笳吹弦诵在新棠

    一、引子

    我的母校安徽省休宁中学即将迎来一百周年华诞。休宁中学创校校长胡晋接（1870—1934），绩溪城内人，字子承，号梅轩、止澄，徽州现代教育的开拓者，备受四方敬仰。

    虽然在行政区划上，绩溪从徽州改隶宣城已近二十五年，但绩溪民众对徽州文化的热忱却丝毫不减，反而随着岁月的推移愈加浓烈。七年前，我和北大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回休宁、绩溪两地开展“家在黄山白岳”暑期支教活动，受到绩溪县胡稼民教育思想研究会（简称“稼研会”）诸位前辈的鼓励和支持，并结下深情厚谊。“稼研会”诸位前辈多是曾活跃在徽州杏坛的饱学宿儒，因钦佩先师胡稼民先生风骨，以研究胡稼民先生教育思想为发端，继而对胡适、胡晋接等为代表的徽州名师和徽州教育史料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他们多已年过花甲，甚至已是耄耋之年，但仍以整理研究徽州乡邦教育文献为己任，笔耕不辍。

    “稼研会”诸老对胡晋接先生崇敬有加，早在两年前即启动了《胡晋接先生纪念文集》（以下简称《纪念文集》）的编纂出版工作，至今已告一段落。《纪念文集》分为“胡晋接教育言论选”、“胡晋接诗文选”、“胡晋接往来书信选”、“胡晋接年谱”和“胡晋接研究”五个部分，涵盖子承先生生平事迹、交游行止、诗文信札和后世学人对子承先生的回忆录和研究，是胡晋接研究的开山之作，也是徽州现代教育研究的力作。 

    “稼研会”会长周文甫先生嘱我为《纪念文集》撰写序言。我既觉“义不容辞”，又感“诚惶诚恐”。我是休宁中学毕业生，新安江畔几多风雨，梅轩亭里六度春秋。子承先生确立的“诚毅”校训早已镌刻于内心深处，伴我走出大山，铭记至今。为纪念子承先生尽一己绵薄之力，自然是“义不容辞”。子承先生是休中之父，此纪念文集的撰写者也多是徽州宿儒前辈，小子何德何能，让我“作序”是无论如何也不敢承应的事情。我想谨以这些浅薄的文字，作为我对这部《纪念文集》的读后感。

    休宁中学的毕业生，对创校校长胡子承先生的大名是非常熟悉和敬仰的。我所魂牵梦萦的休中故园处处都有子承先生的印迹。休宁中学校门前有一大石牌坊，正面镌刻着罗工柳先生题写的“安徽省休宁中学”的校名，背面则是胡子承先生确立的校训“诚毅”。休中教学楼下喷水池旁，有一面石屏风，上面刻有子承先生对“诚毅”校训的解读：“止于至善，是之谓诚，能常常止于至善而不迁，是之谓毅。此乃古圣相传心法，而初学入德之门也。揭为校训，用相劝勉。”校门东侧更有以子承先生所号“梅轩”而命名的梅轩亭，亭内对联、题词等皆为纪念子承先生而书写。校史馆“斯文正脉”堂是子承先生创校时的礼堂，厅堂内所有建材均为银杏木，故又名白果厅。子承先生将校址迁至万安之后，曾访古城岩还古书院遗址，移悬书院遗物“斯文正脉”匾额至此，并将其命名为“斯文正脉”堂。每次回母校，无论是春雨绵绵，还是夕阳暮霭，我都会沿着“诚毅”牌坊、梅轩亭、风雨操场、亥山、校史馆、主教学楼的线路重游，在这些地方驻足良久，诵念子承先生本人、或是纪念子承先生的诗文，胸中顿生“斯文正脉养吾浩然之气”之感。  

    二、子承先生办学之“道”与“术”

    1913年1月，安徽省督军柏文蔚与教育司长江彤侯商承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普及义务教育的五项纲领，决定全省分为六个学区，每一学区设一所师范学校。徽州六邑（休宁、歙县、黟县、祁门、婺源、绩溪）属第五学区，设一师范学校，名为“安徽省立第五师范学校”（1914年2月更名为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简称“二师”），委任胡晋接担任校长。

    子承先生1913年衔命在万山丛中的徽州创办师范学校，直至1928年辞职告老还乡，先生把人生中最为宝贵的十五年时光都奉献给了“二师”。先生主政“二师”的十五年，开头时是民国草创，结尾处是大革命结束、北伐完成、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这十五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乱哄哄的“你方唱罢我登场”，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给这一片浑浊和泥沼注入了希望和新生的力量。子承先生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开启了徽州现代教育的山门。

