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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2年06月27日 星期三

    文道合一:一个伪命题

    查洪德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6月27日   15 版)

        说“文道合一”的一个伪命题,人们大约难以接受。作为文学理论的重要命题,它早已是被普遍接受,人们日用而不思,确信而不疑。用谷歌在网上搜索“文道合一”,0.10秒搜得2,080,000条结果,可见其使用之频繁和普遍。但是,这个“古代文论”的命题,却是20世纪的发明,“古代文论”中没有这一说法;它也不符合中国古人一元论的哲学思维方式;事实上“文”和“道”也没有“合”不“合”的问题。所以,无可怀疑,这是一个伪命题。

        古代文献中有“文与道一”说,今天已经没人知道。“文道合一”与“文与道一”,貌似而神非,两者含义相去甚远。“文与道一”,才是古人对文道关系的恰当表述。

        “文道合一”说从哪里来

        为了确证“文道合一”说在古代并不存在,我用“文道合一”在数字版《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和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中心《中国古籍基本库》进行搜索,结果都是0匹配。

        那么“文道合一”之说从哪里来?何时出现?仅就我目前孤陋所见,最早者是郭绍虞先生民国30年(1941)7月发表于《学林》第九辑的《中国文字型文学与语言型文学的演变》一文(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郭绍虞说文论》收入该文,题目改为《中国语言与文字之分歧在文学史上的演变现象》),认为在“骈文的时代有文笔之分”,至古文的时代“则文道合一,不免以笔为文”。懋园发表于《光明日报》1961年7月23日《文学遗产》373期的《关于研究古典散文的几点意见》认为,古人要求“文道合一”,就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结合”,该文收入百花文艺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笔谈散文》。但80年代以前,这一表述的使用频率并不高。1985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辞典》有“文道合一”条,认为是“宋初柳开,王禹偁、石介等人在诗文革新运动的前期提出的理论主张,即把儒家的文统与道统合而为一,确认‘道’是目的,居主要地位,‘文’是明道的手段,是次要的方面。”这一词条存在的问题,一是柳开,王禹偁、石介等人没有提出过“文道合一”的主张;二是“文”“道”是指文章中的文辞和理道,还是“文统”与“道统”,表述不明确。如果说文道合一是指“文统与道统合而为一”,在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文统与道统的概念在宋初还没有形成;如果指文章中的文与道“合一”,则理论上不能成立。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的“唐宋古文运动”、“韩愈”、“韩柳”、“柳开”、“朱熹”、“宋代文学”、“宋代文学理论批评”、“元代文学理论批评”等条目,以及《中国历史卷》的“古文运动”条目,都使用了“文道合一”说。此后“文道合一”便普遍使用,在谈论古代文论和古代文章的论著中随处可见。但韩愈等人的著述中,都没有“文道合一”及近似说法。

        唐宋人的文道关系论

        和朱熹的批判

        古人关于文道关系的思考,可以追溯得很远。但明确表述文道关系的,始于刘勰的《文心雕龙·原道》。唐宋两代对文道关系有多种表述,其中影响比较大的如柳宗元的“文以明道”说、李汉的“文以贯道”说、周敦颐的“文以载道”说、欧阳修与苏轼的“文与道俱”说。这些表述,大致是建立在哲学二元(二本)论基础之上的。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文和道不仅各有其本源,并且各为一物。这显然是有问题的。到理学家程颢、程颐提出哲学的“理”一元(道一本)论,批判了理气二元论或心物二本论,为重新认识文道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和思维方式。到南宋朱熹,以他哲学家的深邃思维和敏锐眼光,发现前人的这些表述都存在着严重问题,也不符合文道关系的实际,因而做了系统的批判和坚决的否定。他批判“文以贯道”说,以为“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批判欧阳修、苏轼之“文与道俱”是“文自文而道自道”,以为是“大病”(《朱子语类》卷139)。在《读唐志》一文中,批判更为系统,说韩、欧等是“裂道与文以为两物”(《晦庵集》卷70),鲜明主张文与道不可为二。他以哲学的一本论,对此前建立在文、道二元思维基础上的各种文道关系的表述,是一概否定的。只是“文以载道”说出自理学前辈周敦颐,不好指明而已。

        在批判的同时,他也为后人寻求新的理论表述提供了思路。有一位“汪尚书”,曾对朱熹谈到过对待苏轼文章的态度,认为可以取其文而不取其道。朱熹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文与道是不可能分而为二的,他在《与汪尚书》一文中说:“既取其文,则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讲也……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复议其理之是非,则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为道。且文而无理,又安足以为文乎?盖道无适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讲道,则文与道两得而一以贯之,否则亦将两失之矣。”(《晦庵集》卷30)这段话对重新思考文道关系问题非常重要,一方面,它明确告诉人们,所谓“道”有两个概念:其一,道“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此为文章中体现的“理”;其二,“道外无物”,此为作为天地本原之“道”。明确认定“道”为文章所体现之“理”,文道关系问题的讨论才有可能。另方面,他让人们理解,“道”和“文”,即不是两个本源,也不是两个事物,读者也只能“即文以讲道”,如此“则文与道两得而一以贯之”。这为进一步探讨文道关系指明了方向。

