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审美与历史之间

    现当代文学学科从正式纳入学科体系中到如今已有许多文学作品选或文献史料选出版，但尚未有学者将两者整合在一起。由浙江大学吴秀明、陈建新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与史料选》（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可以说填补了学科建设中的这项空白，其特点如下：

    一、兼顾审美与历史的学术理念。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立成为现代文学学科逐渐成熟的标志，补上文献史料研究、提升学术研究中的历史意识无疑是当代文学必须要面对的一次“战略转移”。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的出版彰显了编者对于文献史料关注的学术理念，并且将之贯彻到人才培养的过程中。近年来，大学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的趋向就是培养所谓“厚基础、宽口径”的人才，而如何落实这一理念，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办法。对于文学学科而言，让学生在提升审美感悟能力的同时阅读一些必要的文献史料，对于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文学生态环境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把握，提升学生的历史实感，才能真正夯实学生的基础，让学生了解文学史时能在诗学与史学之间找到平衡。在两者的平衡上，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精选了文学文本，在确保学生审美训练的前提下，引入必要的史料，使学生能了解到文学史的背景，形成自己的历史意识，而具体到入选篇目，更体现出编者独到而不乏创新的文学观念和史家眼光。

    二、入选文学作品的双重考量。对于现当代文学而言，由于与意识形态尤其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密切关联的学科特点，许多作品如果从单一的文学性去要求，它们在文学史上曾经有过的影响就会被遮蔽，作品选与文学史之间也会出现不对接的情况，而这套书的独特价值在既考虑到作品的文学性，也兼顾作品的文学史影响。我想这样做既是对于文学史的尊重，也是对于接受者（主要是学生）的尊重，对于中文专业的学生而言，理清文学史发展脉络，全面把握不同时代文学的基本存在情况是他们学习的重要任务之一。具体而言，在现代文学部分，对于经典作家如鲁迅、张爱玲、闻一多、老舍、沈从文、茅盾等等的作品都已涉及，同时并没有因为“重写文学史”的影响而忽视或压缩左翼文学的篇幅，对于柔石、夏衍、艾芜、赵树理等等作家的作品依然赋予其“在场”的权利，既没有过去的“神话”，也没有后来的“矮化”，而是恰如其分的通过篇幅的掌握给左翼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准确的定位。而在当代文学部分，编者不仅照顾到了台湾作家余光中、白先勇的经典篇目，还对于那些在艺术上也许尚不成熟，但在文学史上影响重大的作品予以选入，这体现在近十年饱受争议的“样板戏”、让有的学者觉得“难以卒读”的《班主任》入选，也体现在像王蒙这样后来艺术上日趋成熟的作家入选的则是能代表“百花时代”特色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当然，编者没有以史学价值否定文本的诗学价值，从现有篇目来看，作者即便是选入了一些带有艺术瑕疵的作品，但在同类的作品中入选篇目的艺术价值是最高的。

    三、文献史料的三个“不局限”。编者在将这些史料引入到大学本科的教材中时，充分考虑到与学生实际情况相对接的问题。一方面，对于入选的史料数量做了控制（共52篇），并对较长的史料做了节选，对个别史料做了说明；另一方面，所选的史料基本上能精准地反映出现当代文学史和学科史的背景。从入选文献史料内容上看，体现出三个“不局限”：不局限现当代文学史料、不局限境内史料、不局限公共化史料。例如以往现代文学史料的开端往往是陈独秀和胡适的那两篇经典文献，而编者将视野伸向近代文学，选入了梁启超的那篇实际上影响了20世纪文学格局的文献——《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在当代部分入选了几篇域外史料都是极富有代表性的，体现出编者全球化的视野。日丹诺夫的报告体现了当代文学体制建构所受的来自苏联的影响，顾彬的访谈更是引起了关于当代文学整体评价的争议与思考。而在选入了大量的宣言、报告、学术论文等公共性史料的同时，编者也将沈从文日记这样的私人化史料纳入视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看出编者在史料创新方面的尝试和全面开放的学术视野。

    当然，在现当代文学中，无论经典文本还是重要的文献史料都远不止这些，对于以往入选的一些篇目和史料只能“忍痛割爱”。 而且作为一种将审美与历史打通的新的尝试，它的出现对于学科建设和教学的创新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其中的经验和问题也是可资借鉴并加以完善。例如书中以毛泽东《对文化工作的批评》代替了以往的“两个批示”。在笔者与编者吴秀明教授的交流中，他坦率地表示了自己的想法：一方面，从史料创新角度讲，这个“批评”其实已涵盖了“两个批示”的内容，且选自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另一方面，从史料权威性意义上说，它因未被收入毛泽东选集、全集这样的经典文献之中，似又不及“两个批示”，这样编选是否妥帖是可以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