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孔读经”何时休

    这本《问孔》是友人陈洁兄推荐给我的，拿到书后先略翻了翻，发现一半左右的篇目过去都读过。不过，像编者朱晓先生这样，将新文化运动前后各家的“非圣无法”的文字粘成一本，我倒是第一次见，不失为一种“视觉冲击”，编者在各篇中且时时加以精准的按语和评注，并撰写了几篇代序，颇可见其良苦用心和不凡识见。

    对孔子这个人，我向来倒没什么不好的印象，对其作为身处乱世中“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一位老爷子，无论其所倡学说怎么样，毕竟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时时还抱有几分敬意的。不过，对于后世的“孔子之徒”们，实在是不敢恭维了，离我们远的，讲“天人感应”的玄虚，倡“三纲五常”的礼教之流，暂且不谈了。单说近的，这几年对我触动挺大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李零先生所撰的那本《丧家狗》，算是一本考证详赡，旨在还原历史孔子真面目的《论语》注释作品，不过出版后，竟被当代的儒生们，群起而上，“鸣鼓而攻之”。——如果单是价值立场和信仰不同，发表异议，也就罢了，让人意外的是，平素一本正经标榜“仁义道德”大讲其“即用见体”的某“名儒”，不仅谈不出什么正经话，只会针对李零平素研究民间方术说事，说人家是“搞房中术的”，深感当代“儒者”泼妇骂街实力的深湛，用流行的话说吧，实在是“话语霸权”之至了。另外，就是前几年，突然有“十博士”弄了个“抵制耶诞节”的什么宣言，读的时候，深感其行文气势汹汹，百年前义和拳“大师兄”、“二师兄”们的光辉形象，一齐“浮现在我的眼前”。

    《问孔》的封面上有一行醒目的文字：“从圣贤文化到民众文化，从精英社会到公民社会”，这应该显示了编者朱晓先生的微意所在，也很抓到了问题的点子上。从儒家的早期典籍上开始，便有“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唯上智下愚为不移也”之类的论述，姑不论这些在孔子的思想中是否具有核心重要性，毫无疑问的是，这种“为君牧民”的思想文化专制观念，却是历代专制统治者所最为欢迎的，并尤其致力于灌输给庶民的，这也正是几千年来宗法专制社会的合法性基础所在。到了20世纪以来仍然是如此，有个很明显的现象，正如何兆武先生指出的，当时提倡“尊孔读经”的，全是些反民主的军阀和野心家（《文化漫谈》）。收入文集中的鲁迅先生文章中有如下论述：

    从20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重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然而那一道门终于没有敲开，袁氏在门外死掉了。余剩的是北洋军阀，当觉得渐近末路时，也用它来敲过另外的幸福之门。盘踞着江苏和浙江，在路上随便砍杀百姓的孙传芳将军，一面复兴了投壶之礼；钻进山东，连自己也数不清金钱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数目的张宗昌将军，则重刻了《十三经》，而且把圣道看作可以由肉体关系来传染的花柳病一样的东西，拿一个孔子后裔的谁来做了自己的女婿。然而幸福之门，却仍然对谁也没有开。（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见《问孔》114页。）

    军阀们推崇孔子之学，这不能视为偶然。儒家中文化专制思想的成分，经过几千年的涵化和灌输，恐怕已经成为了全体国民的一种“文化共业”，这也正应该是离我们很近的“十年浩劫”发生的文化深层原因。“为君牧民”的思维，在当代的某些儒教思潮中也可以得到印证，钱理群先生在批评所谓“政治儒学”时已然指出：

    所谓“复兴儒教”，更是露骨地要将儒家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宗教化，也就是要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这“一家之言”，变成“独家之言”，不仅要恢复其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独尊”地位，而且要赋予它意识形态专政的功能。这些“第四代新儒家”不胜神往的体制，在中国早就完满地实现过，那就是《中国道路》的作者也不胜神往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是达到“巅峰”状态的。说不定他们的想象力的灵感，就是来自……文化大革命。（钱理群：《孔夫子在当下中国的命运》）

    插一句题外话，鲁迅先生所说的“把圣道看作可以由肉体关系来传染的花柳病一样的东西”的血统崇拜的宗法制观念，现在也可以印证的，前段时间，已故的末代“衍圣公”之子来中国大陆开个学术会，并未得到其自己期望中的接待规格，因此，我们的儒生们又开始喋喋不休地骂骂咧咧，说大陆不尊重传统云云。事实上，他们大概已经忘记了“第一代新儒家”宗师马一浮先生的那句话：“孔子子孙是濂洛关闽，非衍圣公。” 

    话说回来，其实那些离我们很近的那些文化浩劫的发生原因，当然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们宣称的，因“五四”而葬送传统，恰恰应该是儒学传统中专制思想的变形表现。那些现象的发生，只能说明“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启蒙还远未实现。

    《问孔》的内容编作两部分，除了第一部分叫做“说儒问孔”，第二部分颇为“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今天还不配读经”。——说起“读经”，这可是这些年一项巨大的“文化产业”，上至一些所谓的“大师”，下至遍地都是的大大小小“国学班”中，都能看到一些穿戴古里古气，好像影视剧中的人物，甩着腔调领着我们一群“祖国的未来花朵”念“粤若稽古”、“君子好逑”之类，捎带着还搞一些煞有介事的“士冠礼”、“相见礼”之类的宗教仪式。  

    对于青少年是否应该“读经”，或者怎么才算是“读经”，《问孔》中收入了老教育家叶圣陶先生的文章，论述可谓透彻。文中写道：“读经,怎样读呢?当然还是照传统的方法，像画符念咒那样地读。读了之后感到一种神秘的麻醉力，仿佛喝了过量的酒。于是写起文章发起言论来，无不如从前应制的经义：或者一字一名的钻研，走到所谓‘雕虫小技’的‘牛角尖’里去。“（叶圣陶：《读经》，见《问孔》，231页。） 看当代读经的孩子，包括领着读经的人，无外都是“像画符念咒那样地读”，既然现在又不用写八股文了，恐怕也只能剩下一点宗教仪式的催眠效力了。叶老说的好，“所谓‘经’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读经的人未必知晓”，事实上：

    所谓“经”乃是古代的文化史料。在大学生及专门家，如果研究古代的文化，“经”是必要的对象的一部分。研究者对于研究的对象是取客观态度的，既不奉为神圣，也不“斥为死物”，只还它个本来面目。（叶圣陶：《读经》，见《问孔》，231页。）

    收入《问孔》中的，有章太炎先生的一篇讲稿《经的大意》，里面反复阐发清儒章学诚所言之“六经皆史”之义，朱晓在批注中强调太炎的话说：“这句话，真是拨云雾见青天！”（170页）

    最后，抄录自己2006年写汉代王充（“问孔”之名，恐怕便是取典于《论衡》中的篇名）一首打油诗，期与编者和读者共勉罢：

    浮世崇华尚妄虚，几多圣徒说怪奇。

    问孔刺孟真君子，西京风气自此移。

    在此，由衷祈愿，尊孔读经，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