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熊希龄与香山慈幼院

    7月23日，是翰林前贤熊希龄先生冥诞。特献此文，以表缅怀与崇敬。

    ——作者题记

    谈起香山，就不能不谈香山慈幼院；而谈起香山慈幼院，就不能不谈翰林熊希龄。笔者因从事翰林文化研究多年，对熊希龄先生早有关注，崇拜有加；又与香山公园管理处诸友多有交游，情谊深厚。因此，将熊希龄先生与香山慈幼院之尘封旧事、往日辉煌予以梳理、展示，责无旁贷。现就所知草草成文，匆匆奉上，以飨读者，并祈就正于同道方家。

    凤凰神童伟翰林

    熊希龄，世称熊凤凰。字秉三，号明志阁主人、双清居士。1870年7月23日生于湖南凤凰。少负才名，膺“神童”之誉。先后成秀才，中举人。光绪二十年（1894年）获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

    希龄前半生，身处清末民初之乱局，仕途不可谓不通畅，命途却多舛。其办新学，创《湘报》，兴实业，推动变法维新，义助民主革命。虽领四品卿衔（晚清），官拜国务总理（民初），终不免遭革请辞。

    目睹国事日非，夙愿难遂，希龄心灰意冷，遂于1916年告别仕途，毅然转入慈善教育事业，此时希龄正值47岁壮年，作此明择，使其于人生最后二十年，步入事业之辉煌，获“近代慈善之父”之盛誉。地位突兀，彪炳汗青。

    甘为慈善献终身

    1917年夏末秋初，直隶省（包括今河北、京津）境内秋雨连绵，山洪下泄，京津一带，顿成泽国。哀鸿遍野，满目疮痍，灾民超过六百万。隐居天津的熊希龄住所也被河水吞没。目睹难民流离失所，缺衣少食之惨状，希龄不忍坐视，当即赴京，一面向中国银行工会求助，一面向政府呼吁，以其巨大的道德号召力，整合政府、地方士绅与中外慈善团体的力量，成立“京畿水灾筹赈联合会”，自任会长。这次赈灾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使灾民因冻、饿而毙命的现象明显减少。同时，希龄还积极开展对泛滥河渠之治理，提倡以工代赈。组织受灾青壮年，从事体力活动，通过付出劳动，获得包括衣食等方面的资助。这样既救济了大批灾民，也推进了受灾地区永久性设施的建设。此次领导赈灾的巨大成功，使希龄找到了实现救国救民理想的平台与途径，开始了他投身慈善事业的艰难实践。

    1920年秋，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五个省爆发严重旱灾，饥民达三千余万，经初步估算，需要款项两亿元，才可完成赈灾任务，这在当时中国，是不可能之事。希龄知难而进，再次出山，与外国慈善团体“万国救灾会”联合成立“北五省灾区协济会”，并提出急赈与工赈等切实可行的赈灾方案。这又是一次成功的救灾活动，使多数灾民免于死难。此后，希龄多次领衔各地慈善救济活动，直至去世。在此过程中，希龄对中国底层社会状况与民间的苦难，有了全新的认识；对佛教教义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因而皈依佛祖，取法号曰妙通。目睹众多流离失所的儿童，他痛心疾首地说：“可怜这些孩子，他生下地来并无罪恶，为何遭此惨状呢？”所以立下宏愿：将余生献给救助和培育这些流落儿童的伟大事业，致力于社会福利和教育事业。创办了驰名中外的香山慈幼院，成为著名爱国慈善家、平民教育家。

    早在1917年京畿水患之时，熊希龄就曾于北京牵头成立慈幼局两所，作为收养灾区难童的过渡机构，并出任红十字中国分会会长。水灾之后，仍有200多名儿童无人认领。希龄于是决定，创办一所长期性孤儿学校，对孤贫儿童进行收养和教育。当时于北京城内未能找到合适处所，希龄殚精竭虑，几经波折，通过翰林前辈、大总统徐世昌与前清皇室内务府协商，将已废弃的前清行宫——香山静宜园（即双清别墅）拨出，专供熊希龄使用，取名“香山慈幼院”，特聘前清翰林、希龄恩师赵尔巽为董事长，诸多社会名流应聘为董事，希龄以曾经的大清翰林、民国总理之尊，亲任院长，一个享誉中外的慈善教育机构就此诞生。