        寻找新的表述:

        “文与道一”说出现

        朱熹的影响是很大的。南宋以后,在元明清三代典籍中,“文以贯道”已基本不见,“文以明道”还在使用,但出现频率也不高,只有未被朱熹指明批评的“文以载道”依然流行。大约也有学者明白,朱熹对“文以载道”并不肯定(查遍朱熹著作,唯一一次提及“文以载道”,是《朱子语类》卷94载朱熹答人问周敦颐“文所以载道”章,朱熹只作了简单文字解释,既无阐发,也无评论),所以,一部分人致力于寻找文道关系更恰当的表述。如元代理学家吴澄就有“文之炳焕而晖,即道之贯彻而一”(《陈文晖道一字说》)的说法。文与道二而一,一二二,又既非二又非一,是这部分学者的共识,但要找到恰当的表述,并不容易。也出现过诸如“道即文”等等错误认识与表述,但没有为文论界接受。经过百馀年的探讨,到元代中后期,终于找到了“文与道一”这一表述。目前所见最早使用这一表述的,是活跃于元文宗到顺帝前期的许有壬,他说:“文与道一,而天下之治盛;文与道二,而天下之教衰。”(《题欧阳文忠公告》)不过他只是从道统与文统关系立论的。元明之际的王祎则说:“道与文不相离,妙而不可见之谓道,形而可见者之谓文。道非文,道无自而明;文非道,文不足以行也。是故文与道非二物也。”(《原文》)他强调“文与道非二”,但却是建立在本非一之前提上的。此后由元入明的谢徽、明代理学家杨起元,都对“文与道一”说有所阐发。谢徽说:“道之充乎中,而其发于外者无非文。如天之有气,则有日月星辰之光辉;如地之有形,则有山川草木之行列。文实道之显,不可岐而二之也。……文与道既一,而子游之所以为学者,亦在其中矣。”(《侨吴集序》)用我们语言表达是:文是道的外在表达,道的文的精神内核。自语言表达而言谓之文,自内在精神言之谓之道。没有“道”,文不能独立存在;没有“文”,道也无由表达。一篇文章,有“文”有“道”,但又不可能分成“文”和“道”。这就是“文”与“道”的一而二、二而一,这就是“文与道一”。

        与之前的种种表述相比,这一表述有两个方面的理论突破:其一,此前的各种表述,都只就文(文章)与道(理道)的关系立论,而“文与道一”,则既包含文(文章)道(理道)关系,也包含文统与道统的关系。前者是对文章的要求,后者是对文章作者以及作者队伍的要求。而只有同时包含这两个方面的意义关系,文道关系的表述才是完整的。其说太繁,此不详述,可参看笔者《论元代文论的“文与道一”说》(《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33辑)。其二,就文(文章)与道(理道)关系立论,“文与道一”是在否定了韩愈、柳宗元以来建立在文、道二元(二本)思维基础上的“文以明道”等表述后,在更高理论层次上对文道关系作出的精密思考和精当表述,揭示出文与道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今天不为人知的“文与道一”说,倒应该是中国古代文道关系的最佳表述。

        “文与道一”与“文道合一”之不同

        “文与道一”与今天流行的“文道合一”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古人讲“文与道一”而不讲“文道合一”?在古人的观念里,“一”并非“合”,他不排斥二。在“文与道一”这一命题中,文与道是二位一体,而不是合二而一。这正如宋代理学家讲人性论,他们认为人性中有义理之性,有气质之性。但人性却不能分成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二之则不是”(《二程遗书》卷六)。“文道合一”的错误之处在于,所谓“合”是将两物合而为一,则未“合”之时,“文”与“道”为二物,这既不符合实际,也早已被朱熹批判;既“合”之后,则肯定了“一”而取消了“二”,这也不符合文章的实际,也是错误的。“文与道一”则较好地表达了文与道这种既不能分而为二,也不能合而为一的关系,以精妙的思维,揭示了文与道之间的微妙关系。

        如前所述,在文道关系中,包含文统与道统的关系。就文统与道统的关系说,“文道合一”是可以成立的。在宋代文章家与道学家裂而为二后的元代,人们就呼吁体现道统的理学家和体现文统的文章家的合而为一。就文章与理道的关系说,“文道合一”则难以成立。遗憾的是,近数十年来流行的“文道合一”说,都是就文章与理道关系立论的。

        “文与道一”说,由朱熹发其端,完整的表述形成在元代,到元明之际有了比较成熟的理解与阐释,标志着“文与道一”观念的成熟,同时也标志着古人对文道关系认识的成熟。另外,“文与道一”与欧阳修的“文与道俱”说仅一字之差,似乎也难以排除对欧阳修之说的借鉴。但“俱”是两者偕同,是二元思维;“一”则浑然同体,是一元思维。一字之别,却是一个大的超越。

        “文与道一”是中国文学理论史的一大成果。而今天流行的“文道合一”,与“文与道一”貌似而神非。由于“文道合一”的流行,“文与道一”被覆盖,反倒不为人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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