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园·颠倒

    题记：2012年5月28日自纽约飞抵瑞典，入住乌普萨拉(Uppsala)瑞典高等研究院(SCAS)。研究院的主体部分是一所十八世纪的晚期建筑，即林奈宫(Linneanum)，坐落在植物园内。我的寓所在植物园外的墓园一侧。5月29日，临窗而坐，眺望墓园，时差之中，恍若守墓人，随手涂鸦，录随感二则，其一题为《墓园·颠倒》。

    窗外是一片广大的墓园。绿草如茵，树木葱茏，阳光树梢交错，暗影扶疏。虽是盛夏，这里却凉意袭人。墓园向城内延伸，过河不远，就是林奈花园，大生物学家林奈（Carl von Linné，1707－1778）工作过的地方。1907年年末，日本东京刊行的《河南》月刊第一号揭载题为《人间之历史》的长文，其中提及林奈云：“林那（K.von Linné）者，瑞典耆宿也，病其时诸国之治天物者，率以方言命名，繁杂而不可理，则著《天物系统论》，悉名动植以腊丁，立二名法，与以属名与种名二。”

    作者盛赞林奈影响深远的植物分类学，但对其仍沿袭“摩西创造之说”并不满意。他评论说：按林奈的系统，“今之生物，皆造自世界开辟之初，故《天物系统论》亦云免诺亚时洪水之难，而留遗于今者，是为物种，凡动植种类，绝无增损变化，以殊异于神所手创云。”创世说交代世界的源起，却划定了存在的界限，以致“仅知现在之生物，而往古无量数年前，尝有生物栖息地球之上，为今日所无有者，则未之觉，故起原之研究，遂不可几。”作者因此从瑞典转向了法国，从林奈转向了拉马克(Jean-Baptiste Pierre Antoine de Monet，Chevalier de Lamarck，1744－1829)与居维叶(Georges Cuvier，1769－1832)。1926年，《人间之历史》易名《人之历史》，收入杂文集《坟》，作者是鲁迅。

    林奈以生物学家名世，如今通行的温度标准也和他有些关系，却鲜为人知。摄氏温度的首创者是安德斯·摄尔修斯（Anders Celsius，1701-1744），他在1730至1744年间担任乌普萨拉大学的天文学教授，1741年在这里设立了天文观察馆(Uppsala Astronomical Observatory)。翌年，在题为《温度计上两个恒点的观察》（“Observations of two persistent degrees on a thermometer”）一文中，他检验了独立于纬度和气压的水的沸点（the boiling point）和冰点（the freezing point），并把沸点设定为0°，而将冰点设定为100°。摄氏即centigrade的译名, 是从拉丁语“百步”或“百阶”(hundred steps)演化而来。1745年，摄耳修斯亡故后一年，林奈将这个尺度颠倒了一下，即冰点为0°，而沸点为100°，成就了现在的摄氏标准。

    颠倒，多半有些可恶，但也伴随隐秘的快感。《诗经·国风·齐风·东方未明》：“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这是写“以裳为衣，今上者在下”的窘态，于今读来，却近于手舞足蹈。孟云卿《杂曲歌辞·古别离》描写妻子对征夫的怀念，有“宿昔盟同衾，忧心梦颠倒”的说法，“颠倒”接“忧心”，语义是否定的，但“梦颠倒”却暗含希冀。皎然《酬秦系山人戏赠》写禅寂为尘心所破：“正论禅寂忽狂歌，莫是尘心颠倒多？”以颠倒饰尘心，以狂歌对禅寂，白足行花，黄囊贮酒，未合乐而不淫的诗教。我们看孔子临狄水而歌，同样是颠倒，就含蓄蕴藉得多了：“狄水衍兮风扬波，船楫颠倒更相加。”（郦道元《水经注·河水五》）至于“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不但是可爱而伟大的愿望，也是革命的伦理。例如我窗外的这片墓园，咫尺之下埋葬着多少曾经鲜活的故事：山盟海誓，阴谋诡计，认知与创造，性与爱情，自然也少不了权力与财富，谁知道还有些什么呢，但它们全部无差别地归于这片寂静。如果将他们“颠倒”过来，从冰点变成沸点，大概就能成就伯格曼(Ingmar Bergman，1918-2007)的那些幽灵弥漫的电影了。

