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诗”与“超越”之思

    近读钟华教授新著《文艺的超越性品格之思——海德格尔诗学新探》（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收获了一些零散感想，录以成篇，与大家分享。

    海德格尔思想之于现代哲学史的重要性自不待言，1980年代以来，专治海氏学说的中国学者固不乏其人，受其影响者则更难以胜数。钟华兄专注海德格尔研究十余年，通晓德文，对海氏重要文献均有细读原文之积累。本书之中，凡有征引，莫不参对，其严谨精审，由此可见一斑。

    众所周知，海氏著述涉及议题极宽广，运用概念、命题极繁复。要从中遴选出“诗学”命题，又要兼顾其与海氏哲学的关联，还要在反映其概貌的基础上呈现出其“内在系统”，个中甘苦，非亲身经历，实难体味。笔者以为，该书架构的确立，怕是作者曾经最费心思的地方。至于其对海氏相关思想材料的述评，则每每能透过海氏不无斑驳、繁杂的文字，直达其主旨，且能以浅近、明晰道说其艰深、晦涩，令人不时击节而赞。

    对海氏著作，笔者虽也下过点功夫；对钟著，虽也激赏其视角之独特、结构之大气，然而对其于海氏思想的发明、拓展之功的评骘，实无置喙之力，便也就及时打住，留待专门家去开掘、评说了。

    该书的另一个关键词“文艺的超越性品格”，更是笔者深感兴趣的话题。

    虽然“超越”一词于古籍中出现甚早，如刘邵《人物志·体别》中有“休动之人，志慕超越”；谢榛《四溟诗话》中有“熟读太白长篇，则胸次含宏，神思超越，下笔殊有气也”。但“超越性”概念的提出，或迟至近代。就笔者所见，当以1943年出版的李长之《德国的古典精神》中为较早。书中论及席勒，即以“精神之崇高性与超越性”为题。

    19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学界对“超越性”问题的关注急速升温。1985年，俞吾金《哲学的超越性新解》，从“对现实的超越”、“对传统观念的超越”和“对时代的超越”等方面论证了“哲学的超越性”；1986年，在海口召开的“全国高校第一届文艺学研讨会”上，“超越性”成为了会议关注的焦点之一，它同主体、实践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同主体性哲学、超越性哲学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广泛讨论；1988年，王一川出版了博士论文《意义的瞬间生成：西方体验美学的超越性结构》；1994年，王岳川在《艺术本体论》中辟专章从“时间”、“空间”、“审美生成”、“生成活感性”四个维度探究了“艺术超越”；同年，在同实践美学的论争中，杨春时提出了“超越美学”的构想。1997年，周宪出版了《超越文学：文学的文化哲学思考》。同时，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关“超越性”资源的发掘，也得到了知识界的关注。1991年，汤一介出版了《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随着存在主义热、海德格尔热以及现象学研究热的兴起，海德格尔的“超越性”概念也得到了不少阐发，如李光程《现象学本体论中的几个重要范畴：海德格尔和萨特论事实性、时间性和超越性》，陈立胜《从胡塞尔的“意向性”到海德格尔的“超越性”》等等。可以说，“超越性”构成了新时期文艺学、美学研究的重点议题，同关于“人性论”、“主体论”的讨论一道，成为了学界走出艺术、审美的“政治决定论”、“工具论”的重要切入点和表征。 

    然而，进入新世纪以后，对“超越性”问题的研究虽然还在继续，但诚如钟著所指出的那样，在“科学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消费主义”思潮肆虐的当下，“超越性”概念的重要性已急剧式微。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是，人们由于缺乏“超越性”追求，生活格调和社会风气出现了诸多问题；文艺由于缺乏“超越性”品格，创作和批评步入了诸多误区。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语境下，钟著对海氏关于“文艺的超越性品格”问题方面思想资源的发掘，彰显出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特殊的现实意义。该书不仅对“文艺的超越性品格”这一概念自身做出了明确界定，而且还从海德格尔的相关著述中寻绎出了其三大基本维度：“形上之维”、“神性之维”和“源初道德之维”，并将其视作“伟大的文艺作品”必须具备的根本特征。我个人认为，这不仅是对海氏诗学-艺术哲学中的“超越性”概念的完美释读，更是对文艺作品的“伟大”质素的绝好解析。

    在当下的文坛艺林中，“文艺的超越性品格”的缺失，“伟大作品”的难觅，已是不争的事实。钟著中专辟了一章来讨论“‘文艺的超越品格’在现时代的特殊意义”，实有化不开的现实承担寄予其间。若将该书置于1980年代以来学界对于“超越性”问题的关注的系统之中来做整体观照，我们似可从中窥见，当消费主义时代降临之后，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未来文化发展的一种执着的坚持与守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