皆为神州惜大儒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决定聘请陈寅恪为汉学教授，同是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主讲东方汉学，这是牛津大学建校数百年来第一次聘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对中国学者来说是一种相当高的荣誉，也是对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对陈寅恪学术地位的认可。陈寅恪决定应聘。但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激烈进行，中英交通受阻，陈寅恪几次被迫延期。

    1940年暑假，陈寅恪由昆明赴香港，寻机赴英，为解决陈寅恪一家在香港停留期间的生活问题，经傅斯年，杭立武和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地山等人共同努力，香港大学聘请陈寅恪为客座教授，暂时解决了全家在香港的生计问题。

    1941年12月8日，日军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乘机攻占香港，香港社会混乱。香港大学停课，工资停发，陈寅恪一家困居于住处，生计陷入绝境。又由于日本占领香港后，对外严密封锁，香港与大陆电信交通全部阻断，陈寅恪全家与各处无法联系，更为危迫地是，陈寅恪困留香港被日伪所侦知，纷纷趋门骚扰，想利用陈寅恪在文化界的地位为他们服务。1942年春节（夏历2月14日）过后，陈寅恪的一位熟人伪北京大学钱稻荪等派人专访陈寅恪，说是奉命请陈寅恪为其服务。陈寅恪曾在致朱家骅、傅斯年等人的信中叙述：“更有可危者，即广州伪组织之诱迫，陈璧君之凶妄，尚不足甚为害，不意北平之伪‘北京大学’亦来诱招，其苦闷之情不言可知。”“香港倭督及汉奸复欲以军票二十万（港币四十万）交弟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定中小学教科书之事，弟虽拒绝，但无旅费离港，其苦闷之情不言可知。”此为陈寅恪逃出香港后所写，事实上，陈寅恪在日军占领香港后困居孤地，全家商议决定，迅速逃离香港，他通过各种途径联络友人，要求帮助他逃离香港，他在致蓉肇祖的信中叙述了自己的处境和要求：“请即航告傅君并请傅君转告杭君电汇款至：广州湾赤坎汽车路18号信义药行收转交陈乐素先生为感，弟近状至窘，留居则无日用，还乡亦缺旅费，贪病交迫，不可终日，奈何奈何。傅君处不别作书，敬求速将□□寄去，俞速俞妙，专此奉恳，不胜感激之至。”在其熟人俞大纲、庄泽宣、陈汉君等离港时，陈寅恪都嘱托他们带信给傅斯年、杭立武等人，设法帮助他逃离香港。

    实际上自香港沦陷，大陆的学术界，尤其是陈寅恪中央研究院，西南联合大学的同事亲友傅斯年、杭立武、吴宓等都很关心陈寅恪家的安危。日军进攻香港时，傅斯年正在四川李庄生病，听到日军攻占香港，傅斯年首先想到了陈寅恪一家的安危，于香港失陷的当天（12月10日），分别给杭立武、中央研究院总务处王毅侯、陈寅恪本人连发三封加急电报，电报中要求他们从经济上帮助陈寅恪离港赴渝，致王毅侯电报中说的很清楚：“祈电丁巽甫兄，设法助寅恪离港。先垫款，弟负责料理此事，并陈院长。”致陈寅恪的电报强调“己电杭（立武）及丁巽甫助兄，速飞渝”。1月11日傅斯年又致电朱家骅等人，表示对陈寅恪等人在香港的安危十分挂念，建议朱家骅抓紧时间与国民党派驻香港的特务机关接洽，派人到香港探寻陈寅恪住址，然后设法救援。同时又单独致电刘次箫，要其拜访负责与港澳有联系的高廷梓，让其设法救援陈寅恪等人。为了了解陈寅恪在香港的确切地址和及相关情况，傅斯年等人又致信在重庆的邓广铭，要其拜访近期逃离香港的陶希圣，了解陈寅恪的信息。邓广铭于3月9日致信傅斯年说：“陶希圣先生来文化服务社（寓陈布雷先生家），生与相晤，略述吾师对渠关念之意……询以寅恪先生情况，彼所知并不多，云于离港之后路逢俞大纲先生，得知陈先生尚平安留港，唯九龙太子道一带均为日本占据，故现时移居他所，其详细地址，大纲先生亦知之，并已告知广东省政府人员，托其设法帮助寅恪先生内徙。亦不知能有效否。”傅斯年等人通过各种渠道了解陈寅恪在香港的信息，直到3月底，高廷梓致信朱家骅陈述陈寅恪的情况，信中说：“陈寅恪至本月中旬尚未赴广州，伪方四次派要员劝驾尚不肯走，同时经济困迫，致卧病不能起床，情形甚惨。”

