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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7月29日，第六届“全国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在北京大学开幕。与此同时，2007年以来各届讲习班部分教师的讲稿也经过整理，辑为“经典通识讲稿”丛书，由三联书店推出首批6种。作为讲习班和这套丛书的主持人，著名学者甘阳教授近年来一直致力于通识教育相关理论问题的研究，并投入大量精力推动通识教育从理念变为实践。讲习班进行期间的甘阳非常忙碌，但还是抽空接受了读书报的采访。在课堂外面的小花园里，甘阳教授满头大汗，不时拿毛巾擦拭额头的汗水，我想，他对通识教育的热情，一如这一天暑热的天气。
本版同时刊登了来自美国的纪语同学在开幕式上的发言，他介绍了自己在以“极端的通识教育”而闻名的圣约翰大学求学的经历，从中，我们可以一窥美国通识教育的一些详细情形，相信是很多读者都会感兴趣的。
读书报：什么是通识教育？您认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所推动的通识教育堪称典范，为什么？
甘阳：美国现代通识教育起源于1920年代的哥伦比亚大学，其他大学（包括芝加哥、哈佛）的通识教育都是从哥伦比亚大学的模式演变而来的。19世纪，美国的很多大学（当时大多还是学院），学生都要学习希腊文、拉丁文，以人文教育为主，强调接续传统。19世纪后半叶起，美国高校逐渐废除了希腊文、拉丁文的学习，古典学的比重大大下降。可以说，在1900年前后，美国大学和社会经历了与传统断裂的一个过程（这与中国在晚清民初所经历的很相似）。所以，现代通识教育在美国的兴起，是在传统断裂、现代性拼命发展的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为了弥补现代高等教育的弊病而推动形成的。现代社会强调个性，追求差异，而通识教育则强调那些共同的东西，追问的是，哪些是公民都应该了解的，所以通识教育包含了共同教育的理念。
1920年代前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有教师开设了类似“文学经典”这样的选修课，大概是一个礼拜读一本书，这门课非常受欢迎，有别的教师起而仿效，开了类似的课。十几年之后，“文学经典”这样的课成为了哥伦比亚大学官方要求学生必修的课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芝加哥大学担任校长、并极力推动通识教育的哈钦斯就来自于哥伦比亚大学（原为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所以，芝加哥大学的通识教育与哥大有很深的渊源。
哈钦斯于1929年入主芝加哥大学后，即开始对当时美国的高等教育发起了全面批判，他批判美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完全走入歧途，充满了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专业主义、唯科学主义、唯技术主义、唯市场取向的庸俗化状况。哈钦斯1936年出版《高等教育在美国》，如果把书名中的“在美国”改成“在中国”，也完全可以。事实上，20世纪初的美国，人心混乱，社会极端不平等，腐败非常严重，人们对未来很悲观，这和1990年代中国市场转型以后的情形非常相似。二战以后冷战开启，这使他们更加强调西方之所以为西方的独特性，通识教育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传播西方之所以为西方的核心价值观，以凝聚共识。这就是美国推动通识教育基本的大背景，是值得我们了解和借鉴的。
读书报：我们常说的另一个概念是“通才教育”，请问它与“通识教育”是一回事吗？像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梅贻琦领导清华大学时，就以通才教育、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为其治校理念的三大支柱，您怎么理解“通才教育”的说法？
甘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清华大学当然很成功。不过，对于我们今天常说的通才教育，还需要深入分析。这两个概念的提出，背景有相似之处。刚才说到1900年前后美国大学的转型，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自然科学比重的加大。自然科学的特点是求新，日新月异，人文科学则需要不断回到源头，回到古典。所以，通才教育比较强调文理会通。但这个概念比较虚，文理兼通的标准是什么？文要达到什么程度？理要达到什么程度？有没有可操作性？提倡通才教育，是希望人们接受的教育不要太片面，用意很好，但我觉得真正做到文理兼通很难。
读书报：您推动的“通识教育”强调阅读原典，而我们一般的教育，可能更多是从概论和通史进入，比如学习中国哲学就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学习西方哲学就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在大学里，可能中文系的学生学了几个学期的中国文学史，却没有读过《文选》，历史系学了很多中国历史的教科书，却没有通读过《史记》，您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甘阳：这种教学方式是我最为反对的，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高等教育质量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最爱编教科书，一个课程，可能会出几十上百本教材，但内容陈陈相因，质量低下，对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没有什么帮助。我们大学中文系、哲学系的学生可能都没有接触过几本原典，学习的都是一些概论、简史之类。但要知道，现代人写的东西，即使像冯友兰先生写的《中国哲学简史》非常优秀，都还是有太多时代的局限性，而原典是超越时代的。可喜的是，这几年以来，大学里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像北大、复旦、清华、中大以及其他一些学校，课程体系也许还是原来的，但具体教学中，原典研读的比重已大为增加。我想，随着这种改变，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将得到实实在在的提高。教科书的教授方式只是为了给你一套正确答案，那还是应试教育。而原典里有真正原创的想法，只有接触原典，进入那些伟大的作品，你才能开始独立思考。
读书报：您在中山大学主持博雅学院，将您关于通识教育的理念予以实践，能否介绍一下？
甘阳：这里很难详细地谈，简单来说，学院主要的教学方式就是原典阅读。所谓原典，包括了中西文明的经典。比如第一学期的《诗经》，6个学分，每周3次课，但也只能讲授40多首诗；《左传》也是6个学分，每周6个学时；《荷马史诗》、柏拉图，也都是从原著进入。学生大学四年都是以原典阅读的方式进行，只是大三以后，有专业的分化，必修课的比例降低，而选修课的比例增加。
读书报：现在国内很多大学在推进以原典阅读为中心的通识教育，就您个人的了解，国内大学里通识教育推进的状况如何？其前景如何？另外，我们看西方的通识教育课程，是以西方经典为主，那我们是否应该以中国经典为主？
甘阳：全面的情况我并不了解。据我的接触，像复旦大学、青岛大学做得都很不错。在青岛大学推动这一工作的，是第一届“全国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的一个学员。像今天在第六届讲习班上发言的西藏大学的老师介绍的情况，也给我惊喜之感。各个学校情况不同，有的学校师资缺乏，也没有很好的氛围，但还是非常努力地在践行通识教育的理念，采取适合自己的形式，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推动通识教育要因地制宜，不一定是同一种模式，同一套课程。重要的，不是理念，而是实践。要在现有条件下，先操作起来。
你另一个问题，我认为，我们的大学应该中学西学并举。如果给大学生推荐书目的话，那中学可以有15本左右，西学也是15本左右，文本数量不宜太多，但要兼顾中西。
读书报：您认为从个体（不一定是学生）的角度而言，阅读《诗经》、《理想国》这样的经典，意义何在？
甘阳：我理解，在这样一个烦躁、浮躁、浮华的年代，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能够借由阅读，安静下来，找到生命的意义。所谓“古之学者为己”，通过阅读经典思考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求得心灵的安顿，这是人们内在的一种精神需求。
本报记者 王洪波
（本文未经受访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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