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英泽：从“流动的土地”到“把环境史进行到底”

    这是一本写给自己的书。一是珍藏个人情感，一是自我答疑解惑。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个人经历、朴素情感，显然不是博士论文选题的理由，对我而言，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的家乡是永济县黄河岸边的一个小村。打记事起，黄河就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白天，一出家门就能望见大河。晚上，枕着河水的声音入梦。幼时，正值黄河泛滥，大河东崩西蚀，人们眼巴巴看着大片土地沦入河水，河水一天天紧逼村庄，以至村人夜不能寐。后来，政府在村西开始修建拦河大坝，村庄才归于平静。当河水消退后，沿河一带的村民开始耕种滩地，边界争端此起彼伏，我亲历村庄之间的大规模械斗，那种场面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想做是一回事，怎么做又是另一回事。我觉得，写博士论文的过程，就是把以前的一些感性的东西转化成学术性的东西。关于本书选题的过程，我在后记里面有所交待。其实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就想做，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做，后来读博士学位，又回过头来，有一个反复。把博士论文当作散文来写，用生动细腻的文字来描述“流动的土地”是最基本的东西。

    这些距离学术研究还有很大差距。历史研究注重的是新材料、新方法、新观点，对新材料而言，行龙师倡导“走向田野与社会”，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搜集一手资料。为了搜集相关资料，我到过山西、陕西各地档案馆查阅资料，也深入沿黄村庄收集鱼鳞册、碑刻等资料，开展田野访谈，应该说在新资料的发现上有所突破。

    有了新资料还不行，好比有了一堆菜，能否把它烹饪为佳肴，则是另一回事。关键是如何把地方性、区域性资料和学术问题对接起来，把自身的研究置放在学术通道上，也就是形成开展研究的问题意识，这一点曾长期困扰着我。

    世纪之交，社会史研究出现了区域转向，在区域史研究中，出现了“太湖模式”、“关中模式”、“岭南模式”等等一些具有中层理论意义的研究成果，这些名词时常挂在嘴边，其实我对这些东西也是一知半解。秦晖先生在《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再版序言中，忆及当年他在关中各地档案馆查阅资料的情形，我感同身受。我最初在陕西省的一些档案馆查阅资料时，根本没有把“关中模式”和自己的研究联系起来的半点意识。直到有一天，我在翻阅秦晖先生的论文时，忽然发现他所运用的资料正是我已经搜集到的资料的一部分，掩卷长思，“关中模式”对黄河滩地鱼鳞册的解读和我的经验是不相符的，这种困惑是需要自己来解答的，所以，我尝试着写了相关论文，对“关中模式”提出了商榷，得到了秦晖先生的肯定和鼓励。

    当然，学术商榷只是本书很小的一部分，也不是著作的立意。本书在方法上，受到环境史这一学术潮流的影响，试图从环境史的角度来研究区域社会。黄河滩地这类“流动的土地”，受水沙条件、河岸条件影响，位置、面积、壤质等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条件下，具有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对区域社会的构建和变迁产生着重要影响，也让人看到了常态土地不易显示的因素。“流动的土地”有点四不像，奇奇怪怪，但它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流动性、不稳定性，如何把这种流动性的因素固定下来，划分边界，明晰地权，建立秩序等成为地方社会和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从黄河小北干流来讲，人与环境的关系经历了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状况的被动适应，到建立三门峡水库的改造环境，这是一种结构性变迁。我对“流动的土地”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想探讨人与环境关系的演变。

    鉴于研究对象的特点，我借鉴了环境史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既然“流动的土地”是四不像，因此，这本书连我自己都很难说清它属于社会史、经济史还是历史地理学，以及它是否属于环境史的著作，只有接受读者的检验了。书中不是没有欠缺和遗憾，我对此很清楚，比如，书中对于三门峡水库修建后的研究，就有些不充分，只好留待以后努力了。总之，我会“把环境史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