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意过眼

    我最关心的这个城市，格局已定，而我已做了分内之事，不管结局如何，总算对自己的良心有了个交代。我做的只是记者的工作——尽可能向公众提供事实，并揭示这些事实与生活的关系。在《拾年》的前言里，我这样写道：“这十年里，北京制定了那么一个总体规划，终于回到了1950年梁思成与陈占祥描绘首都建设蓝图未竟的理想——建设多中心、平衡发展的城市。这个规划关系那么多人的福祉，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实现？”通过《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拾年》这三本“意外之作”，我加深了对我生活的这个城市与梁思成的理解，并能够偿还心债，更安静地从事写作。

    ——初衷是写《梁思成传》，但“意外”写出《城记》和《采访本上的城市》，新华社记者王军在《为了〈梁思成传〉的写作》（2012年7月6日《北京青年报》“北青阅读”）一文中提到即将问世的又一本新书《拾年》和仍在筹备中的《梁思成传》感慨颇多。

    书评这类文体相对于其他文章，周期短、付出多、受益小。无兴趣者，应当慎入。这是书评作者应有的自知与自律。认真从事文字事业的作者，对于抄袭，更应时刻提防，为蝇头小利，一朝之失，终身污秽。

    书评这一体裁，从始至终，应该是一种“兼差”，是为知识、为兴趣、为审美而读书作评。媒体与出版业，都不应当鼓励“全能型”书评人的批量涌现，往往这种无书不评的书评作者，其稿件大多只能是对付差事。

    ——针对近期网上热议的某女书评人抄袭事件，2012年7月7日《新京报》“书评周刊”史远哲撰文《写书评，应该是一种“兼差”》谈及书评与书评人话题。

    对于今天，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在西方的妥协，托尼·朱特作了很直接的批判，在他眼里，他们的目的是自私的。尤其缺少一种情怀，那就是过于倾向于所谓态度，而对社会化问题缺少使命感。

    西方的昨天，正是东方的今天，扒开个人野心与私欲，我们也许真的能嗅到一股气味，那是知识分子的不良味道。

    ——作为当代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史学者之一，托尼·朱特的作品中译本陆续问世对中国思想界别有意义，评家孙孟晋谈到托尼·朱特力作《沉疴遍地》中译本时如是说。《文景》，201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