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圣的襟怀

    杜甫，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千百年来一直被中国人民尊称为“诗圣”。那么，杜甫为什么会被推崇为“诗圣”呢？是因为他的诗写得多、写得好吗？是因为他的诗诸体咸备、登峰造极吗？是因为他的诗记录了大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真实历史吗？当然，这些条件都是他所固有和具备的！但是，仅仅具备这些条件还远远不够。从其《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及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中可以得知：杜甫之所以成为一代诗圣的关键，正是他无比宽厚、无比伟大的“诗圣的襟怀”！

    安史之乱前夕，唐王朝内部尖锐的政治斗争，已反映为突出的社会矛盾：“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诗人先被任命为河西县尉，后又被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职责是看守兵甲器仗，管理门禁锁钥。“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官定后戏作》）杜甫当真是“怕趋走”、想“逍遥”吗？非也！安史之乱发生时，诗人正自长安赴奉先县探亲。谁知小儿子被饥饿夺去幼小的生命，然而，即使这样，诗人得知安史叛乱后，毅然决然地满怀爱国热情，投奔刚在灵武即位的太子李亨而去。路上被捕，后又逃出长安再奔凤翔，“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这其间的艰险与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就在凤翔，诗人被授予左拾遗之职，虽只八品，但却清要。然而，也只不过几个月，杜甫即被唐肃宗打发回家了。诗人一腔的忧国忧民之情、报效国家之志终于未能得以充分展示的良机。此后，八年的安史之乱，腥风血雨更给社会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春望》）的严酷现实，使得诗人发出了“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的感叹——面对如此破败的江山，中年“诗圣的襟怀”表现为忧时忧国、厌战爱民的复杂情感。而当战乱终于结束，朝廷平叛胜利之时，诗人立即咏出了“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生平第一快诗”，爱国精神和喜悦之情跃然纸上。于今读来，仍觉令人情感激荡，似乎青春也要“鼓翼而飞”了（霍松林语）。

    热爱人民，关心人民，亲近人民，在杜甫那“诗圣的襟怀”中始终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南国旱无雨，今朝江出云”（《喜雨》），若非关心农民和农事者，是不会如此渴望甘霖的。而《又呈吴郎》，则是诗人煞费苦心写出的一首劝言诗：“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沾巾。”为了寡妇打枣这样一个看似平淡的小事，诗人却于平凡中深刻地揭示了陷人民于水火的社会根源，这不是杜甫忧国爱民伟大情怀的自然流露吗？

    为了躲避战乱，早已遭贬罢职的杜甫，带领全家历尽千难万险来到了远离中原的蜀都平原。在许多亲友的资助之下，诗人选址在风景秀丽的浣花溪畔，营建了一座著名的杜甫草堂：“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堂成》）不料，次年秋天的一个傍晚，一场秋风裹着秋雨，无情地将茅屋吹破，同时也催成了杜甫一首表现着诗人崇高理想和博大胸怀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的秋雨之夜，诗人的思绪，并没有局限在自己个人的恩怨得失，也没有拘泥于一座茅屋的残破漏雨，而是推己及人，由自己的不幸遭遇联想到了处于同样境况中的“天下寒士”。正是因为这样改变现状和济世救人的崇高理想，正是因为这样牺牲个人和幸福他人的思想境界，晚年的诗圣才更由衷地显示出他感人至深的博大胸怀，这首诗也才具有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意义！

    当然，在我国数千年的文化历史上，能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之士并非少数。但是，能够像杜甫这样无论“居庙堂之高”或无论“处江湖之远”都能始终如一地忧国忧民之人却不很多。尤其在个人命运多舛、朝不保夕的困苦境况之下，尚能够设身处地地为国为民而忧乐，则使人尤感敬佩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