    先生当日在徽州创办“二师”，必须直面两大历史困境。困境之一，是徽州商人群体的衰败；困境之二，是科举制的废除。这两大困境直接导致了当日徽州教育的困顿。

    历经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等历次兵燹，受时代变迁、内外政策等多重因素影响，在清季民初，独领风骚数百年的徽州商人群体无可奈何地退出历史舞台。徽州在文化上“东南邹鲁”的美誉，在经济基础上是以徽州商人的成功为根基的。徽商的衰败，给徽州六邑的教育以沉重的打击。

    徽州是程朱理学的大本营，徽州人在传统社会的科举考试中创造了诸多奇迹：“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兄弟丞相”、“父子尚书”、“同胞翰林”等佳话在徽州不算多么稀奇的事情，仅以面积不过2000多平方公里、当时人口不过十几万的休宁县而言，从南宋到清朝居然涌现出十九名状元，远远超出曾经一度名声显赫的苏州，稳居全国之首，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状元县”！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远影响，可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科举已废，而学堂未兴，这就动摇了当日徽州教育的根本。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清朝末代翰林许承尧对徽州教育的衰败痛心疾首。他在《新安中学堂记》一文中说：

    夫吾徽学风昔日渐全国，今顾稍稍衰落矣。我儒先刻苦厉学相传之精神，应如何宝爱而弗失，且一涓一滴皆出社会之赐，享其奉者宜何所酬。而此固为昔日试士地，才俊腾跃竞艺之所。由今而思，当必有凄感来会，而振奋以起者。(歙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歙县志》，合肥：黄山书社，2010年，第1299页)

    与此可以相佐证的，是子承先生1914年的肺腑之言：

    吾乡故为东南文物之邦，硕学巨儒，后先相望，或为理学，或为经济，或为经史，或为词章，耿耿精光，不可遏抑。岂其运会之独隆，亦由其讲学之风盛，有以联络其精神耳。乃自科举废，学校兴，而起视吾乡，所为联络精神之语言文字，转阒然无闻，何怪十年以来，不惟教育停滞不进，而文学之衰，且一落千丈也。(《安徽省立第五师范学校杂志》第一期)

    面对残山剩水，子承先生在“二师”将怎样施展他的抱负呢？仔细研读《纪念文集》中先生的教育言论选、诗文选和年谱，窃以为子承先生十五年“二师”生涯的擘画运筹和躬耕践行，可以从“道”和“术”两个层面来理解。按照时髦的话说，就是从教育理念和教育方针上来推进“二师”的办学乃至徽州的现代教育。

    子承先生办学之“道”，借用李泽厚先生的概念，乃是“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子承先生办学之“术”，窃以为是“书院传统与现代教育的交织融合”。

    先生家学甚厚，很早即成为秀才、郡廪贡生，但“无意仕进”，青年时期即立下“教育报国”的理想：“欲改造中国而非改造中国思想界不可。然欲改造中国之思想界，又非改造中国教育制度不可，盖教育乃一切思想之源泉，而小学又为教育之基础也。”(汪俊赓、程庸祺整理：《胡晋接先生年谱》之1884年条目)子承先生22岁时即在绩溪白石鼓汪氏家塾教私塾，他的学生汪孟邹后来创办亚东图书馆，成为民国著名的出版家。1904年，先生担任堂长的绩溪仁里思诚两等小学堂正式开学，开徽州小学教育之先河。子承先生由私塾而小学，丰富的实践为后来开创“二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先生出掌“二师”之后，“救亡”的思想丝丝扣扣地体现在他的教育理念当中。

    1913年，先生在“五师”的开学训词中说：

    本师范学校，为安徽省立第五区师范学校，经费由省担任，其开设本校之目的，在于造成本区小学教师，以教育将来之国民。……总之，民国前途，惟新国民是赖，即惟造就新国民之新教师是赖，所以望之者重，则所以责之者亦不得不重。惟诸生勉之。(《安徽省立第五师范学校杂志》第一期)

    先生1920年著文《师范生之地位与其责任》，从“救亡”、“救吾国国家的危亡”的角度盛赞师范生的责任：

    国家强盛，固在于国民，而国民之是否优良，又视乎师范生他日之服务是否尽职，故师范生之地位，好象军官所立的地位，以训练军队为天职，师范生以训练国民为天职。师范生的责任，即在练成二十世纪中华民国的新国民，使能与世界各国国民，立于对等的地位，以救吾国国家的危亡者也。(《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杂志》第七期)

