，艾伦·金斯堡随美国作家代表团访问中国，在北京和上海与中国作家广泛接触和座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地举办诗歌朗诵会，到苏州和西安参观，整个行程历时10天。之后，金斯堡没有随团回国，而是在河北大学讲学一个月。在中国期间，他写下了包括《北京即兴》、《一天早晨，我在中国漫步》、《读白居易》等作品，被收录于诗集《白色裹尸布：1980—1985诗抄》。金斯堡是中国读者较为熟悉的美国诗人，他给人的印象是离经叛道、狂浪不羁、酗酒、吸毒、同性恋、无所不为的“坏孩子”、美国联邦调查局在案的“危险分子”、“垮掉的一代”的杰出代表。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他曾经因在窗玻璃上涂写下流文字而被停学；返回哥大之后，与尼尔·凯萨迪建立同性恋情；在宿舍藏匿同伴的盗窃赃物而被逮捕，最后被判精神失常而被关进哥伦比亚大学精神病医院。对于一个诗人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他后来的人生历程也并不比这好多少。这么一位人物为何能够成为1984年美国作家代表团访华的成员呢？为何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一席呢？为何对中国读者具有如此的“魅力”呢？这些问题都值得人们思考。

    二

    金斯堡的成名作《嚎叫》（1955）是最能体现他的风格和思想的作品，绵长的诗行是惠特曼影响的结果，惊世骇俗的细节是他个人的人生写照。第一部分用现实和超现实的手法表现了所谓的青年精英在美国现代社会的境遇。“我看见我这一代的精英被疯狂毁灭，饥肠辘辘赤身露体歇斯底里”（文楚安译），见证了他们的叛逆、恐怖、古怪、愤怒、眼泪，见证了他们的希冀、祷告和欢乐。诗歌表现了这些年轻人“默默无闻”和“被遗忘”的命运、他们的“挫败感”和“垮掉感”，也表现了他们在冷漠和充满敌意的现代文明之外去寻找精神寄托的心路历程。在诗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理想幻灭而沉迷于酒精、毒品和性变态的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垮掉的一代”的生存状况。他们诡异、犯罪，充满了暴力和自残倾向，他们的经历如此骇人听闻，以至于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告诫女性读者：“女士们，hold住你们的裙子，我们正在下地狱。”

    诗歌第二部分继续以激烈的语言和激昂的声调控诉美国现代社会对所谓的“最优秀人才”的迫害和打击。诗歌将可怕的社会力量比喻为一头巨兽摩洛神（Moloch）：它正张开大嘴，吞噬着人才、生命和想象力。据《圣经·旧约》记载，古代腓尼基等地崇拜摩洛神，信徒曾经用焚烧儿童的方式向其献祭。后来人们用它来比喻造成巨大牺牲的可怖的事物，如战争。这一头可怕的、代表美国现代工业文明的巨兽，残酷地吞噬着一代人的个性和创造力。它代表了这个嫉妒天才的社会制度，代表了总体上的权威力量，代表了一个“巨大的、无所不包的社会现实，其最好的情况就是冷漠，最坏的情况是吞噬人们的个性和差异”。

    1955年10月13日晚，金斯堡在旧金山的一个叫“六艺人画廊”的废弃汽车修理厂里，面对150人的听众朗诵了这首长诗。他声音激昂，铿锵有力，恰似犹太唱诗班的领唱人。在场的所有人都被他的诗歌所震撼，杰克·克鲁亚克不断地尖叫“继续！继续！”，肯尼斯·雷克斯罗斯感动得流下了眼泪。金斯堡的表演获得巨大成功，几乎使他一夜成名。诗人、出版商劳伦斯·费林格蒂写信给金斯堡，口气像当年爱默生写信给惠特曼，说：“在你的伟大事业的开始，我向你表示敬意。什么时候我能够得到你的手稿？”刚刚离开哥大精神病医院、到加利福尼亚投奔诗人雷克斯罗斯的金斯堡，从此与“旧金山诗歌复兴运动”结了缘，与“垮掉的一代”紧密联系在一起。

    三

    《嚎叫》的题目告诉我们，它是一首抗议诗，是这批所谓的青年精英在最痛苦的时候发出的声嘶力竭的呐喊。如果把它还原到它诞生的年代，我们看到那是美国的“嬉皮士”年代、“青年激进主义”年代。20世纪50—60年代给美国留下的文化遗产是“抗议文化”和“青年叛逆”。年轻人对体制和正统文化的抵抗，扩大到对美国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反叛。《嚎叫及诗歌选集》（1955）中有一首《向日葵箴言》，它描写了诗人和朋友在洛杉矶的一个码头上观看日落的景象。坐在火车头的阴影之中，面对布满油污的河流，以及河流之上的弗里斯科山脉，诗人突然发现有一株向日葵在废墟中生长出来，它的美丽与四周的破铜烂铁形成了鲜明对比，仿佛在这个钢铁和水泥构成的工业废墟中，终究有一种生命力顽强地延续着，没有被彻底掩埋。

