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艺人的青春之歌

    银幕上，陈强、张瑞芳、黄宗洛三位老人的定位有鲜明不同，但在20世纪的舞台上，他们扮演着共同的角色：红色艺人。二十岁上下的青春年华，赶上救亡图存的大时代。在这个国家的不同地域，他们都选择抛弃一切，南下北上，投身革命洪流，将整个生命交付于左翼文艺。他们拥有今天年轻人很难体会的义无反顾。

    2012年6月26日、28日、30日，陈强、张瑞芳、黄宗洛，三位老艺术家仿佛约好了似的，相继谢世。一个坏到骨子里的大反派，一个美丽正义的女主角，一个画龙点睛的老龙套，他们在天堂正好能凑成一出戏。

    银幕上，三位老人的定位有鲜明不同，但在20世纪的舞台上，他们扮演着共同的角色：红色艺人。二十岁上下的青春年华，赶上救亡图存的大时代。在这个国家的不同地域，他们都选择抛弃一切，南下北上，投身革命洪流，将整个生命交付于左翼文艺。他们拥有今天年轻人很难体会的义无反顾。

    三位老人参与缔造了真正的理想主义时代，他们的青春之歌今天听来仍然扣人心弦。我们怀念他们，不仅以艺术的名义，更是对理想的致敬。

    1947年，歌剧《白毛女》在冀中军区引发轰动。全边区的老百姓都“恨透了”陈强，小孩见到他不再喊叔叔，而叫他大坏蛋。有一次演出，一位看入迷的战士甚至把手枪对准台上的陈强。因为他演的黄世仁实在太深入人心。

    “黄世仁”差点要了陈强的命，也意外地救了他一回。因为身体不好，陈强在随剧团赶路时掉队了，碰上解放军的侦查员。当时陈强身上没有带任何证件，没法表明自己的身份，而战士们看他的长相，又断定他是特务。陈强急中生智，问那几个战士知不知道《白毛女》，当场做了一段表演，这样才没有被当做特务给处理掉。

    陈强：最好的“坏人”

    “反派”专业户

    陈强生于1918年，原名陈庆三，河北宁晋徐家河人，幼年时随父母逃难到山西。1937年，陈强随战地总动员会宣传团在晋西北演出。1938年到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学习表演理论和表演技巧，1939年毕业后参加晋察冀边区联大文工团、西北战地服务团等戏剧演出活动。那时陈强的想法很简单，正如他后来自己说的：“搞文艺就是为了干革命”。

    筹拍《白毛女》时，陈强原本看上的是杨白劳这个角色，此前他就常常扮演老头，比较容易发挥。没想到，导演最后派给陈强的角色竟是黄世仁。陈强听说后很不情愿。他问导演：“为什么偏让我演黄世仁呢？我没有体验过地主的生活，黄世仁在舞台上的所作所为，我能表现出来吗？难道我像坏蛋吗？”

    还有一个原因，他没有说出来，那就是如果这次真把这黄世仁演活了，那自己作为一个“坏人”的形象也就深入人心了，以后岂不是要一辈子演反派人物？后来的演艺生涯正验证了这个担忧。陈强闹罢工，剧组领导让他学习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终于接受了这个任务。

    在“黄世仁”之外，陈强塑造的另一个经典反派是电影《红色娘子军》中的“南霸天”。虽然都是演恶霸地主，但是陈强还是希望能演出这两个角色各自的特点。陈强曾说，黄世仁和南霸天，恰恰是“一北一南”，地主的做派应该有所不同。在《红色娘子军》中，他重点突出南霸天的傲慢、目空一切，却又外强中干的个性特征。陈强凭借这次出演赢得了第一届百花奖的最佳男配角奖。1962年，文化部评选出“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陈强是其中唯一一个“反派”演员。

    铁了心不演“走资派”

    1957年，《董存瑞》、《智取华山》的导演郭维被打成右派，陈强凭着平时的交往印象，说了句“我看他不像右派，像左派”，结果自己就成了“要说清楚的对象”。“文革”中，陈强在北影厂第一个被批斗。

    “文革”后期，江青批“走资派”的影片《决裂》启动，钦定剧中“走资派”要陈强来演。但陈强一面对导演表示谢意，一面又借故推辞：“我是铁了心不演反派了。如果你能让我演个正面人物，我立马随你走！”当时陈强饰演的“黄世仁”、“南霸天”两个形象早就深入人心了，如何能让他去演“革命派”？导演无奈，只好由“文化领导小组”出马做工作。

