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先生的治学经验与风格

    黄进兴（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史语所所长）：

    我最近读过的书中，印象最深的是中华书局前些时候出版的《余英时访谈录》。我是余先生30多年的老学生，对他的学问和人格比较了解，对他钦佩非常。这本访谈录中的内容，有些是我熟悉的，有些是之前不太了解的。这本书的一大特色在于没有拘泥于某一个特定的学术问题，而是展现了余先生治学的风格和特点，包括他做学问的精神和态度也都有生动的体现。

    访谈录凸显了余先生人文修养融通的特点，就专业而言，他的成就在文史哲领域，但就我个人比较熟悉的史学专业来讲，他与很多的历史学家不一样，一般我们说某人是上古史专家，某人是南北朝史专家，但你很难用一个具体的历史时段扣在余先生的头上。他将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经济史都融通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同时是一个社会史家、经济史家和思想史家。余先生的研究贯通中国历史，在领域上也有跨越，这在当代学者中极为少见。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1982年我到夏威夷参加朱子会议，会上碰到仰慕已久的日本著名汉学家岛田虔次先生。他对我说，余先生是他见过的当代最伟大的中国学者，虽然在一些学术观点上他们存在分歧。

    这本书谈了余先生的治学和研究问题的策略，如他年轻时强调史无定法，这对我个人后来的治学影响非常大。对很多前辈学者，我们会非常尊敬，因为他们治学上有功力；但年轻的学者往往不服气，他们受了西方理论的影响，很容易高谈阔论，讨论问题时概念和理论非常丰富，但在基本的材料功夫上面却很薄弱。这也是余先生了不起的地方。

    国学经过近三、四代学者的承传，已经是一代不如一代。西学呢，虽不敢说一代比一代好，但趋势似乎是如此。与余先生同辈的中国大陆学者中，也有很多了不起的，但余先生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既有传统的功力，又有新颖的见解，二者集于一身。这本书很好地展现了余先生的这些特点，这对于想了解他的初学者和年轻人未来做学问提供了一个稳健的方向。余先生非常谦虚，从不标榜自己，我多年来跟他问学，他是影响我做中国学问最关键的老师。余先生在访谈录中谈到影响他最大的是钱穆，但也提到了与西方文化的互相交涉。杨联陞先生（杨联陞先生也是我的老师，但我跟他时间很少，受益没余先生那么多）曾经讨论钱穆，他说，钱穆谈中国文化，即使说错了你也要仔细地追究，因为那常常是重要的学术议题，但是他谈西方文化，即使谈对了，你也不要当真。他的意思是说，钱穆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并非来自第一手的材料，而是根据一些报章杂志上来的二手材料。杨先生这话说得有点玩笑的意味，但也透露了他个人的一些看法。余先生比起他的业师钱穆来，占了一个很大的优势，这就是他希望与不同文化能够直接接触和交往。从1970年到2000年，他的影响扩及整个人文学科。

    余先生不仅是一个读书人，他也关心社会政治。他关于这方面的评论社会影响更大。这本书中较少展现这个面向，但从书中讨论的问题也还是可见一斑，如中国传统与价值系统，当年余先生写文章发表在《中国时报》元旦特刊上，报纸很快卖光了，后来又单独印成书发行。余先生将新儒家经常讨论的内在超越问题在自己的思想脉络里发挥得淋漓尽致。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余先生在访谈录中已作出一些修正——将内在超越改成内向超越。虽然仅一字之差，但实际上区隔很大。因此这本书的一个好处是可以看出他对于旧有问题的最新看法。

    大陆学者经常将余先生归为新儒家，但他本人对此有保留。他有些想法与新儒家接近，但我个人认为余先生所代表的是一种对传统儒家复兴的尝试。余先生主张在此过程中要注重开放性和多元性，我认为这个方向是健康的，尤其是与不同的学术文化接触，这样比较容易互相了解，吸收彼此的长处。

    这本书精彩的地方很多，如余先生谈他的治学经验，还有早年所受的教育，这些对年轻学子很有益。我们经常仰慕很多伟大的学者，但是读他们的书，读到最后只得到一个逻辑的学术结论，自己却做不了。余先生的师兄严耕望先生在史语所服务的那个阶段，虽然我的专业领域与他差距很远，但我经常向他求教，听他品评人物，让我受益无穷。余先生这本访谈录也是如此。欣赏余先生学问的读者，如果要进一步了解他学问背后的人生经历和治学精神，这本书无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线索。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