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三百年祭》：一篇史学长文的政治意义

    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是一本研究明朝灭亡的书，才30多页。可是，正是这样一本小册子在以往历史风云中发挥过几次较大的作用；即使在今天，仍还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这本史学论著其政治功能反大于学术价值，毕竟还是少见的。

    《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最早发表于1944年3月19日至22日重庆《新华日报》上。当时是应乔冠华、翦伯赞等人之约，郭沫若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潜心写就的。写作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以明末的政治腐败，直至灭亡，来揭露影射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并告诫人们，以史为鉴，不要重蹈覆辙。而这一年，正是农历甲申年，发表日期，恰是明王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死难之日。由此不难看出，从一开始，文章立意，到写作动机，都是有深含用意的。故而其产生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文章一经发表，立即激起千层浪，不仅在历史学界，同时也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但随即也遭来了国民党的猛烈抨击，说其是“为匪张目”，“将明之亡国的历史影射当局”等等等等。而且一次比一次阴险、恶毒。足见，郭沫若的文章，深深地击中了国民党的要害，也唤起了人们的警醒，从而被毛泽东所肯定。于是延安《解放日报》于1944年4月18日和19日两天，作了连载。并加了一篇编者按，称赞其文章“充满爱国爱民族的热情”，同时，针对国民党的围攻，说“蚍蜉撼大树，只是增加了郭先生的文章的历史价值而已”。此文一时成了国共两党发表政见的焦点。其产生的作用，连作者也始料不及。随后，各解放区还陆续出版了单行本，成为了中共整风文件之一，党内必读之书。

    若论单行本，且较为复杂。当时“国统区”和“解放区”皆有出版，而且远不只一种，所以这里只能对几种珍罕的，影响较大的，择要介绍一下，以便版本爱好者有个了解。

    该书最早是上海野草出版社于1945年10月结集出版，俗称“上海版”，与随后出版的“北平版”相区别。封面为白底中蓝，宋体书名竖置其间，左下有一副标题，为“明末亡国史实”，着蓝色。右上角是郭沫若毛笔签名。由副标题上就可以看出，该书内容的针对性。可是在以后发行的各版中，这一副标题都不见了踪迹。是出版社自行删除了，还是作者自己取消？就不得而知了。翻开扉页，一边是版权页，一边是“目录”。其中“前言”是该文登载在《解放日报》的编者按，而“注释” 部分却汇集于书后，有15点之多。“附录”内容包括有《甲申事变（明末亡国的历史）》、宗顾的《三百年前》、舒芜的《在情理之上（读史笔记）》三篇文章。此三篇文章几乎是同时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作为对郭沫若一文的呼应。三篇文章从不同侧面，论述了明末亡国的根由，农民起义的必然，并以古讽今地影射了当朝的腐败统治。然而可惜的是，此三篇文章只有在“野草版”方能见到，其它各种版本均没有收录，致使给后来研究者留下了不小的遗憾。正因如此，也说明了“野草版”的可贵之处。

    至1946年3月，上海野草出版社又出版了该书的“北平版”，它与“上海版”主要差别是封面为全白色，书名改为隶味十足的黑粗体字。然后是1945年11月，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出版发行的单行本。它与“野草版”仅差一个月，书仍是小32开本。最有特色的是它的封面设计，上部依然沿用了隶味十足的书名，改为横排右读，中间竖排是郭沫若的毛笔签名。吸引人的是下部，竟赫然画有一幅漫画。在一个方框里，用简笔勾勒有断壁残垣、枯树朽木，和缨枪义旗。但整个画面却被血淋淋的红色所覆盖，十分抢眼，望之震撼。其用意再明显不过了。在书前有“出版者的话”，即《解放日报》的编者按。至于“附录”部分，全作了取消。

    以上两种版本，目前都已是革命文物了，轻易很难见到。当然，其中还有1946年1月通化日报社出版的，太行新华日报出版的，和各解放区纷纷翻印的多种版本。

    而人民出版社则是到1949年3月才出版。此书是民国时期的最后一种版本，也为过渡版，因此有必要提及。此书最大的不同是在正文之后增加了一篇“本文大意”，像小说的简介，便于读者了解。然后就是“注释”部分。“注释”仍按以前的版本，排印于后。而“附录”部分和“编者按”均没有收录，成了专文单行本的开端。