    创办之初，慈幼院只设男校和女校。经数年发展，到1926年，已拥有一个总院、五个分院。香山慈幼院为总院，而分院包括萌养院即幼儿园、小学、中学、师范与职业教育，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目标是培养健全、爱国的国民。由于慈幼院教育理念先进，师资优秀、设施完善，很快便成为誉满全国的一个最为精良、最为前卫的慈善教育机构。

    与其他学校相比，慈幼院的突出特色为教养兼施。不仅对这些孤贫儿童进行收养，更重要的是对其进行教育。希龄将多年从事实业、教育、慈善与救助的丰富经验予以发挥，创立了家庭、学校与社会连为一体的新机制，所制定的具体方针首先是注重儿童人格之培育，关注其社会化习惯之养成；二是注重儿童才能的培养，即注重职业教育，强调实际训练。尽管慈幼院拥有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规模，然而为使孤贫儿童享受到村社乡情与家庭亲情，希龄首创“村户制”即“小家庭式”教育模式，以村户模式构建成长氛围，以小班为教学单位，教师兼而充当家长的角色。

    希龄深谙家庭教育在幼童人格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曾明确指出：“家庭教育实造人才之基础。”并决意将慈幼院建成一个村落即大家庭，同学之间以兄弟姐妹相称，家庭间以乡亲对待。的确，对于失去家庭的孤儿，必须暖抚其心，施以家庭之爱，方可造就其完善人格，这便是希龄制定“小家庭制”的初衷。时至1933年，慈幼院“村户制”即“小家庭制”付诸实施。先后建立了11个小家庭，每个家庭十余个孩子，基本由蒙养园和小学部的孩子组成。翌年，希龄又设立家庭总部，担当起“总家长”之角色，并经常邀请各个小家庭的成员到总部做客。

    这一家庭、学校、社会“三合一”教育新模式中，体现出一位传统士大夫特有的价值关怀：不仅要对孤儿进行严格管理与教育，更要造就一个类似家庭的健康成长环境。而村户之制，分别以“勤、谦、俭、恕、仁、毅、公、平、信、义、醒”命名，带有传统理念之清晰痕迹。每一村户选择一位富有经验的保育人员担任“妈妈”，儿童即村民则彼此相待以兄弟姊妹之情。如此温馨的成长环境与人文关怀，使许多毕业离院的学生依依不舍，梦绕魂牵。1935年，应毕业生强烈要求，香慈举办第一届回家节，数百毕业学子归校探亲。希龄满怀喜悦，特赋诗一首，以记其盛：“不觉光阴十五年，鸳行雁序各翩翩。世间无此家庭大，能有儿孙到四千……”感慨之情溢于言表。而这种小家庭教育模式，较之1949年在奥地利建立的世界第一所国际SOS儿童村，提早了十几年。

    香山慈幼院从1919年动工建设，到1920年正式开园，直至1949年使命终结，存在长达30年，先后培养学生6000余人，其中绝大部分成为国家与社会各行各业的有用人才。此外，其建立不仅终止了民国初年香山地区穷苦旗人为生计而盗伐树木、破坏建筑的疯狂行为，且多次组织师生植树护林，对“香山红叶”景观之形成与壮大，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今，受其滋养与恩惠者仍对慈幼院心驰神往，念念不忘。因此可以断言，香山慈幼院在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拥有不可磨灭的影响，雄踞不可低估之地位。