    由此可见，“救亡”是子承先生教育理念的核心内容之一。同样较之前人，他也更加重视“启蒙”的意义。先生充分认识到传统教育的弊端，在“二师”大力推行教育革新，实施“村民教育主义”、“实用教育主义”和“发展社会经济主义”，“输入国民之新思想、新学艺，而不破坏其淳朴懿粹之美德，俾异日有文明之启导，无习惯之囿格，注重守信、耐劳、规律、勤勉”，教导学生教学做相结合、德智体全面发展。

    子承先生本人是非常出色的地理学者，早在1912年（民国元年），其编著的《中华民国地理新图》就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但实事求是的说，先生的学术根基仍然偏重于传统国学。尽管先生也曾自学外语，但先生终究没有像陈独秀先生、胡适先生那样留过东洋、西洋，没有对西学进行系统的研习，对西洋文明没有切身的接触和感受。所以我们纵观先生文稿，其学术路径大抵是国学根基，而对西学所涉远不及国学。我们不必为尊者讳，同样也不必苛求前贤。

    子承先生办学之“术”，也就是办学的方针，综合了书院传统和现代教育的特点。书院讲究“自由讲会”的制度，强调“格物致知”的精神。明清时期，徽州各地书院的发展非常繁盛，涌现出了紫阳书院、还古书院、竹山书院等著名的书院。子承先生少年时就随其父肇龄公就读于绩溪东山书院，他的学问就出自书院。所以，我们看先生当年的教育言论，讲“日省”，讲“信实”，讲“行持”，讲“进德”、“修业”、“合群”，讲“抱一”、“去私”、“进取”，讲“远足修学”，讲“诚的教育”……如此种种，哪一样不是书院中研习的圣贤心法？再看先生在“二师”一以贯之的“朝会”制度，庶几就是书院中的“讲会”制度。

    尽管先生的教育方针脱胎于书院传统，但并不仅仅局限于书院传统，现代教育在“二师”的办学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传统学术者有三：义理、考据、辞章。现代学术以其更为细致的学科分野，打破了这样笼统的分类。与此相对应，现代教育也体现出更为细致和繁复的学科设置。“二师”系统开设有修身、讲经、国文、习字、历史、英语、数理、物理、珠算、乐歌、体操、法制、经济、商业、图画等课程，除“修身”、“讲经”之外，其他多是现代教育课程。

    我们甚至饶有趣味地看到，身为地理学家的子承先生极为看重植物学，认为“博物一科，先授植物”，他嘱咐学生寒假返乡就近采集植物带回校内，“无论谷物、菜蔬、果树、药品、竹木、藤草，凡天然之生物”，“或取秧苗，或摘果实，或选茎叶，或拾花枝”。他在《征集徽属六县植物启》末尾总结道：“本人生地理之观念，揽黄山白岳之精华，或吟罢而盘桓，或课余而游艺，知识足资实用，岂惟多识乎物名，美感端赖养成，并以高尚其人格，本校有厚望焉。”(《安徽省立第五师范学校杂志》第一期)这段文字读来决然不同于子承先生谈诚论学的任何一篇文章，仿佛写它的人不是书院严肃的老先生，而是第二课堂可亲的小兄长。“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大凡鸿儒俊彦见到人间草木，总是抑制不住内心的亲近和愉悦。

    子承先生办学之“术”，乃是“书院传统与现代教育的交织融合”，体现了新学、旧学的融会贯通，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烙印，也应了休中民国时期老校歌的歌词：“旧学商量，新知融贯，且把文明种因。”

    三、因何开除柯庆施？

    子承先生躬耕“二师”十五载的春风化雨，得到了同辈、后世的敬仰和尊崇。但对于先生当年开除参与学潮的进步学生柯尚惠（后名柯庆施，“文革”之前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一事，批评者占了大多数。

    胡适先生是子承先生的绩溪同乡后辈，对先生也非常敬仰，他们二人有多封书信往来谈学论史。但在“五四”之后，胡适曾在和友人的通信中，批评“二师”和子承先生的“保守”。

    1919年5月4日以后，胡适在致黄觉僧的信中说：

    ……但是先生所痛骂的“取言论自由之原则而残之”的“黑暗手段”，其实并不在北京，乃在休宁安徽第二师范学校。北京还没有人敢禁止《新青年》，也还没有人禁止学生看《新青年》。我梦里也想不到子承先生和先生等竟做出这种手段来，甚至于有因此开除学生的事。我这里收到许多信说第二师范“取言论自由之原则而残之”的事实，我至今不曾发表，因为我总希望子承先生和先生等不至如此。现在先生来信也自认贵处不读《新青年》了。先生等既不读《新青年》，又怎么能够作我们的后盾？这种后盾又有什么价值？……

