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教育底层的构建

    为什么要透视近代中国乡村教育的不同路向？黄仁宇教授曾说过，中国的问题涉及到文化与体制的翻新，需要长时期的逐步改造，这包括高层——国家建构，也包括底层——中国社会、中国农村的重建。《近代中国乡村教育的不同路向——邹平教育模式与延安教育模式比较研究》正是从文化的角度，由乡村入手分析路向不同的邹平模式和延安模式产生的渊源、特点以及两者的异同和互补，以期对当代中国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有所借鉴。

    该书“引言”中，引用E.P.汤普森的一段话：“我们唯一的判断不应该根据后来的演变证明人们行动的合理性，毕竟我们自身没有处于社会演变的终结时期。”用来说明尽管我们今天面临的国情和国际背景已经不同于70年前，但是当时毛泽东、梁漱溟两位伟人面临的问题今天依旧存在，解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与农村教育问题，重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仍旧是我们共同的课题。

    崔玉婷博士是调遣材料的高手，那么多纷纭杂陈，看起来毫不相干的回忆、杂记、采访，经她之手，竟也有了环绕着的中心。这个中心就是书中告诉我们的这个时代的困惑：毛泽东的延安模式赢得了战时乡村教育的胜利，梁漱溟的邹平模式被迫中断……当前，我们仍然面对严重的农村问题，面临着重建中华民族精神与道德的任务。历史轮转，仿佛又重回起点，前路漫漫，究竟如何前行？ 

    中国社会改造的不同主张和实践值得对比研究。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毛泽东主张用革命，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来改造中国社会。梁漱溟则主张用“文化改造，民族自救”的方式来拯救中国。本书作者以中国近代社会的背景、问题、出路、解决的不同视角两个章节阐述两位大家的认识和分歧，以教育模式与文化路向的建构具体详述，路向如何不同，这里只简单讲“三个不同”：

    立场不同。作者应用了“前见”理论分析了两种模式的异同。毛泽东认为中国要进行革命，首先就得分清敌我，弄清各阶级的地位状况。梁漱溟出身于北京的官僚家庭，虽向往革命，拥护“辛亥”，但始终以一个“士者”面貌出现在历史舞台。在“五四”运动中，梁漱溟撰写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回应西洋文化的挑战，为挽救和复兴中华民族尽了一个士者应尽之责，赢得了很高声誉。

    观点不同。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自觉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他认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农民革命，革命的一个主要任务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而作为新儒家的梁漱溟，则认为中国独特的社会特点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 

    解决矛盾的方法和途径不同。在毛泽东看来，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的矛盾、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解决这两对矛盾的主要方法是暴力革命或武装斗争，应该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梁漱溟则期望通过逐步改良的方法来拯救农村，为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为民族复兴开出一条路来。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亲率一批热血青年到山东邹平从事“乡建”活动，帮助乡村在其社会秩序，经济发展、文化教育、民情风习等方面，均有好的变化和气象。    

    其实，毛泽东与梁漱溟都看到了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是农村问题，但他们认识上的分歧使他们在所用方式、所走道路上，观点明显对立。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演变，已经为革命与改良这两条不同的道路作出了历史的结论，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改造的理论与实践引导中国革命走向了伟大的胜利，而梁漱溟的理论与实践则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宣告破产。

    究竟需要何种文化？何种“体用”？其实，近代中国常常表现出思想路线平行发展的景象，有的走向“全盘西化”，有的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有象梁漱溟那样强调对于中国文明的“温情与敬意”。书中对梁漱溟的教育实践充分肯定，但由文化的角度，“体用”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如何看待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新儒家在重估中国文化的价值、反思现代化与现代性方面所作的贡献？著作还未尽其详。

    我认为，梁漱溟在这个问题上有两个出发点，一是他认为中国文化的根不在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农村才是中国文化的根本所在，解决“中国问题”，农村更重要。二是梁漱溟不是政治家，也不是书斋学者，他不赞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不喜欢毫无价值的书斋理论。按照圣人来要求自己，他想用行动来感化、影响整个世界。他说现在的读书人，以为社会像一团面粉，“染苍则苍，着黄则黄”，这个说起来容易，但要在实践层面让中国社会朝理论设想的方向演变，才是百年大计。梁漱溟看到了其间的重要和曲折，所以他才从中国的乡村做起，设想在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前提下，逐步引入新型因素，让社会慢慢发展。他的这一思虑非常有道理，但是时代未给他机会。

    当年许多措置，今天回头一看，与中国农村颇多扞格，反映了当政者急于求成、时不我待的心绪。究其源头，就在于对经由乡村建设而解决“中国问题”，一般人等不及，只有梁漱溟等得及，他说要通过若干代人的奋斗，可是一般人想通过一代人达到目的，这就不免起了强烈的冲突。他认为每一个制度、文化本身没有什么价值，价值是要看那个时代的情况。就像他本来没有批评任何一种文化，他只是说人类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西方文化是最合适的，因为要征服自然，要解决人类的基本问题，他接受科学与民主就是这个意思，他的思想随着中国实际也是变化的。

    因此，从文化的角度不妨讲，梁漱溟是中国自由传统的杰出接续者和文化传人，自感担承一系文明命脉，同时，其心态持守的却是一种开放的文化体系。尽管邹平模式中断，但是最能打动心弦的就是梁漱溟那种内隐的中国文化：特立独行气质、不屈抗争风骨和实干的精神。

    《近代中国乡村教育的不同路向——邹平教育模式与延安教育模式比较研究》，崔玉婷 著，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年5月，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