    世间无此家庭大

    1931年8月，希龄之妻朱其慧女士因脑溢血去世，为纪念亡妻，希龄于1932年10月宣布捐出全部家产，成立“熊朱义助儿童幸福基金社”，将基金用于救助儿童的公益事业。据捐产目录统计，总计折合大洋27万，另有白银6万余两，雄健慷慨，令人感佩。熊希龄之“裸捐”义举，得到社会各界一致称颂。

    而香山慈幼院之后期发展，希龄续弦毛彦文女士功不可没。希龄一生，姻缘三度。发妻廖氏，结婚一年后病逝。希龄毅然离家，前往湖南沅州攻读。沅州知府朱其懿，贡生出仕，颇具政声。有妹名其慧，才貌双全，待字闺中。其懿为妹试才择偶，于府上亭柱题一联曰：“种数盆花，探春秋消息”，邀本州未婚青年秀士游赏征对，以最优者联姻，应者如云，妙联亦多。希龄才华横溢，尤擅拟联，以“蓄一池水，测天地盈亏”对。其慧仔细品读，认定希龄才高一筹，境界高远，因而芳心独予，托付终身。其懿遂成全其妹与希龄之姻缘，成为一时佳话。成婚后，两情甚笃，常吟诗作对，夫唱妻和。后其慧染亡故，希龄悲恸欲绝，鳏居数载，不肯续娶。并蓄起长髯，手执黎杖，终日踽踽，形影相吊。

    一位奇女子之出现，使希龄夙志悄然更改，雪融冰消。此人便是毛彦文。彦文，一名月仙，英文名海伦，浙江江山人。天资聪慧，才貌双全；勤奋进取，一路顺风。因早年感情受挫，伤害至深，对须眉戒心极大，婚事久延。不经意间，青春逝去，年越三十许，仍无归宿。

    彦文与希龄家族早有交游，并与希龄夫人其慧熟稔。其慧病逝后，希龄渐感内助无人，体力大减，事务繁多，难以料理，始有续弦之意。内侄女朱曦主动为二人搭桥牵线，希龄以彦文曾留学美国，学识、经验俱丰富，尤其挚爱儿童，可协助其办香山慈幼院，又与内侄女等同学，从来为一家人，故而十分满意。而彦文初以年龄悬殊，辈分有差，加之社会地位高下相倾，故而坚拒。而希龄却一反常态，不能自持。即由北平南下上海，坐镇沧州饭店，大有“不娶彦文誓不还”之悲壮。希龄不仅每日遣人给毛彦文送信，还于信中附上即时创作、手抄之诗词，情意浓厚，措词恳切。既多少年之轻狂与浪漫，亦有老者之持重与柔情。并动员数位亲友登门说项，其中竟包括希龄亲生女儿熊芷。经两个多月的爱情攻坚，彦文束手就擒。1935年2月9日，二人喜结连理，希龄时年66岁，彦文37岁，却被新闻记者讹传为33岁，两人合为99岁。婚礼于上海慕尔礼堂举行，李石曾、章士钊、杜月笙、吴铁成、梅兰芳等名人应邀出席。婚礼所收贺联，颇多幽默，甚至出格，例如：“老夫六六，新妻三三，老夫新妻九九；白发双双，红颜对对，白发红颜齐眉”、“旧同学成新伯母；老年伯做大姐夫”，更有“熊希龄雄心不死，毛彦文茅塞顿开”之联，令人忍俊不禁，拍案叫绝。

    婚后两人相亲相爱，彦文辞去教职迁居北平，专心辅助希龄经营香山慈幼院。1937年12月，希龄突发中风，溘然长逝，终年六十有八。美满奇缘戛然而止，恩爱夫妻阴阳两隔，虽得执手，终难偕老，每每思及，令人唏嘘。

    希龄去世时，彦文尚未年满不惑。此后，其继承希龄事业，于战火硝烟之中奔走呼号，筚路蓝缕，苦心孤诣，艰难维持着香山慈幼院之运作，成为这一著名慈善与教育机构的精神旗帜与希望之光。而其对希龄的感情，不但未因时间之冲刷而淡忘，反而愈加炽烈，老而弥笃。后其去国赴美，先后任教于加州大学和华盛顿大学；1962年定居台湾，1999年，彦文辞世，享年一百零二。对希龄之怀念与对慈善之热衷，使彦文终未再嫁。然桃李满园，恩泽天下；仁者高寿，两岸同钦。