    伯格曼出生在乌普萨拉，幼年沉浸在宗教的氛围中。在自传《魔灯》（Latema Magica）中，他回忆说：“我的兴趣全部献给了教堂的神秘世界：低矮的拱廊，厚实的墙壁，来世的气息，以及在中世纪油画上的奇异的植物和天花板及墙壁浮雕上颤动的色彩斑斓的阳光。这里有着人的想象力所及的一切事物：天使，圣徒，龙，先知，魔鬼，以及人类。”9岁时，他用一堆锡人士兵玩具换来了另一个玩具“魔灯”，也就是17世纪发明出来的初级投影仪。不同于其他玩具，魔灯的功能就是最有趣的“颠倒”吧。年幼的伯格曼将信仰的世界置换为“魔灯”的天地，从此宗教的魅影蜕变为颠倒世界中的精灵——那是一个用镜像、木偶、灯光效果和语言创造出来的人间世，其中魅影憧憧，却魅力无穷。他全身心地沉浸其中，自导自演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1849－1912）的戏剧。斯特林堡也曾在乌普萨拉大学求学，自幼受虔信宗教的母亲影响，不但其作品，就是他本人的生活也时时与精神危机相伴随，那阴郁中透着的明亮，癫狂如“瑞典最炽热的火焰”，正合伯格曼的口味。他们两位都曾承受精神危机，并流亡国外。在“魔灯”投射的世界里，少年伯格曼从一个角色变换为另一个角色，男人瞬间成了女人，孩子转眼又成了老人，喜怒哀乐，尽在颠倒中。他不再信教了。

    颠倒意味着自由，但代价沉重。早在17世纪，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用“我思故我在”颠倒了我思与上帝及外部世界的关系：不是上帝的本质，而是“我如何知道”，不是从信仰起步，而是从怀疑开始，一种新的认识论在宗教世界观内部诞生了。1649年10月，应女王克里斯蒂娜（Christina Alexandra，1626-1689）的盛情邀请，笛卡尔来到瑞典担任这位19岁少女的哲学老师。年轻的女王精力过人，规定每天凌晨5点上课，仅仅4个月后，1650年2月，惯于夜间工作的大哲终于不敌时空颠倒，客死于这片“熊、冰雪与岩石的土地”。但颠倒的历史仍在延续。他的同时代人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也从怀疑论出发，结论却是信仰的力量高于一切，人的感性与理性无法把握真理。这是怀疑论的自我怀疑，宗教世界观的颠倒之颠倒。“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三百年后，帕斯卡的这句谶语被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写在他著名的论疯癫一书的扉页上，为他此后的颠倒之颠倒的系谱学谱写了前奏。1952年，福柯来到乌普萨拉大学任职，致力于精神病的研究。在那之前，1948与1950年，他两度萌发自杀念头。他的成名作《古典时期疯狂史》(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age classique - Folie et déraison)的最初动机很可能是自我的解析。从15世纪的愚人船，到17世纪的法国监狱，从中世纪有关女性与疯狂的传说，到19世纪佛洛依德学说的建立，福柯以颠倒的方式揭示了正常与非正常之间的颠倒。1958年，在这部著作基本完成时，福柯提出辞呈。但回法国不久，他旋又去了波兰，却中了当地情报机构的“美男计”。这或者就是另一种颠倒之颠倒。

    窗口的正前方，两个园林工人提着清扫的机器在墓碑间穿梭，一个女孩拿着铲子刨除枝蔓的根茎，不远处，一辆红色的工具车横在右侧小路的中央。这是我第一次住在窗外就是墓园的地方，但并不是第一回从窗外观察墓园。我对窗外墓园的理解，始于坐落在柏林东部的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故居。布莱希特在正屋外搭建了一个透亮的书房，仿佛鲁迅故居的那个老虎尾巴。在写作《呐喊》、《彷徨》和《野草》的年代，鲁迅坐在那个尾巴的窗口，面对“一棵是枣树，还有一棵也是枣树”的风景。1926年，革命与北伐烽火炽热，阴谋与危险已在凝聚，南下的鲁迅尚未卷入漩涡，他孤身蛰居于厦门大学那座石窟般的钟楼上，偶尔从恋人的信中体会广东的喧哗与骚动。夜浓到微醺，“南普陀寺还在做牵丝傀儡戏，时时传来锣鼓声，每一间隔中，就更加显得寂静。”他将在眺望枣树的窗下写出的杂文，连同谈及林奈及尼采们的四篇古文论文，汇集成册。“虽然明知道……神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坟·题记》）布莱希特的书房外没有枣树，窗口正对着的，是一个法国教堂墓园的入口，一条不算宽的小路从那儿穿过，引向墓园深处。入口靠墙的一侧有一个小小的花圃，他和妻子长眠于此，两块近于无字的、形态各异的石头就是墓碑。同样“一面是埋葬，一面也是留恋”，鲁迅的“坟”是文字凝聚的过去的生命，而布莱希特的墓碑几乎是对文字的拒绝。他们各以不同的方式，在“小小的丘隆”中，埋葬“曾经的或过去的躯壳。”（《坟·写在〈坟〉后面》）

