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走出去

    这些年来编辑有关中西文化交流的图书，总期望有人能够为700年中西文化交流绘出个曲线图，或者说资产负债表，看到历史长时段的大趋势。比如说，前500年，从马可波罗来华到马戛尔尼访华，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交流始终处于“顺差”状态，中国不仅向西方输出了丝绸、瓷器、茶叶乃至四大发明，丰富了西方生活，启动了西方的现代化，从器物与技术到制度与思想，诸如考试制度、文官制度、工艺风格、道德思想等等。1770年前后是个转折点，英国先用鸦片扭转了中英贸易，50年内中西贸易从“顺差”转为“逆差”，鸦片战争爆发，洋务运动开始，西方影响中国，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大趋势颠倒过来，坦率地说，最近150年，西方文化更多地影响中国，而不是中国影响西方，从亚当斯密到达尔文到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启发了中国的现代化历程。遗憾的是，我们在相关出版物中，并没有看到这样通俗易懂的大趋势的描述。    

    中西文化交流的问题，已经不是个纯学术的问题，笔者更看重某种公众知识层面上的著述。中国和平崛起，第一步是经济崛起，第二步是文化崛起。而文化崛起首先应该表现在公众的知识能力与创造力上。就中西文化交流而言，中国在与西方的“被动”交流中塑造了一个现代中国，这个“逆差”阶段尚未结束。是否有必要结束什么时候可能结束呢？150年的中国现代化运动，终于迎来了中国和平崛起的现实，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当代中国的重大国家战略之一。那么，这一次，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是否有可能“翻盘”呢？我们是否处在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拐点上？当器物上的“中国制造”已经“走向世界”时，文化上的“中国制造”是否能够、并如何能够“走向世界”呢？    

    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可能“翻盘”的时代。过去30年改革开放，我们用生机勃勃的“中国制造”完成了器物上的“翻盘”，在未来的30年，文化大发展，是否有希望完成制度与思想上的“翻盘”？中国文化是否可能走出去，如何走出去？这是我们这代人必须思考的问题与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国文化是否能够走出去，决定于如何走出去，而如何走出去，又决定于中国是否能够为世界提供一种普世性的中国价值。

    中国文化输出的核心问题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的输出。没有明确而有力的核心价值，文化便是一堆没有灵魂与精神感染力的“产品”，当代中国文化人必须对中国文化核心价值有清醒的意识与自觉的使命感。核心价值表现所谓“国家之梦想”，每一个国家的发展，都应该有比生存更高远的道德目标，自觉地担当起世界命运，用自己的历史昭示人间的正义与真理，树立起人类国家的典范。只有让中国的“核心价值”深入世界人心，让中华文化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亲切感，中国才能最终扭转中西文化交流的的大格局。    

    中国和平崛起的主要成就表现在经济上。全球范围内中国的文化影响力，明显落后于经济影响力，这与中国的大国地位明显不相称，也为中国和平崛起造成许多国际文化障碍。中国和平崛起与文化自觉，直接面对西方文化的全球霸权的挑战，西方策划的“中国威胁论”甚至影响到第三世界国家。如何提高我们的国家软实力，改善我们的国际文化环境，在文化上与西方竞争世界？

    中国是一个曾经对世界做出巨大贡献的国家。公元第一个千年，我们在东亚到东南亚，创造了汉字文化圈，文化影响远及西亚北非与欧洲；公元第二个千年，我们启发了西方的现代化，从四大发明到文官制度，同时也走出低谷，开始了自身的伟大复兴；公元第三个千年，我们正成功地开创一种不同于西方、可能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我们必须意识到自身的文化使命，不仅让世界了解历史上中国的文化贡献，也了解中国文化对现实世界的巨大贡献，并从中国文化中发现一种多元共处、多极均衡、和谐发展的世界和平理想，探寻解决西方现代化造成的当今世界上的种种冲突与危险的“中国方案”。    

    中国文化要走出去，必须具有普世价值诉求，这就需要我们在观念上做一番清理。首先，应该将人类具有普世意义的文化价值与西方标榜的普世价值区分开来。中国不能拒绝担当具有普世意义的文化价值，这是大国的世界历史责任。有关中国是否需要普世价值的论争，本身就有问题。当今时代，有谁会说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制、人权，都是坏东西？既然是普遍好的或善的东西，谁又能拒绝呢？恐怕争论在起点上就有误解，这种误解不仅是对对方的，也是对自己的。中国需要普世价值，这里只有是，没有非，是不容也不用争辩的。问题在于，我们需要谁的普世价值？那些拒绝普世价值的人，实际上反对的不是普世价值，而是普世价值的话语主体——西方；而认同普世价值的人，有时候也分不清自己是认同普世价值还是认同普世价值的特定表述主体——西方。    

    有关普世价值的论争，问题不在普世价值本身，而在普世价值的话语权。西方现代文化最伟大的功绩，就是为西方建构起普世价值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的塑造包括一个三段论证：首先，自由存在于人的天性，具有绝对价值的意义，构成普世价值的前提；其次，自由是在西方历史中生长的，西方文明是自由的文明，自由是西方的价值；最后，西方对自由拥有文化主权，自由是普世的价值，西方自然拥有普世价值的话语权。西方在现代化历史上自觉地构建普世价值，意义不仅是追求实现普世价值，还有谋取普世价值的主体权利。从古希腊希波战争到当代反恐，西方所有的暴力都是受自由主导的普世价值话语保护的。    

    其次，中国必须以中国的核心价值取代西方的“普世价值”。西方现代自觉构建普世价值的方式，造成世界现代化或全球化历史中的一种文化幻觉或文化错觉。后发现代化国家，总是不知不觉把普世价值等同于西方的普世价值话语权。他们对普世价值的态度，取决于他们对西方的态度；或者因为认同西方而认同普世价值；或者因为反抗西方而拒绝西方的普世价值，进而否定普世价值本身。这两种选择，无一不使自身落入后殖民主义文化霸权的陷阱。任何一个有世界历史担当的民族或国家，都应该具有自觉的文化价值使命。抗议西方普世价值话语权的唯一方式是：构建中国立场的核心价值，这是大国崛起义不容辞的文化责任。    

    最后，我们必须自觉到思考与推广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使命。现代中国曾经有、也一直有构建普世性的核心价值的意愿，如今又有了推广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权利，下面考验我们的是，是否具备构建与推广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能力。当今中国正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世界经济政治的主角，在器物、制度与思想不同层面上，开始展示自身的魅力。遗憾只是这种魅力依旧面目不清，意义不明。中国能理直气壮地明确告诉世界，中国文化将为世界的繁荣、幸福、公理负责，什么样的制度是正义的，什么样的生活是善良而有意义的，中国如何创立典范？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具备大时代应许的知识能力与道德勇气，毫不妥协也毫不掩饰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能够回答全球文明价值的根本问题吗？能为理解这个世界提供一个知识与信念体系吗？能为这个世界提供一种制度理想与实践典范吗？能为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提供一种善良高贵的意义吗？如果能，我们必须进一步回答：什么是人类历史的方向与方式，中国现代化模式的历史与世界意义是什么？什么是现代国家社会的合理正义的制度，中国是否为此努力、是否做出典范？什么是人的生活的意义，什么是中国文化为人类有德的生活提供的普遍的价值尺度？    

    回答这些问题，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使命，中国文化是否能够走出去，扭转700年中西文化交流的大格局，关键看我们是否能够输出中国的核心价值。只有让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走出去，才能最终恢复中西文化交流的“顺差”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