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与萨克雷因何交恶

    查尔斯·狄更斯和威廉·萨克雷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最杰出的小说家，他们一同将“英国小说的黄金时代”推向巅峰，为世界各国的文学爱好者留下了丰厚且宝贵的文学遗产。可惜的是，这两位生活在同一时代、同一国家且交往甚密的作家之间非但没有建立起类似中国的李白和杜甫那样颇为深厚的友谊，而且相互间屡生误会，摩擦不断，甚至最终友情几乎完全破裂。

    公正地说，从1836年萨克雷毛遂自荐，申请为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作插图，到1847年萨克雷的《名利场》大获成功，这十余年间二人关系还算友好。他们互通书信，互相宴请，一起到其他友人家中做客，还在各自伙伴的陪同下聆听圣诞之夜的钟声。但一直以来，他们不仅在性格、志趣等方面差异较大，而且彼此又是文坛上的竞争对手，其不和可谓由来已久。早年，据一些会员观察，在二人经常出入的加里克俱乐部，当他们中的一人走进一个房间，而另一人恰好在里面谈话或阅读时，前者会四下张望，佯装找错地方并悄悄退出屋去。之后，随着双方事业上的竞争和交往中的摩擦，其冲突愈演愈烈，最后由隔阂逐渐上升到敌意。扼要地说，导致二人交恶的原因大体有三：

    性格差异

    英国著名传记作家皮尔逊曾断言，狄更斯和萨克雷“两人的教养、社会背景、习惯、观点和爱好相去甚远，而且他们的性格也几乎毫无相似之处”。

    狄更斯有一个满是阴霾的感伤童年，由于家庭经常入不敷出且兄弟姐妹众多，他的父母对其关爱和教育有限，再加上其父于负债入狱后，在黑鞋油工厂当童工的那几个月惨淡又屈辱的生活形成了他感伤和过度自尊的性格。成年后，狄更斯也一直辛勤工作，努力供养家人，深知生活的压力。而萨克雷则出生在条件优越的富裕家庭，其祖父和父亲都曾是英国驻印度殖民机构的官员，作家于6岁回国后就受着贵族化教育。再加上他是母亲的独生子，可谓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这致使其在成年后一直过着公子哥的放荡生活，不安心从事任何职业，直到家产败光后才逐渐走向文学道路。

    不一样的童年决定了他们不一样的性格：狄更斯精力旺盛，萨克雷则懒散怠惰。狄更斯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商人，萨克雷则憎恨商务且对其一窍不通。狄更斯可为朋友或事业不辞辛苦，全力以赴，但在金钱问题上却锱铢必较，因人而异；而萨克雷则可以对陷入困境的朋友倾囊相赠，但当别人求他写一封介绍信或任何劳神费心的事时，他却连续多日甚至数星期抱怨不休，一拖再拖。狄更斯追求穷人的褒奖，萨克雷则渴望富豪的青睐。狄更斯自命清高，自食其力，不屑讨好贵族；萨克雷则以博得贵族的恩宠和吹捧为荣。狄更斯是个深受男人爱戴的男性，而萨克雷却须臾不能离开女人的陪伴，是个备受女人推崇的男性。

    不同的习惯、志趣和处事风格注定二人在相互交往中的种种隔阂，致使双方不能相互谅解。当萨克雷在《笨拙》杂志上对当时诸多作家进行滑稽模仿时，不仅惹得当事人恼怒，旁观者窃笑，就连狄更斯也托友人转告他：“它们给文学和文学家抹了黑，这种事还是让那些无耻之徒去干吧。”长此以往，这种隔阂逐渐加深，甚至渐渐上升为敌意。

    粉丝炒作

    维多利亚时期是个崇尚读书的时代，许多作家以在书报刊物上连载小说为生，狄更斯和萨克雷是其中的佼佼者。在1846年到1847年前后，狄更斯的《董贝父子》和萨克雷的《名利场》相继连载出版，上演了一场高水平的竞技。很快，二人被他们各自的仰慕者力捧为“当代最伟大的小说家”。文学界霎时间分为“狄更斯派”和“萨克雷派”两大阵营，作为受害者的双方当事人被莫名卷入了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敌对状态。本来，萨克雷非常诚实地认为狄更斯的才华高于自己，狄更斯也同样诚实地对萨克雷的作品不屑一顾，称“要等到《董贝父子》完稿之后才拜读《名利场》”。可是，其追捧者无休止的大声叫嚷，令人不快的肆意对比和无中生有的夸张报导在两大阵营之间传来传去，使得两位作家对对方的恼怒和怨恨与日俱增。虽然狄更斯因为自己作品的销售量高出对手几倍而洋洋自得，但萨克雷也凭借自己能博得高雅读者的欣赏而陶醉其中。

    在萨克雷脑海中一直有这样一种印象：在《名利场》大获成功后，当时文坛的杰罗尔德、安斯沃恩、福斯特、布尔沃和狄更斯等人对其愈加憎恨和猜忌。甚至，他还私下对母亲说过一系列指责狄更斯的话：“我深感痛心，当今世界的一代圣贤与宗师竟然嫉贤妒能，卑鄙自私……我简直不明白究竟什么在支配着人们（包括我自己）的行为，人们的处事。”为了抵御狄更斯的赫赫声名，萨克雷经常炫耀自己的高贵教养以求能压倒对方的气势，但前者的光环依然时常令他相形失色。1852年冬，他们二人和文学界的一些伙伴应邀游猎，可在出发之际，狄更斯却因故不能同往，于是写了一封致歉信托萨克雷转交当地女主人。哪知女主人看后竟匆匆跑进大厅，吩咐厨师，“马丁，别烤圃鹀了，狄更斯先生不来了。”萨克雷听后沮丧不已，称：“我从来没像此刻这样感到自己微不足道，这是对你的名望的检验！”