    希龄才华横溢，尤擅题写楹联。曾为慈幼院多处建筑留下墨宝。如蒙养园之“幼幼及人之幼；生生如己之生”；保育村之“保我子孙其永寿；育之道德以终身”；爱育村之“爱人以德勿姑息；育幼之乐见大纲”；乐育村之“教英才是三乐也；致中和而万育焉”；慈母村之“不独子其子，慈方是大；勿偏爱所爱，母乃为贤”；公平坊之“大道公，天下公，公而无我；等级平，权利平，平而不争”等，言切意深，境界高远。然而历经岁月消磨，而今面目全非。上述对联多已不存，黄钟毁弃，岂不哀哉。 

    可聊作宽慰者，乃希龄之魂归香山。希龄对香山慈幼院之投入，可谓毫无保留，生死相依。生前特将长眠之地选在香山慈幼院之西，占地约6亩。而1937年希龄病逝香港，因战事未息，海天阻隔，只得暂安于茲。1992年，希龄之灵回迁香山，长眠静宜。九泉之下，得以安息。

    续绝立命有来人

    时过境迁，沧海桑田；回首往事，颇多感慨。随着教育的普及与生活水准的提高，时代呼唤着自觉克己、奉献，追求正义、公平，代表着神圣的尊严、良好的教养与高尚的品行的“贵族精神”。而细究其内涵外延，其实与先贤孔子所倡导的“君子风范”与孟子推崇的“大丈夫”异曲同工。无数前辈秉持并实践“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当仁不让、敢为人先”等坚定信念，至大至刚，世人仰视；浩然之气，名垂千古。熊希龄先生便是其中典范。

    希龄先生的成功启迪我们，投身慈善，尤其是担纲领衔者，必须具有君子风范，大丈夫胸怀。不仅需要才华、能力，更需要高尚之情操，良好之教养与完美之人格。依笔者愚见，慈善之事若假手敛财无度之辈，无异于请饥肠辘辘者做大厨，尚未成席，饭菜必定所剩无几。再者，慈善与高尚相依相伴，而与功利形同水火。世俗之人，大多难以实现超越，而道行高深、虔诚淡定之宗教界人士，反而更加值得信赖。要走出时代局限，提倡包容，增进理解。其实，在文明的最高境界，各种文化理念极易相通，只是表述角度不同，话语方式有异而已。譬如，利他主义是全人类普遍认同的高尚情操，共产主义者的表述是：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儒家的表述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佛教的表述是：终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所以，无任何必要互生芥蒂，争辩高低，而应追求各自表述，殊途同归。希龄先生之善举，便是明证。社会需要慈善事业，同胞需要真诚关怀，我们坚信，有志于为全人类、为祖国、为同胞力尽绵薄的后来者，必定会沿着熊希龄先生的足迹，续绝立命，继续前行，直到永远。

    熊希龄先生以毕生追求，践行“戴仁而行，抱义而处”之宏愿，可谓诸美齐备，功德圆满，无懈可击，空前绝后。在香山所拥有的浩如烟海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希龄先生之英名与香山慈幼院之业绩，已成为一道交相辉映的靓丽风景，不可割裂，相得益彰，必将历久弥新，永放异彩。其珍贵价值，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继承、发扬光大。而希龄先生以赤心报国，九死未悔，不改其志，不失其雅；更因创建香山慈幼院而立德立言，功在社稷，彪炳汗青，足以不朽。最后，我想以一首七言诗，作为结语：

    清茶一盏话当年，心系香山玉水边。金榜题名前世梦，寻章摘句此生缘。希龄大爱泽天下，慈幼厚德润世间。我寄真情如皓月，愿为前贤叙悲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