    朱家骅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长，对营救陈寅恪是相当积极的，接到高廷梓的信后，知道陈寅恪贫病交加，日伪四次逼迫而不肯附敌，处境可怜，志节可嘉，立即采取措施营救陈寅恪，一方面致信傅斯年报告陈寅恪近状，一方面致电调查局（中统）驻澳门办事处负责人朱学贤转告陈寅恪，要求陈寅恪设法告知所需款项，并要求设法离港转澳门或广州湾回内陆，电报的内容是：“急，澳门，密，朱学贤兄请即密告并侯取复电，下电送转九龙太子道369号三楼陈寅恪先生鉴：港（变）以来，无时不以尊况为念，嗣闻备受艰辛，又苦不审最近寓址，无从问讯，悬系曷极，顷庄泽宣兄函知尊寓，甚慰，盼即设法由广州湾返国，如能设法先至澳门或广州湾后即可与弟通讯，所需费用若干请电复，当照汇，复电即交原送电人带回代发可也。”朱家骅同时致电傅斯年，通报与陈寅恪联系的情况和内容。其中说：“顷审陈寅恪兄现寓九龙太子道369号，已密电慰问，请其设法由广州湾返国，并询所需费用，俟复到当即照汇。”从以后陈寅恪的复信中可以证实，陈寅恪收到了此电；“至四月底奉骝公密电，如死复生，感奋至极。”陈寅恪收到朱家骅电报后，稍事整理即准备出发，先于4月30日致电朱家骅，一方面通知将携眷赴广州湾，一方面要求汇款两万元至麻章三元宫梁汝文女士代收转交。5月2日，陈寅恪再次电告朱家骅，确定5月4日离港赴广州湾。同时，朱家骅致电郑绍玄，要求将译电送梁汝文转陈寅恪，电文主要内容：“梁汝文女士留转陈寅恪先生鉴：本院先后共汇一万五千元存麻章商务印书馆李浩年处，杭立武兄汇五千元存赤坎汽车路18号信义行陈乐素君处，又大维兄亦曾汇一万元至赤坎汽车路18号信义行陈德君处，统为留转吾兄者，希分别洽领，早日来渝为幸。”朱家骅接到陈寅恪5月3日电报，知道陈寅恪5月4日将动身，担心陈寅恪收不到电报，5月3日先发至朱学贤转陈寅恪香港住处的电文是：“九龙太子道369号三楼陈寅恪先生：东电计达，顷胡霨兄函告，大维兄曾汇一万元至广州湾赤坎汽车路18号信义行交陈德君留转与兄者，兄到湾时希往洽领。”在此电稿上方附言：查陈君前电云于5月4日赴广州湾，则此电恐不能接到，于是又分别致电胡霨与琼崖中学郑绍玄，让他们转告陈寅恪汇款情况。致胡霨电中谈了与陈寅恪联系情况：“选之吾兄大鉴：本月4日手札敬悉，关于俞大维兄汇于陈寅恪兄一万元一事，顷已急电转告，惟前接陈兄4月30日来电云，于本月4日搭船赴广州湾，则此电恐不能收到，至本院先后共汇一万五千元至麻章商务印书馆李浩年君留转，另由杭立武兄汇五千元至赤坎汽车路18号信义行陈乐素留转矣。”朱家骅担心5月3日致陈寅恪本人的电报，因陈已离开住处不能收到，故急电琼崖中学郑绍玄，让其将电送至麻章三元宫梁汝文女士，以便陈寅恪到广州湾与梁汝文女士见面时告知俞大维与杭立武的汇款。

    陈寅恪在香港稍做准备，用朱家骅等汇寄来的款项和自己的衣物偿还了债务，于5月5日乘船到广州湾（今湛江），途中遇风浪，一叶扁舟，惊险万状，终于到湛江，住进一个嘈杂拥挤的旅社。因内地汇款未到，等了几天，收到傅斯年通过中央研究院汇寄的款项和杭立武汇寄的五千元做盘费，又由广州湾出发，路经赤坎、廉江、郁林、贵县，又由贵县换船经桂平、柳州，直至6月18日始到桂林。按照傅斯年事先的安排，当时中央研究院心理学研究所、地质研究所设在桂林，故陈寅恪在心理学研究所附近住下，准备稍做休息再定行止。自香港至桂林一路艰辛及危险，是陈寅恪一生经历坎坷的重要时段，正如他在致亲友信中所说：“此次九死一生，携家返国，其艰苦不可一言尽也，可略述一二，便能推想，即有二个月之久未脱鞋睡觉，因日兵叩门索‘花姑娘’之故，又被兵迫迁四次；至于数月食不饱，已不肉食者，历数月之久，……而无旅费可以离港，甚为可忧，当时内地书问断绝，沪及广州湾亦不能通汇，几陷于绝境，忽于四月底始得意外之助，借到数百港元。”陈寅恪一家历经困苦，在学界亲友的帮助下，脱离日军控制下的香港，返回大陆。此次事件，既反映出了陈寅恪的志节，也透视出了傅斯年等学术界人士真诚为国家民族爱惜人才的思想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