    一天晚上，陈强正与家人吃饭，只听得屋外收发室的人在喊：“陈强家电话！”当时，陈强已经对妻子李玉洁做了交待，只要是来电话，都由她去接，如果是“文化领导小组”打来的，就说他不在。结果打来电话的还真是“文化领导小组”的刘庆棠，李玉洁依计对他说：“很抱歉，陈强不在家。”

    妻子回来后，陈强立马放下手里的碗，骑上自行车直奔“东来顺”饭店。当时店里已准备打烊了，陈强抢着对师傅说：“还有吃的吗？赶紧给我对付点儿！” 老师傅们和陈强早就是老朋友了，当即给他开火做饭。陈强是要让师傅们为他做一个“不在场”的证明。后来，刘庆棠在北影剧团，碰上了陈强，问他：“陈强，我几次邀你，首长想找你谈谈。可是，你不见我呀！”陈强装糊涂说：“哎呀，真是对不起，我那时正忙，家里的人也是忘性大，我不知道有这事。”

    倔强父子

    在台上，陈强是人见人恨的大反派，而台下却是一个人见人羡的慈父。陈强与李玉洁的大儿子出生时，陈强正在布达佩斯演出，为之取名“布达”，二儿子也就索性叫了“佩斯”。在一天到晚忙着写检查的日子，陈强还在给陈佩斯讲述自己在抗战时期的故事。后来陈佩斯回忆说，“我脑子里老有父亲年轻时的影子，他给我打下了一个精神上的底子，我觉得生活再苦，比起上一代人经历的苦难来说不算什么，他那个时间给我留下一笔非常有意义的东西。”

    陈佩斯结婚时，陈强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我一直对你说，做人讲道德，不做昧心事。演戏要讲戏德，不抢戏，不压别人的戏，这些你都做到了。今天我要说的是，做丈夫要有夫德，小王工作辛苦，每天都在手术室一站好长时间，回家很累的，家务事你得多揽点。抢戏是没戏德， 而抢活则是夫德……”陈佩斯以往曾在多个场合回忆起父亲的这段话，每一次都会不禁眼角湿润。

    生活上的教导之外，陈强更是一手把陈佩斯带上了演艺道路，他与儿子搭档，以“逗而不厌、闹而不乱、笑而不俗、趣味由衷”十六字秘诀，拍出了《瞧这一家子》、《父子老爷车》、《二子开店》等经典喜剧。除了精湛的演技外，陈家父子在性格上有一点也很相像，那是一种坚持原则、不妥协的倔强。陈佩斯曾因为作品版权问题，而与央视对簿公堂。

    2001年，陈强在姜文导演的《鬼子来了》中扮演老刽子手一刀刘，片中有所谓“看刘爷使刀，如饮美酒”的台词。这是一个并不重要的角色，但是陈强演起来却无比投入，尤其是那一句“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足以让银幕前的观众为之拍案叫绝。陈强的生前好友江平说，老人一辈子吃苦耐劳，才成就了一部部经典。拍《鬼子来了》时，他已然是一把年纪，老爷子还能倒骑毛驴，把凉水往自己头上浇，这份敬业是电影晚辈难以企及的。    

    张瑞芳：

    最文艺的“妇女队长”

    五六十岁的人看她的电影长大，二三十岁的人很少听过她的名字。她的艺术与人生值得铭记和回味，因为她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文艺女青年”：她们不仅关注自身情感，更关注国家的命运，人民的悲欢，为之付出全部青春，在所不惜。

    她是张瑞芳，位列重庆四大名旦，新中国22大明星。

    革命家庭走出先锋女演员

    张瑞芳是将门之后。父亲张基1925年加入国民革命军，在北伐战争中任炮兵总指挥。1928年4月，因未完成作战任务，中将张基饮弹自尽，蒋介石为他颁发了“精神不死”的挽幛。当时张瑞芳年仅10岁。母亲杜健如出身书香门第，思想前卫，她带着两儿三女到北平安家，让他们受良好的教育。当她发现大女儿张楠在大学里和中共地下党员来往，非但不阻止，还主动让他们到家里开会，自己想办法掩护。1956年，在电影《母亲》中，38岁的张瑞芳扮演了一名身为革命者的母亲，表演的灵感就来自于自己的母亲杜健如。

