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优劣论与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叙述

    近几十年来，国外当代学术对殖民主义的知识谱系进行的检讨和批判，主要来自后殖民等理论的视野，今天，国内的人文学者也有必要积极地对我们现有的知识结构和知识谱系进行深入的检讨和批判，尤其是反省殖民史学中的文明等级论。据此，清华—哥大跨语际文化研究中心于6月下旬在清华大学校内举办了一次工作坊性质的研讨会，该研讨会由哥伦比亚大学刘禾教授和清华大学王中忱教授共同发起并主持，主要围绕“文明等级论与殖民史学”等一系列的历史叙事问题进行了探讨。文明论－即文明等级论－是现代学科共有的“政治无意识”，这是因为文明论与现代学科——以社会科学和文科为主——的发生和传播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这里指的是欧洲的殖民史和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历史，以及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所逐渐形成的现代知识结构。长期以来，欧美国家的文明等级论早已潜移默化，当这种文明论以政治无意识的方式运作时，它尤其危险。对于当前近代史研究来说，反省过去两百年的知识结构，审视殖民史学的大叙事，也是非常必要的。

    “文明等级论与殖民史学”这个题目是刘禾教授提议的，我觉得现在就这个题目进行研讨是非常重要和有意义的。下面我想就三本书来谈谈我对这个题目的体会，这三部著作都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有影响的作品。

    第一部是一篇历史学里非常重要的文献，即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梁启超虽然被人们称为改良主义者，但其实很喜欢革命，搞过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又搞史学革命。这篇文章就是他发动史学革命时的一篇代表作。在一个文明优劣论或殖民史学的背景下来重读这篇文章，会读出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梁启超在这篇文章中认为，中国过去的史学有很大的问题，他甚至说：“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所以需要建立新史学。他所谓的“新史学”其要义有三点。第一，新史学是叙述进化之现象；第二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第三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和公例。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规律。我们都知道，梁启超的西学并不好，他的新史学主要取材于一位日本学者给当时日本专门学校写的教材。这本教材又主要是依据一个英国学者博克尔的《英国文明史》写成的，所以梁启超的新史学和西方的文明论是有一种直接的关系的。正如费边在《时间与他者》中指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殖民主义有一种内在的共谋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这种文明优劣论的一个理论载体。梁启超在接受进化论史学的时候，实际上也就间接地接受了这种文明优劣论。在这个文明进化的阶梯上，西方文明处于高级的阶段，东方文明、中国文明处于低级的阶段。近代以来，欧洲始终充当着人类历史的火车头，殖民主义正是以这种文明优劣论作为殖民侵略的口实。而梁启超的史学观也是以这种文明优劣论为基础的，在他看来中国的史学属于一种低级的、低劣的史学，而西方的史学代表一种进化的、高级的史学。二十世纪中国的史学，尽管经过了很长的发展，有了很多的变化，比如说有维新派的，像梁启超的史学，有后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胡适的史学，再有后来的郭沫若、范文澜等人的唯物史观的史学，但是这种文明优劣论实际上一直是一个潜在的预设。

    我曾经读过一位印度学者写的关于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著作，他说，这些史学著作在叙述印度近代历史的时候，采用的是一种所谓 “过渡叙事”，也就是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叙事中来呈现他们的历史。在读这部书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这种历史呈现和我们过去在中国近代史中读到的竟然十分类似，比如说，印度学者说，为什么印度的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呢？是因为印度的资产阶级很软弱，革命的条件还很不充分，一下就让我想起过去我们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其实我们的近代史的叙述也是这样一种“过渡叙事”，印度和中国近代所走过的道路很不相同，但都被纳入了同一种“过渡叙事”中间。这说明第三世界国家在叙述自身历史的时候，都很难完全摆脱欧洲史学，或者这种文明优劣论的影响。

    第二本书是一本哲学著作，这就是胡适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后来学界对这本书评价并不高，但认为它对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起到了一种范式的作用，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的写作提供了一种信仰、价值和技术支持系统，因而为很多后来者所效仿。和梁启超一样，胡适也认为中国过去没有真正的哲学史，他说中国过去的哲学都是没有统序，没有条理，没有系统的，因此有必要构建一种系统的历史，他说这是他写这本哲学史的一个最大的愿望。但是如何构建这个历史系统呢？他的方法是用“别系的哲学作一种解释演述的工具”，他说的“别系的哲学”实际上就是欧洲哲学。所以胡适的这本哲学史基本上就是用欧洲哲学的方法来处理中国古代思想。后来金岳霖批评这本书说，读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就好像在读一个美国人写的中国哲学史，胡适在这本书里表现出来的偏见是大多数美国人的偏见。问题在于为什么胡适乐于将所谓“别系的哲学”拿过来“套”，来条理、来剪裁中国自己的哲学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认为中国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哲学和西方人相比，是落后的、没有系统的。所以当时他虽然提倡整理国故，但他说整理国故的目的是捉妖，是打鬼，是所谓的化神奇为臭腐（不是化臭腐为神奇）。胡适这种哲学史的写作方法对后来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知道后来有各种各样新的哲学史的写法，比如说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斗争等等。但这种用“别系的哲学”来条理中国的思想、文化和历史的做法并没有根本的改变。