    时至1954年3月，人民出版社出了建国后的第一版，开本、印刷不变，只是封面书名改为郭沫若自题行书，贴签式竖排于左侧。书中除《甲申三百年祭》一篇外，还增加了《关于李岩》一篇，附录于后。此范例一直沿续至今。《关于李岩》一文写于1946年2月12日重庆，也就是《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的第二年。文中对李岩事迹作了新的考证与补充外，还对李岩流露出很大的同情。郭沫若在文中说“本来也想把李岩和红娘子的故事写成剧本的，酝酿了已经两年，至今还未着笔。”谁想，这“至今”一直到郭沫若去世，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此版最大的不同是，将“注释”部分安插至每页的左侧，紧随文后，这样有便于互文参阅。此版发行时，正是“三反五反”过后，“肃反”运动开始，其用意，就不言而喻了，也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人民出版社于1972年2月出版了建国后的第二版，通称“文革版”，它虽版权页无载印数，但按作为学习材料发行，就不难推测，印量极大。此版除开本没变外，所收文章也依照前例。但为顺应形势，做了以下三点变化：一是封面改为“时代”红色，将正中竖排的黑色宋体书名，衬托的格外端庄。二是书前增加了一篇“毛主席语录”，乃《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摘抄。该文虽比《甲申三百年祭》发表的早，但应用于此，十分恰当。这也是当时形势的需要。三是还增加了一篇“出版者说明”。“说明”中介绍了《甲申三百年祭》写作和出版经过，还特别讲到了这次印行的目的。并引用毛主席在《学习和时局》中的一段话：“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加以说明。由此可知，此版的发行，是有其政治意义的。最后，就是在正文后补充了一段“附识”。作者在“附识”中说：“国民党《中央日报》专门写一社论，对我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尴尬相是很可悯笑的。”这段“附识”因没有落款，不知写于何时。但适逢这次再版，予以登录，并又一次作为党内的学习材料，在全国推行，其目的，正是针对“九·一三事件”，即1971年林彪反党集团败露事件。因此，其功用性更为明确。如果说，文章的发表，一开始，就带有针对性，那么，渐渐到了后来，就显示出它的独有的批判性，直至“文革”，已成为了警世经典了。

    至此，人民出版社共发行了三版，排印体例稍有变化，从上文可以看出。再有就是注释，从建国第一版汇集于文后，到第二版移至左侧，再到“文革版”调至下脚，这虽是形式上的变动，但看起来更规范了。主要的是，“注释”部分，需要加以阐述。第一版有15条之多，第二版减为13条，至“文革版”则仅剩5条。如此消减，反而给读者带来许多不便。如“任察”、“密勿大臣”、“磨勘”、“六壬”等等，这些名词不作注解，一般很难理解。再如“郭隗”、“冲冠一怒”乃出典之注，取消了可惜，能保留更好。还有对注释也作了重新修订，如“十八孩儿兑上坐，当从陕西起兵以得天下”句，“建国版”前注为：“‘十八孩儿’即‘十八子’，李字也。兑是西方之卦，又兑与阅通，门在右者曰阅。李闯王闯字从门，李字在门字上，故云‘兑上坐’。再由西方之卦，故联系到陕西。”这注，使人看了有点懵然。而“文革版”改为“‘十八孩儿’或‘十八子’切李字。‘兑’在八卦方位图中是正西方的卦，其上为乾，乾是西北方的卦。李自成崛起于陕西，陕西地处西北，当于乾位，故言‘兑上坐’。又‘乾为君’，故言‘得天下’。”如此，就明了了许多。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注释都是郭沫若自注，删除部分，应是编者所为了。

    关于文章论述，后人多有褒贬，但多是基于今日想法，却忘了历史事实。殊不知，在当时国民党高压统治时期，作者在既无资料可查又无言论自由的情况下，经过短短的时间能创作出针砭时事，轰动全国的史学论著已是非常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