    家庭环境影响张瑞芳的性格，她不愿做闺房书斋里的大小姐。北平沦陷后，在学校里一直是话剧女主角的张瑞芳，参加了北平学生战地移动剧团，南下宣传抗日。同行的有她的姐姐张楠，妹妹张昕，还有年轻的左联作家陈荒煤。张瑞芳跟剧团同学曾在徐州给张自忠部队演出，感动得张自忠流下热泪。

    1938年9月，剧团开到西安，准备投奔延安。辗转各地生活艰苦，张瑞芳身体变得很虚弱。在男朋友余克稷劝说下，她到重庆结婚。一直爱慕张瑞芳的陈荒煤伤心不已。所幸在延安，妹妹张昕与陈荒煤互生情愫，终结良缘。

    台前名旦 幕后地下党

    抗战八年，曹禺、郭沫若、赵丹、白杨、舒绣文等一流的编导和演员云集山城。张瑞芳一下子以业余演员身份走上专业舞台，起初很不适应，在众多大腕儿身边，只能扮演卖香烟的小难民。她一边在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旁听曹禺、黄佐临等老师的课，一边跑龙套，当替补。有一次上演夏衍名剧《上海屋檐下》，扮演“咸水妹”的舒绣文突然生病了，张瑞芳被拉去救场，人们这才发现，这个刚来时还不大会演戏的女学生已经能独当一面。

    在《北京人》中，张瑞芳扮演女主角愫方，让编剧曹禺大为满意。1943年曹禺导演《家》，各大剧团争着要演，曹禺说，哪个剧团演都行，但女主角瑞珏必须是张瑞芳。瑞珏是张瑞芳自己一生最满意的角色。《家》在重庆连演86场，观众近十万人，当时重庆人口不过九十四万。张瑞芳红了，她和舒绣文、白杨、秦怡并称重庆四大名旦。

    重庆话剧界人士与周恩来有密切联系，话剧逐渐成为中共在大后方进行宣传斗争的利器。1938年，张瑞芳由杨述介绍入党。皖南事变后，白色恐怖愈演愈烈，中共作出“隐蔽精干，转移实力”的决定。张瑞芳开始直接和周恩来单线联系，从此他们建立了终身的友谊。

    戏里戏外 爱恨纠缠

    在舞台上如日中天的时候，张瑞芳的第一段婚姻却日薄西山。工程师余克稷全心在本职工作，没有多少政治热情，而张瑞芳一腔热血，投入地下党工作，对丈夫越来越失望。1942年，郭沫若写出名剧《屈原》，张瑞芳扮演女主角婵娟，男主角是全国闻名的当红小生金山。一贯风流的金山因戏生情，张瑞芳对他持续的热烈追求也有动心，但不愿和这个花花公子发生纠葛。直到有一天晚上，金山又来找张瑞芳聊天，说到：“瑞芳，那天我‘上山’去，看到你了！”“上山”是地下党员去八路军办事处的暗语。张瑞芳这才知道，金山1932年就在上海入党了，他也是周恩来单线联系的党员。志同道合，张瑞芳无法再拒绝。

    话剧界元老知道“不靠谱”的金山在追求张瑞芳都惊了。曹禺在俄国餐厅请金山吃饭劝他“退兵”，说“大家都把张瑞芳当小妹妹，尽力保护她”。吴祖光、郭沫若提醒金山，“张瑞芳是个很单纯的女孩子，你可不能当儿戏！”金山也急了：“难道你们就不相信我对瑞芳是认真的？”他把和张瑞芳的通信都交给周恩来“审阅”，把一些太缠绵的话用白纸条贴起来。周恩来看完叹了口气：“都已经这样了，就只有祝福你们了。”组织批准了金山和张瑞芳结婚。

    1949年，北京成立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国国家话剧院前身）。排演大戏《保尔·柯察金》，周恩来养女孙维世担纲导演。金山演男主角保尔，张瑞芳演初恋情人冬妮娅——这是当时毫无悬念的金童玉女组合，就像张瑞芳说的，那么多年，所有的戏都是和金山演，在台上为他而死。孰料，戏演完了，金山和孙维世坠入爱河，就像当年一样，谁找金山谈话都没用。

    伤心的张瑞芳同意离婚，要求离开青艺。周恩来无奈，为她做了安排：“去上海吧，做一个优秀的电影演员。”