    1855年12月，《小杜丽》的问世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作品中，狄更斯毫不客气地塑造了酷似自己的亚瑟·克莱南和酷似萨克雷的亨利·戈文，小说中两个角色因不同的人生态度和创业观展开论证。萨克雷摇摆不定的性格以及对生活既嘲讽又讴歌的性格在戈文身上得到体现。深感自己遭到嘲弄的萨克雷愤怒地称《小杜丽》是“极愚蠢的”、“讨厌的垃圾”。经此一事，二人的关系在潜移默化间由暗中较劲转为公开敌视。

    亲友干预

    1858年，狄更斯的家庭发生了重大变故。以性情不合为由，狄更斯坚持要与和他生活了22年并养育了10个孩子的凯瑟琳离婚。很快，有关作家的流言蜚语在上流社会传得沸沸扬扬。有人在加里克俱乐部对萨克雷说狄更斯与妻子分居是“因为与他的小姨子私通”。萨克雷则回答说：“不是这么回事，是和一个女演员。”不巧，此话辗转传到狄更斯耳中，大发雷霆的他当即写信给萨克雷，否认了他与妻妹乔治娜的关系，并对自己以及女演员埃伦的一切非难之辞予以反驳。出于对凯瑟琳的同情，萨克雷愤怒地斥责狄更斯：“想一想结婚22年而离开自己家庭的可怜太太吧！”并引用《小杜丽》中讽刺戈文的话回敬前者：“天啊，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后，我们这个行业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呢？”狄更斯听后自然恼怒非常，甚至心生要与其绝交的念头。

    这件事刚刚平息不久，加里克俱乐部的一位年轻记者埃德蒙·耶茨写了一篇关于萨克雷的小品文，刊登于《市镇闲话》杂志，称其“待人冷漠，行动倨傲，他的谈吐或是公然玩世不恭，或是故作温良敦厚；他的好脾气相当做作，他的俏皮话尖利刻薄，他的自尊心极易受到伤害，谁也不及他那样善于见风使舵……我们认为，萨克雷已成强弩之末，每况愈下了……”萨克雷看后怒不可遏，立即写信痛斥耶茨，称其言辞“不仅粗暴无礼，而且纯系污蔑捏造”，警告他不准再对其私人事件和私下谈话妄加评议。不想，收到信后的耶茨竟跑去向狄更斯征求意见。此时狄更斯情绪低落，本无心插手此事，可之前耶茨曾有助于他，其请求作家无法推脱。狄更斯认为耶茨的文章是个令人难以原谅的错误，而萨克雷的信又叫人无法道歉，他不赞成耶茨原本言辞激烈、满是嘲讽和责问的回信，建议他用萨克雷本人的非难之辞还敬其人：“假如大涵不是满篇‘污蔑捏造’，我就会欣然与您讨论其中问题，并明确表示我真诚和坦率的愿望，纠正我可能犯的任何错误。然而既然您写了这么一封信，我除此之外，实无言可答。”萨克雷见信后，愤怒地将耶茨告上了加里克俱乐部。该俱乐部先后为此召集了委员会议和全体会议，最终全体会议以70票对46票支持先前委员会的裁决，责令耶茨向萨克雷道歉，否则就将其从俱乐部会员中除名。无奈耶茨拒不道歉，终被驱逐。

    为平息干戈，狄更斯于事发后写信给萨克雷，承认当日耶茨在回信时曾征求过他的意见，而且之前委员会裁决时他也曾支持过耶茨，但出现这种结果并非他之所愿。为此，作家建议：“由我代表耶茨先生，由您指定一名朋友代表您，举行一次会晤，就这一令人遗憾的事件达成某种私下的妥协，使有关各方面都得到安慰……至少事情不会比现在更糟，你我可以各自烧掉对方的来信。”可萨克雷见到这封未经周密考虑的信件后竟误以为狄更斯一直暗中与他为敌，回信道：“我遗憾地从大函中获悉，原来在我与耶茨先生的争端中是您促使他给我写信的。当初正是他的这封信迫使我呼吁加里克俱乐部保护我不受我自己无法制止的侮辱……应当由他们来判定能否与您的朋友达成妥协。”当萨克雷将这一切告知委员会时，不肯罢休的耶茨也在四处征求律师意见，准备控告俱乐部主任。经过一场无聊又纷扰的官司，最终委员会获胜，耶茨被迫登报道歉，狄更斯虽未退出俱乐部，但也辞去了俱乐部委员会委员之职，至于他和萨克雷那不冷不热的友情也因此彻底瓦解。

    这件事过去几年后，两人即使在重要场合见面，象征性握手时，也是相对无言。直至1863年底，萨克雷去世前不久，心软的他终于主动向狄更斯示好，两人才得以和解。据说，当时萨克雷正在雅典俱乐部的大厅里与西沃多·马丁谈话，狄更斯恰好从另一间屋子走出来，从他旁边经过。但狄更斯依旧佯装没有看见萨克雷的样子向通往图书馆的楼梯走去。萨克雷却突然起身，在狄更斯刚刚踏上第一个台阶时追上他，说：“这种愚蠢的疏远应当结束了，让我们重归于好吧。来，握握手。”大吃一惊的狄更斯很快伸出手来，两人交换了几句友好的话，愉快地攀谈，终于冰释前嫌。当萨克雷回到马丁身边时，忍不住对他说：“我无法抗拒我内心的冲动，因为我喜欢那个人。”

    一个星期后，萨克雷溘然长逝。他生前编辑过的《科恩希尔》杂志邀请狄更斯为其撰写悼文，狄更斯虽勉为其难地答应了此事，但依旧称：“我刚做了件如果我可能回绝的话，就一定乐于回绝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