    碑而无字是谦卑还是桀骜，抑或另有隐情？无字碑历来与人物评价有关，褒贬之间并无一律，也因此多了几分玄机。唐代末年，政治江河日下，士林风气却分外讲究流品，大臣赵崇不为文章，常以流品低下为由拒绝举荐官员。唐代冯贽《记事珠·无字碑》说他“凝重清介，门无杂宾，慕王蒙、刘真长之风也，标格清峻，不为文章，号曰‘无字碑’。”方干《赠赵崇侍御》一诗中有“才因出众人皆忌，势与摩霄自不知”、“云鸿别有回翔便，应笑啁啾燕雀卑”的句子，也可做所谓“标格清峻”之“无字碑”的注解。与之对比，五代时，后唐明宗选相，重臣相争。安重诲欲举崔协，任圜在明宗前争辩说：“重诲未谙朝廷人物，为人所卖。天下皆知崔协不识文字，而虚有仪表，号为‘没字碑’。臣以陛下误加采擢，无功幸进，此不知书，以臣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几，岂容更益笑端？”（《新五代史》卷二十八《唐臣传》第十六） 按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十八的说法，崔协“少识文字”，奏疏常有讹误，“呼为‘无字碑’”,是讥讽他不自知（“无自卑”）的意思。《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五又记任圜言云：“明公舍李琪而相崔协，是犹弃苏合之丸，取蜣之转也”，竟将崔协比喻为屎壳郎所推的粪球，而与苏合香丸（李琪）相对比。然则，“蜣之转”漫延不绝，代不乏人，一时闻达以蜣命自任，如鱼鳞悸动，各各奔走南北，滚之翻之，乐此不疲，颠倒如此。即便“论议纵横”如任圜回还，亦无逆转冯道与崔协共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之力，时势如此，夫复何言！无字碑，无自卑，毋自悲乎？

    这些是比喻意义上的无字碑。至于真实的无字碑，命运也大致相当。秦桧的无字碑系后人奉送，意即罄竹难书，只能无字，实在恰当得很；北京十三陵，除长陵外，其余诸碑均无一字，弄清原委，需要一个有关宫廷政治的漫长故事。无字碑的历史常与王朝更迭有关。在中国，最出名的无字碑就是泰山登封台北侧的无字碑和乾陵武则天的无字碑了。秦始皇何以在泰山登封台侧立无字碑，历来解者纷纭，并无的论。或许，他早在那里等候两千年后的解人了？然则，“祖龙魂死秦犹在”言犹在耳，俱“从子厚返文王”已成趋势，白云苍狗，再颠倒之颠倒，还是无字的好。而武则天的无字碑，因墓主之性别身份，故事层层叠叠，近于不可思议，只能伴其千秋功罪，任由评说。二十世纪也未能例外：金陵紫金山南麓的中山陵就是一处无字碑。孙中山（1866-1925）逝世后，国民党内曾计划由汪精卫（1883-1944）、胡汉民（1879-1936）撰写墓志铭，但遭到反对，转请章太炎（1869-1936）撰写。太炎先生的《祭孙公文》以四言为主，铿锵沉雄，如云：“天生我公，为世铃铎。调乐专壹，吐辞为矱。”又云：“欲招其魂，天地寥廓！吊以生刍，忠信犹薄！廞公之功，庶其合莫！”1929年中山陵落成时，文字终于敌不过权力，蒋介石（任中山陵建筑总监）拒绝使用章氏所撰墓志，致使中山陵空有碑亭而无墓志铭。如今碑亭内的“天下为公”四字是后来所补，却行遍天下。在各处遍布的墓志铭的衬托下，这几处无字碑以其无字而显赫。犹记十年前的冬天，在紫金山下，山峦苦涩，枝干横斜，举首回望，不由得想到那些为了“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而死无葬身之地的人们——他们连再被颠倒的命运亦毫无畏惧，何谈碑与铭？