    银幕转型工农兵

    张瑞芳在生活中和舞台上一直是知识女性，而电影面向大众，当时银幕上几乎所有女性形象不是游击队员就是生产队长。她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接的第一个角色是《南征北战》中的游击队长赵玉敏，这是周恩来钦定她演的。导演汤晓丹看了看穿着缎子棉袄的张瑞芳，认为她根本演不了，找来一个真正的女民兵队长，让张瑞芳和她当场换棉袄。张瑞芳在换衣间里迟迟不出来，原来民兵队长的棉袄上全是虱子……导演说，拿到食堂，放在锅里蒸，蒸完虱子再穿！张瑞芳穿着蒸过的旧棉袄下老解放区，和当地乡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天天到各家串门听打仗时的故事，背着马枪跟民兵、村干部一起学射击……就这样过了整整八个月。张瑞芳终于成功出演了一个打游击的女英雄。拍摄过程中，她认识了上影厂编剧严励（动画片《长发妹》编剧），终于白头偕老。

    张瑞芳努力地改变自己的气质，向着新时代的审美靠拢，不看爱情小说，说话不再轻声细语，见人高声打着招呼……1954年，她在《三年》中扮演了纱厂女工赵秀妹。演了“兵”和“工”，就差一个“农”了。1962年，在《李双双》中，张瑞芳扮演了一个心直口快、纯洁无私的“新农民”李双双，一举获得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同年被文化部评为“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之一。

    那些打上鲜明时代烙印的电影如今难得重映，她鲜活真诚的表演，也随之埋没。黄宗英看了《李双双》后深有感触地说：“在同辈的知识分子出身的电影女演员中，还没有人能像她那样自如可信地去扮演农民。一切的农家动作，在她已不是累赘的负担，而是体现角色的得力手段。”

    黄宗洛：

    最尽力的龙套

    黄宗洛的名字，往往让人一时难对上号，但提起他出演过的角色：《茶馆》里的松二爷、电影《活着》里的富贵他爹等，却无不叫人津津乐道。他自言“长得有点寒碜，天生不是台柱子的料”，但演了一辈子小角色，不改初心：“人活一世就图一乐呵，谁让我有戏瘾呢”。

    黄家出艺才

    黄宗洛与哥哥黄宗江、妹妹黄宗英被誉为演艺界里的“黄门三杰”。不同的是，他的艺术成功之路则艰难得多。小时候父亲爱看戏，每逢好戏，便带上全家老小前往，没想就此在子女中熏陶出一批“戏子”。黄宗洛形容儿时的自己“是个地地道道的小戏迷”，每月把零花钱攒起来买戏票，“当年梨园中差不多所有前辈大师精彩绝伦的表演我都赶上了！”回到家还不忘跟着唱片一遍遍耐心学唱。

    他生性腼腆，入学时曾因口齿不利索，被误当作低能儿而拒之门外。到了高小参加演讲比赛，他眼见台下一片攒动的人头，哇地一声当众大哭，只得被领下台。妹妹黄宗英则得了全市第一名。所以当他考上燕京大学心理系后，一心想当哲学家，不敢再沾文艺的边。他郑重写下自己的志愿：“一辈子尝尽人生百味。”命运兜兜转转，最终让他以演员之身实现了理想。

    小角色也要狠下工夫

    1948年，黄宗洛辍学奔赴解放区。因为兄姐都已名噪上海滩，组织想当然就把他分进了文艺学院，尔后成了文工团演员。1952年人艺建院，他又被分配到人艺，在此扎根了四十多年。最初他演得十分不顺。排头一出戏叫《民主青年进行曲》，黄宗洛扮演与本人十分相似的大学生王渔。结果他上了台，畏畏缩缩，毫无朝气，导演一看没治，干脆把这个角色删掉了。焦菊隐到人艺后，排曹禺新作《明朗的天》，又分配他演青年陈亮。虽然焦菊隐费了双倍的力气指点，这个角色还是演得毫无生气。彩排那天院长曹禺来审戏，看到黄宗洛的角色，不禁幽默道出真言：“王渔失水，陈亮不亮！”

    迫于无奈，这个角色只得砍掉，改让他演一个毫不起眼的小配角特务。谁知黄宗洛演起坏人倒放松下来，得心应手。他演出来的这个特务，并非舞台上常见的凶神恶煞的反派，而是咬文嚼字，故作斯文，“坏水都藏在骨子里”，让人称绝。他也因之在早期“连遭十八败”的失意中找到了自信，越挫越勇，“诀窍只是苦干、笨干，加傻干！” 