    这个景象是金斯堡经历的为数不多的幻象之一：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在朗读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布莱克的《啊，向日葵》时，他曾经看到了布莱克像先知一样向他走来。布莱克给他的启示是，他和他那一代人的灵魂没有幻灭，在他们的灵魂深处有一朵向日葵。虽然他们置身于美国这个巨大的废弃工场，他们全身布满了工业的尘埃和油污，但是在他们心中有向日葵一样鲜活的灵魂。他们不是美国工业文明的“疯狂的火车头”，而是一朵鲜花——“我们不是那布满油污的外表，在里边我们都是金灿灿的向日葵”。诗歌题目中的“箴言”来自佛教，常常指先知或佛陀传递真理的预言。显然，金斯堡是在暗示他的诗歌是关于美国社会的具有真理性质的预言。

    无论是摩洛神还是工业废墟，都是金斯堡传递思想的诗学比喻，借助这两个比喻，他为我们描写了一片精神荒漠，以及这片精神荒漠对灵魂的吞噬。在这样一个压迫性的环境中，对抗是他所代表的这一代人的第一反应，他们吸毒、酗酒、淫乱、流浪、犯罪，以此来对抗代表美国工业文明的正统文化，同时也以此来宣誓他们不同的价值观，建立他们的“对抗文化”。由于抵制正统和体制，《嚎叫》在发表之初就遭到起诉，被指为“淫秽之作”，“与诗歌没有任何关系，就像脱衣舞与性行为没有关系一样”，“既不优雅，也无创见，像驴子的交配”。法庭虽然没有判金斯堡有罪，但这个插曲足以显示叛逆与遏制之间的激烈较量。

    四

    应该说，嬉皮士式的叛逆并不是那一代人的救赎，金斯堡自己也许明白这一点。毒品和淫乱仅仅是制造兴奋状态的手段，也许可以引导他们进入某种诗学境界，产生某种诗歌灵视，像布莱克一样，看到天使，但这拯救不了他们。在《嚎叫》的第三部分中，金斯堡描写了他与卡尔·所罗门的爱，并视之为奇迹。在所有挫败感和恐怖经历中，这份爱给了他力量和信心。卡洛斯·威廉斯认为，《嚎叫》一诗证实了这样一个观点：“在生活给予个人的最有辱人格的经历中，只有爱能够使生命崇高，只要我们有智慧、勇气、信心和技艺坚持下去。”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金斯堡的注意力逐渐转移到东方文化。在他的传记《达摩雄狮》（Dharma Lion，1992）中，作者迈克尔·舒马赫讲述了金斯堡到印度和亚洲寻求智慧的经历，他慷慨地赞扬印度是“地球上最伟大的民族”。在那里他研读了藏传佛教经典，认为西藏文化是“地球上最大的文化，如此独特，不可能在任何其他地方开花结果”。这次经历对金斯堡的冲击是巨大的，他在笔记中写道：“我突然感到不愿意受制于那种非人的力量，那种拓展认知范围的道德责任，只想随心所欲，做自己，生活在现在……我突然感到能够自由地爱我自己，也爱身边的人，爱他们本身，爱我自己本身。”

    虽然金斯堡没有放弃叛逆的姿态，仍然在吸食大麻、为同性恋合法化而呼吁，虽然他仍然在参加激进活动，如抗议越战的示威游行，访问古巴、苏联和东欧，但是佛教的仁爱似乎在这位“地狱天使”身上产生了一些作用。1967年，他在意大利拜访了著名现代派诗人埃兹拉·庞德。作为犹太人，金斯堡不可能不知道庞德在二战期间的反犹思想。他的拜访表现了一种佛教式的宽宏大量，在庞德发出悔恨的自白时，他还引用了《易经》来宽慰他，并将自己描述为一个“犹太佛教徒”，为庞德献上了“祝福”。20世纪70年代他结识了一位定居美国的西藏喇嘛，参加后者举办的禅习班，奉他为精神导师，向他学习坐禅和冥思，尝试他所提议的即兴创作。在佛教中，金斯堡找到了新的精神寄托。正如诗人北岛在《失败之书》（2004）中写道：“东方宗教使他那狂暴的灵魂安静下来，像拆除了引信的炸弹。”