    布莱希特的无字碑既不骄傲，也不谦卑，倒是有些别致。无论阳光明媚，还是凄风苦雨，他在书房的窗口凝视着那个必然的终点，或许体会了存在，也或许反观了时代。他和他的第二任妻子魏格尔(Helene Weigel,1900-1971)一定无数次讨论过他们的共同归宿。熟悉布莱希特私生活的人或许会对“共同归宿”莞尔一笑，但忠诚与否并不同于相知与否的——他们有共同的志趣、共同的舞台是真实的。魏格尔出生于奥地利的犹太家庭。在二次大战中，她的许多家人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1917年起，她违逆家庭意志，开始学习表演，1922年移居柏林后，演出了包括布莱希特在内的当代剧作家的作品。1924年，她为布莱希特生下了儿子；1928年，两人结婚。魏格尔与布莱希特一样，信仰共产主义，并于1930年加入共产党。1933年，国会纵火案之后不久，她和家人一起流亡，先到布拉格，而后经奥地利和瑞士抵达丹麦。1937年，他们流亡巴黎；1939年，他们流亡瑞典；1940年，他们流亡芬兰；1941至1947年，他们流亡洛杉矶。她的演剧生涯的重新开始已经是1940年代的末尾，在冷战时代的民主德国，他们抵达了自己的艺术巅峰。魏格尔饰演了布莱希特戏剧中的许多重要角色，其中最出名的是《母亲》(Mutter)、《勇敢母亲和她的孩子》(Mutter Courage und ihre Kinder)。在《勇敢母亲》中，她受一帧在新加坡拍摄的、描写母亲悲悼被日军杀害的儿子的照片的启发，用“喑哑的尖叫”(mute scream)出色地诠释了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alienation effect)。在舞台上，在舞台下，他们相爱相伴，宛如一场搏斗，布莱希特的风流故事是否也会产生“间离效果”，不得而知，但据魏格尔的传记，即便在最困难和古怪的情境中，她也保持着幽默。

    如今两块石头促膝而居,一起凝望着曾经凝望的窗口。身体消弭，欲望与灵魂的对峙失了依托，沸点以冰点的形态存在。布莱希特称赞魏格尔谦逊，这一点也符合许多人的观察。作为演员，她从不突出自己，而是将自己彻底地投入表演之中。谦虚或许就是“间离”与“投入”之间的辩证，仿佛站在布莱希特的立场上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致意。魏格尔死于1971年，墓碑的设计究竟是他们的约定，还是她的安排；无字墓碑是出于谦逊，还是对于历史变迁的无言？就像其他的无字碑一样，这些问题即便不是无解，也必定是多解的。

    青冥浩瀚，碑铭肃立。墓园在窗外展开，一片又一片，由树墙和小路隔开，铺展蜿蜒。我在墓碑间穿行。树梢滴翠，草地湿漉，独行的脚印向城市的方向伸展。出墓园不远，就是高耸的乌普萨拉大教堂(Uppsala Domkyrka)了，屈指算来，已经是元明之际的皇家建筑。伯格曼电影中留下过它的身影。教堂的另一侧，靠山坡的花园内，肃立着几块墓碑，趋近细察，最早的一块，约两米见方，竟是唐时的石碑，构型抽象，龙纹卧于青底之上，呈绛紫色。其他几块稍矮，图形更为规整，平行的线条间镌刻了一些象形字样和十字图形，当是依据龙纹碑及关于东方文字的想象而仿制。伯格曼回忆他幼年的经验时，不但说到天使、圣徒、先知、魔鬼和人类，还提及了龙。我初读时即有些疑惑：教堂一天地，何处起雕龙？这里的龙纹碑，或许就是源头了。

    回首墓园，仿佛回到了柏林布莱希特的窗口。穿过布莱希特夫妇的无字碑，右转就是法国教堂的墓地，拐角处不远，安葬着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 1770—1831）。他们并列着，在一白一黑、一高一矮的两块墓碑间，是费希特夫人的位置。黑格尔，这位费希特哲学的批判者，就这样与他的批判对象并排伫立，低矮的黑色墓碑有一种后来者的谦卑和不妥协——上面写着他的全称和生卒年，再无别的头衔。不同于费希特的绝对自我及其自我承认，黑格尔将承认置于主奴之间的斗争关系之中。离开了他者无从确立自我的身份。费希特殁于1814年，黑格尔卒于1831年，并置的墓碑应该是按照后死者的意志而安排。除名字外，他的墓碑上排除了一切标记，看起来有点像费希特的绝对自我——一个自我确认的自我。按照黑格尔的逻辑，自我承认的欲望经常表达为“被承认”，从而“被承认”是一种主动的态势。黑格尔的庞大体系大大超越了前者，但在他的心中，费希特和谢林仍然是他的时代中两个“配称为哲学家”的人。并置的墓碑或许隐含着承认与自我承认的政治。