    总而言之，如果先生们认《新青年》为“洪水猛兽”，也该实地研究一番，看看究竟《新青年》何以是“洪水猛兽”。如果不看《新青年》，又不准学生看《新青年》，一意把“洪水猛兽”四个字抹煞我们一片至诚救世的苦心，那就是“取言论自由之原则而残之”的“黑暗手段”了。

    请把这信请子承先生以看。(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04-205页)

    胡适在信中说“梦里也想不到”子承先生等会在“二师”禁止学生看《新青年》，甚至于有因此开除学生的事。我想，胡适此处大抵说的就是子承先生开除柯庆施一事。“纪念文集”中收有胡其伟《二师学生柯庆施及其与我父亲胡广平的友谊钩沉》和汪太戈《柯庆施在安徽省立二师》两篇文章，都详细地谈到了柯庆施当时参加学生运动被子承先生开除的事实。按照汪太戈一文中引用的柯庆施1940年写的自传材料：

    “五四”运动以后，我们就看到《新青年》、《新潮》等杂志（开始校长叫我们看《新青年》，后来又不许看，但我们仍买来偷看），受了他们很大的影响，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而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过去那种仅仅是压迫强制得不舒服而产生的反抗情绪，到了这个时期，好像是加了油（思想上的）一般，使我们的思想与学校当局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矛盾，于是冲突更甚。

    柯氏在自传中提到“开始校长叫我们看《新青年》，后来又不许看，但我们仍买来偷看”，子承先生对《新青年》态度的前褒后贬，我想到另外一则材料可以印证。去年冬天，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前身为老北大红楼）为纪念胡适诞辰120周年，特地举办胡适文物纪念展。我在红楼参观展览的时候，看到一层展厅有一室“陈独秀专题陈列”，墙壁上列有一些历史名人对陈独秀先生创办《新青年》功绩的褒扬。我惊讶地看到，展室在显赫的位置列有子承先生与陈独秀的通信：

    胡晋接：以先生之大雄无畏，推翻数千年盘踞人人脑筋中之旧思想，而独辟町畦，以再造新中国。仆深信大志《新青年》出版之日，乃真正新中国之新纪元也。（《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

    据考证，《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刊行于1917年5月1日。我们可以看出，至少在新文化运动发端——1917年的时候，子承先生对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还是持一片盛赞之声。这一点从柯庆施的自传也可以印证，“开始校长叫我们看《新青年》”。但为什么“后来又不许看”了呢？哪里是促使其急转直下的历史节点？

    窃以为,子承先生的思想倾向兼有新旧两端，追求新旧两者的平衡。这从教育家黄炎培先生1914年4月参观“二师”后的观感可以印证。黄炎培先生在日记中赞许子承先生和同仁：“校长胡君、教务主任方君振民（新），对于地方，意主输入国民之新思想、新学艺，而不欲破坏其旧时淳朴懿粹之美德。”(黄炎培：《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一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年，第146页)新文化运动在发端时候，子承先生也是热情拥护的。但先生对输入的新思想、新学艺所能接受的程度，恐怕是以“不破坏其旧时淳朴懿粹之美德”为底线的；一旦冲决了这个底线、破坏了新旧二者的平衡，先生对新思想、新学艺的态度恐怕会发生根本改变。待到新文化运动发展到新的阶段，中西文化呈现剧烈的矛盾冲突，特别是“五四”学生运动之后，学运风潮甚至从北京扩展到穷乡僻壤的徽州“二师”，新思想、新学艺已经对徽州社会旧有的礼俗秩序发生激烈的冲击。面对身边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的学潮，老派学人出身的子承先生似乎无法接受这样“礼崩乐坏”的事实。柯庆施被“二师”除名的悲剧便无法避免。

    不过，对柯氏而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胡适1924年6月4日致族叔胡近仁的信中，似乎又惊人地“预见”了柯氏的命运：

    福保的问题，我以为可先进二师。现在真没有好中学堂！那里不是你说的“机械教育”！二师的危险是很明白的，所以不足怕。易卜生的儿子少时，易卜生送他到俄国去留学。人问，“你是爱自由的人，为什么不送他到美国去？”易卜生说：“美国人得着了自由，故不知道自由的真价值。俄国人没有自由，故反能认识自由的意义。”二师虽专制，却是制造革命党的好地方。胡子承不但替胡适之造了许多信徒，还替陈独秀造了无数党员！（但这个消息，你千万不可让子承先生知道！！）福保不妨先去二师，等到他被子承先生开除出来时，他已是自由的忠心的信徒了。(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30-331页)