    焦菊隐推崇斯坦尼斯拉夫体系，一切从生活出发，黄宗洛也渐渐琢磨出门道。在老舍的新戏《龙须沟》里，他争取到一个跑龙套的活儿，演一个卖烂酸梨的老头。黄宗洛排练时，不光到鼓楼去和摆摊的大爷们唠嗑，还真买了一堆梨，就在史家胡同的大杂院里吆喝卖起来。为了这个角色，他蹲了半个月，梨子糟蹋了几十斤，实际演出时这个角色猫在角落里，连一句台词也没有。

    黄宗洛舍得下工夫。1958年，在《智取威虎山》里，他分到四个小角色：第一幕里演山民，第二幕里演个小和尚，接着一场戏他又是匪兵丙，再上场时又扮的是剿匪的解放军。每个角色戏份都很少，他仍尽力去琢磨造型和动作。比如演匪兵丙，黄宗洛专门设计了一段“丑表功”，整整十几天穿着“黄鼠狼皮”破军衣，脸涂成烟土色，下唇包住上唇练“地包天”，演完戏下巴颌儿差点缩不回去。演出时，匪兵丙操着东北切口讲了长长一段道白，凶相毕露又可笑可气，台下立马笑倒一片。

    人戏不分

    这种对戏的虔诚，打动了焦菊隐。于是他有了在《茶馆》中出演松二爷的机会，这也成为他最为知名的角色。黄宗洛从研究旗人习俗入手，揣摩心理，将这个八旗遗老研究透了。在生活中他就化身松二爷，改穿长袍马褂，蓄须留指甲，成天练兰花指，喝盖碗茶。因为松二爷爱鸟，黄宗洛特意到鸟市弄来一双黄鸟，将鸟笼擦得贼亮，每天一起床，便全身披挂，到隆福寺、地安门一带泡茶馆。日子一长，以假乱真，某天还真有位七旬老头过来悄声问他：“爷，您老是正红旗还是镶黄……”黄宗洛略一犹豫，随手朝西山方向一指，那位好像立马明白了，连连说：“啊，正红，我这算找到同旗的了！”

    如此“走火入魔”，自然人戏不分。《茶馆》中那段著名的问安戏，松二爷十几年后重见常四爷，恍若隔世，刚拍完四爷肩膀，忽然想起还未行礼。人穷不能失礼，松二爷立马补上旗人打秋千的礼节——退二步进一步。然后又记起进门时忘给王掌柜请安，于是转身补礼，还有太太和少爷呢，接连又是两个“退二进一”。行礼如捣，一时如鸡啄米，演活了这位善良懦弱而又拘泥可笑的满清遗老。这场戏在国外上演时，美国人赞叹“像舞蹈一样优美”，而日本人则看得笑中带泪，他们因此尊称黄宗洛为“鸟人松二”。他解说道：“这个人物就附到我的体上来了，附到我心里来了，我跟角色合二为一，这样演戏没法不动人。”

    演到后来，焦菊隐这样评价黄宗洛：戏多的角儿别给他，没戏的角儿给他——他可以找出戏来。从此他一发不可收，潜心钻研起了小角色。“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他是人艺那一批“戏大过天”的老演员的真实写照。

    从人艺到离休后涉足影视剧，黄宗洛至今共塑造了100多个“小人物”形象，并戏谑为“百丑图”。他并不介意荣膺“龙套大师”的雅号，“把我的潜力充分发挥了，就人尽其才了”。老舍的夫人胡絜青，曾作《小草》一诗赠予他：“常现地角乱石间，餐风饮露自怡然，但求遍野葱葱绿，休与红花争娇妍。”兄弟姐妹中最不起眼的他，却成为演艺生命最长的一个，他一直演到79岁，2005年电视剧《天和局》里一个下棋的老头，成为他的收官之作。

    黄宗洛和兄姐一样，闲暇之余喜欢舞文弄墨，他曾写了本书就叫《戏里戏外》，边讲故事边总结了一生演戏做人的经验，相当于黄宗洛版的《演员自我修养》。他说，演员有几个境界，一是演，二是像，三是绝。在《终身龙套》这篇文章里，他写道：“到将来谁都会有的那一天来临之际，我会没有内疚地含笑离去，因为在自己的岗位上，我已尽力而为。”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总第62期，作者李响、杨津涛、黄薇，2012年7月出版，定价：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