    第三本书是一本文学领域的著作，就是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这本书和胡适的书完全不一样，胡适的书只写了上卷，他后来一直说要写下卷，但一直没有写出来，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而郭绍虞这本《中国文学批评史》被认为是这个学科的奠基之作，他从二十年代写起，一直到1947年出齐，上下卷一共七十五万字，他做了非常绵密、细致的文献的搜集和考辨工作。所以至今人们仍然认为它是二十世纪影响最大的一本中国文学批评史，他在写作上同样有与梁启超和胡适相似的思想背景，宽泛的说，是同一种文明论优劣论的背景。在这本书里，郭绍虞试图用西方的理论和观念来处理中国文学批评的材料，他的这本书也是以进化论作为基本线索，他把中国文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演进期，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第二是复古期，即隋唐，第三是完成期，从宋到晚清。为什么他会把隋唐说成是复古期呢？主要原因就在于，他认为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在逐步的自觉，到了隋唐，无论是当时的新乐府运动还是古文运动，它的整个潮流是重新强调政教与文学的关系，他认为这就是复辟，是一股逆流，是应该否定的。他的这种历史评价的根据是从哪儿来的呢？也是从近代西方以康德为代表的那种审美独立、审美超越利害的理论那里来的。此后，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五十年代以后，人们改用所谓“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作为贯穿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基本线索。文革以后，又来了一个否定之否定，把所谓政教中心主义与审美中心主义的对立看作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基本规律，这实际上又回到了五四时期流行的所谓载道和言志的对立，这种方法一直沿用至今，人们认为这是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而且发展到最新的阶段，出现了更加荒谬的结果，比如前几年国内文学理论界有一场很热烈的讨论，叫做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为什么要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现代转换呢？原因是人们发现我们现在所用的文学理论术语都是从西方来的，没有中国的话语，这就造成了中国在国际理论对话里的失语，我们没有自己的语言，怎么办呢？这就需要到中国古代文论里去寻找，但找来的东西又是用不得的，它不适合我们现在国际对话的需要，所以我们要对它进行现代转换。我觉得这个“现代转换”很有意思，比如他们说“意境”是一个中国古代的术语，那么就把西方的什么“形象思维”啊，什么“接受美学”啊等等，都把它“注入”进去，他们用的叫“注入”，像打针一样打到里头去，打到里头去以后它就变了，就转换了。虽然还是叫“意境”，但它已经转换成现代的东西，也就是西方的东西，这样就国际化了，就可以接轨了。在这场讨论中人们争辩的焦点是古代的东西是否可能转换成现代的东西，但是却很少有人对这种转换本身提出质疑。大家都认为转换是对的，应该转换，不转换怎么拿来用呢？实际上这背后仍然是一种文明优劣论，就是认为中国古代的文论不行，我们必须要用现代西方的理论来对它“点石成金”“脱胎换骨”，最后它才能够进入国际符号的生产和流通体系。这其实是一种“政治无意识”，没有谁意识到它的背后竟然是同一种文明优劣论，这种文明优劣论从五四以后逐步构成了我们现代历史叙事最重要的一块基石。

    我记得做学生的时候，有一个老师跟我聊天，他说特别羡慕五四那一代人，那一代人真是得天独厚，拿个锄头走到田里去，随便找个地方开垦，就可以开拓一个新的领域，我们现在没办法，都只能跟在他们后面走，当时我也说是，你看我们现在的博士生找个博士论文选题多么难。而那时候，比如胡适，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就是他在美国的博士论文改写的，二十几岁就出版了，一下子就暴得大名，所以说他们那一代人确实是幸运的。但是现在我觉得这样说可能是轻率的，在他们所谓的“幸”里也有“不幸”。他们的历史功绩里可能也包含着重大的迷误，他们当然是我们现代学术道路的开拓者，但他们开拓的这条道路并不一定完全是正确的。我们今天应该对他们的选择进行深刻的反思，而这种反思就应该从文明优劣论和殖民史学的问题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