    胡适劝胡近仁让儿子胡福保上“二师”念书，理由居然是“二师”专制，专制可以培养“自由的忠心的信徒”。“二师虽专制，却是制造革命党的好地方。胡子承不但替胡适之造了许多信徒，还替陈独秀造了无数党员！”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正是柯庆施走上革命道路的轨迹。

    重新回溯这段公案，柯庆施自己在自传材料中回忆：

    ……这种学校生活，又产生我的痛苦与不满，于是我逐渐调皮与捣蛋起来了，同班中我们团结了一批人，经常对不顺眼的事情表示出一些微弱的抗议，在同学中发发议论，因此，我就在学校里成为捣蛋的名人。不管班上发生什么事情，不管我是否参加，结果我总是要被申斥与记过。(汪太戈：《柯庆施在安徽省立二师》，《徽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8期，第49页)

    少年柯庆施有青春期叛逆的一面。那么胡子承先生呢？他是否意识到对“青春躁动”的学生过于严厉了？目前没有第一手的材料可以证明子承先生当时的真实想法。但我想可以从中年胡适对学潮的态度，来迂回体察子承先生的行思。

    1935年，面对日寇的铁蹄，北平学生发动“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对学生的罢课游行，时为北大教授的胡适在日记中如实记载了他的态度：

    一点聚餐。大家都谈学生请愿事。我们费了二十多日的力量。只是要青年人安心求学。今天学生此事，虽出于爱国热心的居多，但已有几张传单出现，其中语言多是有作用的，容易被人利用作口实。(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七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第276页)

    中年的胡适比青年时少了几分激进，多了几分理性。但“只是要青年人安心求学”的胡适，甚至因为这样的态度，也避免不了被学生批评、斥责和警告的命运。从“只是要青年人安心求学”的角度，我们或许可以稍稍理解子承先生当日的心理。

    子承先生那样一位从书院里出来的一丝不苟的老先生，出于严明校纪，更出于让青年人“安心求学”的心理，对参加学潮的柯庆施采取一项不大不小的惩戒——“留家一年，察其思想已否矫正再行斟酌办理为妥”，“寄上题目于日内作就，内容须具有恳切忏悔之意思而类悔过书者，……日记亦须记就寄来，内容以多忏悔语为佳”，然后校方可以考虑让其返校。校方对柯氏言辞严厉，但却“法外开恩”，并未直接除名，留有回旋余地，相当于“休学一年”。但这样的“法外开恩”已经无法阻止柯氏追求革命真理的脚步了。

    四、结语

    后人还得感谢子承先生的是，他仿佛一位不辞辛劳的风水先生，在万壑丛中的徽州，为“二师”，为后来的“徽中”和“休中”，觅到一处如此幽雅秀丽的校址。后人不可不珍视之！

    “二师”先后选址歙县问政山麓紫阳书院、休宁率口荷花池畔，校址均“狭难久居”。先生偶尔翻到旧藏的《还古书院志》，“妄意还古书院可用亦大佳”，遂率人往休宁还古书院探访，途中经友人推荐，意外觅得万安新塘村任氏故宅作为永久校址。  

    新塘村又名新棠村，地处黄山、白岳之间，所在的万安古镇又是徽州六县的地理中心，山清水秀，交通便利，远闹市而隔尘嚣。这不正是子承先生苦苦寻觅的教学佳所吗？近百年后我们重读此文，仍能感到先生笔端掩映不住的欣喜。

    子承先生历经一番奇遇，终于为徽州现代教育觅得一方风水宝地。徽州现代教育也仿佛子承先生历经千辛万苦盗来的天火，虽是星星之火，却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熊熊燎原开来。

    傅雷在《约翰·克里斯朵夫》中有两处特别传神的翻译。那是克里斯朵夫在婴儿和孩童时候熟悉的音乐：“江声浩荡”、“钟声复起”。或许，这使克里斯朵夫从小就孕育了对音乐的敏感和天赋。我也非常熟悉和怀念休中故园新棠村的乐声：亥山的松涛，池畔的蛙鸣，草丛深处的虫吟，当然，还有呼啸而过的蒸汽机车，大喇叭播放的《运动员进行曲》，和清晨响彻一方的朗朗书声。

    我想起西南联大的校歌：“尽笳吹，弦诵在山城”。可惜我不会篆刻，今后遇到治印的朋友，一定请他帮我刻一枚藏书章：笳吹弦诵在新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