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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一百多年前的某个晚秋季节，晚唐诗人杜牧乘车出行，日落时分，目睹山中经霜的枫叶，内心不禁诗情涌动，脱口吟咏出四行诗句：
远上寒山石径斜，
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
霜叶红于二月花。
风流倜傥的诗人锦心绣口，才情非凡。“霜叶红于二月花”，七个汉字包含多少诗情画意！一经问世，便广为世人传诵，不胫而走，成了千古名句。好诗不仅穿越时空，流传百代而不衰，还能超越民族疆界，引起国外翻译家关注，借助译家之笔走向世界。
千年之后，杜牧的《山行》不仅有日译本、英译本，在俄罗斯，先后就有五位汉学家翻译过这首诗。这里只介绍其中动笔最早的两位。第一位是翻译《易经》的尤·休茨基（1897—？），他是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得意门生。1923年俄罗斯出版了《唐诗集——悠远的回声》，其中就包括了杜牧这首绝句。休茨基采用六音步扬抑抑格对应原作七个汉字，一行译成两行，奇数行九音节四音步，偶数行六音节两音步，押交叉韵，韵式为abab，既注重诗意内涵，又顾及原作的形式、节奏和音乐性。回译成汉语大致为：
行走山中
行走的小路崎岖陡峭，
通向寒冷的山坡，
高高的峰巅白云缭绕，
有孤零零的房舍。
停下车来，我爱观看
晚霞映照枫林叶，
经霜的叶子一片红艳，
胜过二月的花朵。
阿列克谢耶夫院士提倡译诗注重科学性和艺术性，既强调语言准确，又注重审美价值的艺术追求。休茨基完全遵循了老师的教诲，他翻译的诗歌得到院士首肯，也便顺理成章。
《山行》的第二位俄文译者别列列申（1913—1992），同样才华出众，他侨居中国长达32年，翻译过《离骚》和《道德经》。他采用六音步抑扬格翻译这首诗，语言简练，只有四行，形式更接近原作，回译成汉语是：
山中旅行
山坡上的石径弯弯曲曲，
透过层层云雾传来人声，
停下车来我欣赏枫树林，
霜叶的颜色比春花更红。
跟原作对比，译作有两处随意性的变通处理，一是把“白云生处有人家”的视觉形象，转化成听觉形象：“透过层层云雾传来人声”，或许他认为云雾遮蔽，难以看到山上人家。其次，把“二月花”译成了“春花”，主要从节奏考虑，“春花”比“二月花”少一个音节。别列列申译作的最大优点在于简练，原作四行，译作也四行，形式更接近绝句。但若从词义准确、充分尊重原作角度着眼，则休茨基的翻译更胜一筹。总之，两位翻译家的两篇译作都是以诗译诗、注重审美的翻译，都能让俄罗斯读者大致领略杜牧原作的艺术魅力。
有意思的是，别列列申不仅赞赏“霜叶红于二月花”，翻译了《山行》，他还创作了一首抒情诗，题目就叫《霜叶红》，或译《霜下红叶》。2001年我翻译了这首诗，收进了诗集《松花江晨曲》当中。现在引用如下：
霜叶红
霜叶红——说起来多么奇妙。
中国有多少聪慧的词句！
我常常为它们怦然心动，
今天又为这丽词妙句痴迷。
莫非枫叶上有霜？但是你——
乃是春天鲜艳娇嫩的花朵！
你说：“春天梦多色彩也多，
秋天吝啬，秋天很少树叶。
秋天干净透明，忧伤而随意，
秋天疲倦，不会呼唤生命。
秋天的叶上霜是冰冷的铠甲，
秋天傲慢，从不喜欢爱情。”
不错，但秋天中午的太阳，
仍以热烈的光照耀枫树林。
总有短暂瞬间：霜雪融化，
让我目睹霜下红叶与芳唇。