    五

    到1984年，金斯堡已经不再是从前的叛逆青年。他时年58岁，不再以正统文化为敌，甚至他还被允许查阅了他在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危险分子”档案。虽然他仍然被新一代叛逆的年轻人视为精神领袖，被辍学青年奉为崇拜对象，但是他作为诗人的名声和作用正在被体制所认可，叛逆精神正在消减。他已经是美国文学艺术院成员（1973），美国全国图书奖的获得者（1974）。虽然他仍然参加了20世纪80年代的朋克运动（Punk Movement），参加各种各样的集会，没有放弃激进思想和行为，但是他已经不再被视为一种“威胁”，至多是上一个时代的遗老。

    入选美国作家代表团访问中国，是否说明金斯堡与体制之间的某种和解呢？可能也不能简单地这么理解。美国作家代表团的访华更准确地说是一次回访。中国作家代表团1982年访问美国时，金斯堡是美方交流作家之一。另外，金斯堡与佛教的姻缘可能使他无法拒绝中国的诱惑，毕竟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代表了他用以对抗正统、寻求精神救赎的东方文明。放弃西方的正统宗教、转信佛教这件事本身也可以被理解成一种叛逆，只是它的力度和影响更加温和。在20世纪70到80年代，他曾经多次在多个场合以弹奏簧风琴为伴奏，口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和《摩珂迦罗颂》，表演他的佛教信仰。

    赵毅衡在《对岸的诱惑》（2007）中记载，1982年，中国作家代表团访美期间，作家张洁规劝金斯堡说，要有人生目标，过正常生活，思想才不混乱。金斯堡回答说，“我的头脑总是混乱的”，口气中似乎有一种得不到理解的愤懑。1984年访问中国时，他对中国的“性禁忌”表现出了强烈的不解，说你不能吃饱了、喝足了，然后去告诉一个没吃没喝的人应该做什么。应该说，即使是在事业的后期，金斯堡的精神实质也没有改变。有人说金斯堡在人生最后阶段回归了体制，有人说他的叛逆最终修成了正果，但使他成为一个著名诗人、被文学界推崇的不是体制，也不是正果，而是一种精神，即抗议和不妥协的精神。

    六

    2000年，诗人萧开愚发表了《艾伦·金斯堡来信》一诗，通过金斯堡的口吻，描写了金斯堡与他的华裔恋人的亲密关系。在诗中，金斯堡被中国壮美的历史与文化所倾倒，同时也无法抵御恋人的致命诱惑，“亲爱的，我与你们国家的命运/ —— 牡丹花——在一起”。虽然诗中的金斯堡对于中国的认知只停留在一些表面符号之上，但是这并不妨碍他表达对中国和恋人的深厚情感，“了不起的他，啊，蠕动的皮肤，一块真实的三明治/（让我亲吻你，中国的大地！）”。根据杨小滨的《中国当代诗中的文化转译与心理转移》（2011），诗歌并没有将“主、父、创造者”的权威角色赋予金斯堡，而是想象中国诗人与西方大师融为一体，颠覆了“创造者”与“模仿者”的传统模式。

    金斯堡留给中国诗歌的遗产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影响。虽然金斯堡的诗歌已经被翻译成中文，虽然金斯堡在中国的知名度相当地高，但是他的诗风在中文里似乎很难模仿。萧开愚的风格与金斯堡在诸多方面有所不同，金斯堡的影响可能更多地存在于精神层面。2004年，四川大学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共同主办了一个题为“垮掉的一代与东方相遇”的国际学术会议，聚集了威廉·罗洛尔、戈登·波尔、钟玲、文楚安等中外著名学者。会议的副标题为“关于‘情感自发时代’的跨学科国际会议”。金斯堡和垮掉一代的精神实质也许就是“情感自发”（spontaneity），不受任何约束和压制。正如诗人北塔所说：“中国诗人对金斯堡的认识和接受是超越具体文本的，具有更加隐秘而高妙的精神性。”

    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中，中国诗歌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日益式微，以至于到了不被大众问津的地步。中国诗歌在20世纪80年代的繁荣景象似乎一去不复返，诗歌界为此屡次发出过叹息。在这个日益物质化和商业化的社会，能够对高尚情感进行不懈追求，对艺术境界进行不懈探索，能够在布满灰尘和油污的外表里面保持一株鲜活的向日葵，这也许就是金斯堡的遗产，是金斯堡给中国诗歌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