别列列申学习汉语多年，喜爱中国文化，对中国诗词、绘画、音乐有相当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以《霜叶红》为题写的这首诗，既有借鉴，又有创新。诗中两个人物，一个以少女口吻说话，而爱慕少女者显然已过中年，两人年龄存在明显差距。少女喜欢多姿多彩的春天，对秋天表示淡漠。中年人巧妙地回答，秋天中午的太阳，以热烈的光照耀枫林。他相信，总有霜雪融化的瞬间，让他目睹霜下红叶与芳唇！这意境美好而富有诗意。少女单纯，诗人执着，情意缠绵，相当生动。
2008年3月，我阅读了李萌博士研究在华俄国侨民文学的专著《缺失的一环》，其中有两章专门研究别列列申的生平与诗歌，不仅提到了《霜下红叶》（即《霜叶红》）这首诗，更有趣的是他还影印了诗人别列列申亲自翻译成汉语的译文《霜红》：
霜下红叶，奇怪的名字：
希奇的名字，中国有多少？
屡次为其诱惑而欢欣，
今日再爱奇怪的名字。
霜下枫叶呢？那倒不对：
因为你是一朵春晨花！
但你说道：“春富于鲜花，
秋天比她吝啬，叶子少！
秋天洁净抑郁而自由，
秋天疲倦，别叫她生活！
秋天的霜像冰冷盔甲，
骄傲秋天不要你爱她。”
然而，秋天中午的阳光
在枫园中也耀得更强。
要来一刻，讨厌霜融化
我在霜下寻找红叶唇！
李萌博士写道，《霜下红叶》包含着别一番故事，它是由一个叫“霜红”的中国人的名字演化而来。在对中国人名字的精巧大加欣赏后，别列列申拓展了“霜红”的意义，并把它转化成一个色情形象。他后来回忆说：“《霜下红叶》是受我在杭州遇见的一个非常年轻的大学生的启发而写的（当时我和添生在一起……）。他叫‘霜红’，也就是‘霜下红叶’。我请人给我解释这个名字的意义，结果得到作一首诗的题目。那个年轻人当时在我居住的上海读书。我把自己的地址给了他，但他从没来找过我。”在为这首诗所做的另一处注释中，别列列申回忆说，霜红是他在杭州基督教青年会短期留宿期间的同屋，当时19岁，长得很帅气。在一封信中，他也提到那些天在杭州，他常与添生和霜红一起聊天。别列列申从添生那里得知，“霜红”听上去更像女孩子的名字，因此他决定在这个不同寻常的女性形象掩护下，创造一个爱的对象。在诗中，红叶在拒绝他的追求，但是他不肯放弃。诗人以此挑明，他所寻找的，不只是美丽的红叶，而且还有一个年轻男子的亲吻。在拿一个中国名字做文字游戏的同时，他创作出一首以同性恋情为主题的抒情诗。
正是从《缺失的一环》这本书中，我了解到别列列申是个同性恋者，刘添生是他的同性恋朋友，霜红是他倾慕的对象。《霜叶红》表面看像爱情诗，实际上是一首委婉曲折表现同情恋主题的抒情诗。
至于把这首诗理解为爱情诗，还是同性恋诗歌，不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古以来就有“诗无达诂”的说法，我个人倒是倾向于把它看成爱情诗。不管怎么说，一个身穿道袍的修道士，口头上笃信宗教，实际上却结交同性恋朋友，难免让人感到其性格的分裂。后来别列列申在上海确实也通过申请，退教还俗，这大概也是他出于无奈，不想再忍受灵与肉激烈冲突的痛苦与煎熬吧？
尽管别列列申在性向选择上不同于常人，但是他毕竟翻译了《道德经》、《离骚》、中国古诗集《团扇歌》，不仅翻译了杜牧的《山行》，还写出了内涵丰富的《霜叶红》。总体而论，他为中俄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不愧是令人敬重的诗人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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