    费希特说：我是我！

    不，我是我们！——黑格尔坚持道。

    但那个我们也绵延至他身后的“我们”吗？或许是的，因为“我们”命名着黑格尔。这个绵延的我们出于不同的理由，不断重新命名镌刻在黑色石块上的名字。这是辩证的否定。近于无字的墓碑似乎在说：一切都会重写的，但以“我”的名义。

    中国的士大夫，即便开明如梁启超（1873-1929），大概会补充说：我是我，但我也是我们；但这个我们并不表现为主奴结构，而是一家人，不需要在斗争中相互承认。1998年，为了纪念戊戌变法100周年，《读书》杂志与天则经济研究所在香山卧佛寺联合召开会议，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1858-1927）是主要的话题。王元化（1920-2008）、朱维铮（1936-2012）来了，我与他们初识，也是在1993年夏日的瑞典。如今他们都已作古。与会者中还有其他已经作古的人吗？我不知道。但与会者在1998年尚能坐在一起讨论，如今却像黑格尔的左派与右派们一样分道扬镳，直至生命终点也不准备回头，却是一目了然的。一个半世纪前,由于马克思的介入和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围绕黑格尔哲学的左右辩论以体系的颠倒而告结束,新的分野在完全不同的地基上再度展开。如今地基再度颠倒，新的起点在哪里呢？记得几年前寻访伦敦郊区的马克思墓，意外发现隔着一条小路与他对峙的是曾让严复（1854-1921）激动不已的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这是一场未完的战争，一场从19世纪的洪波中绵延而来的对峙，即共产主义者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之间的对峙。如今大概很少有人专门前往祭拜斯宾塞了，但他的著作以各种变异的形态存活于世间，却是重大而又常常为人忽略的事实。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曾编选斯宾塞文选并撰写导言，就其发展观而言，所谓“现代化”及其理论与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其实一脉相承。墓碑是安宁的，但络绎的访客心情迥异，他们带着各自的信念和感情来到墓前。在这个意义上，终结争论的只能是又一代人的争论，尽管标题或句读有了些许变化，但根本的分歧还在那里，分毫未减。

    我们就生活在各种纪念碑的中间，纪念碑界定着我们各自的位置。纪念戊戌百年的会议结束的那天，曙色熹微，金光穿越枫林，在樱桃沟的溪涧跳跃。出卧佛寺，过植物园，梁墓坐落于东侧山谷。那是一个家族墓园，典雅而庄严。秋风浩荡，幽谷将这位当年的新人物衬托为一个古典的士大夫。妻妾围绕“自我”而列，子孙按照辈分而各有位次。这里有清晰的结构，却看不见为了“承认”或“被承认”的斗争，宁静致远，一片和谐。清晰的内外，自成一体的家族，划出了它与外部世界的界限。“自我”在家族绵延中伸展，承认变成了一种自然的传承。这位也曾为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的思想而激动的“启蒙者”，以自己对待死后的方式证明自己属于另一个“普遍的特殊”，却未能将“特殊”再度上升为“普遍”。“新思潮”或“五四”在他的死后世界从未发生。

    黑格尔的“我们”是“我”，梁启超的“我”是“我们”。对于费希特和黑格尔的辩论，梁启超或许会这么说：我就是我们，一个谱系井然的世界。但在“我们”的世界里，布莱希特与魏格尔的搏斗从未停息——爱与背叛，舞台与激情，性与政治，艺术与信念，以及最终汇为一体的表演与生活。在这无限绵延的故事中，有些东西添加了进来，有些味道发生了变异。那是什么呢？

    园丁已经离去。夕阳的余晖只是在树缝间挣扎，一切都将隐没。墓园空寂，一块块大小、形状、颜色不同的墓碑伫立着。是伯格曼的精灵们出来活动的时分了。河流穿越老城，潺潺流淌，我在两岸游荡。越过红色的小桥，一处简朴的灰白色公寓几乎可以忽略而过，楼下有COSCOS连锁饭店。从1952年至1958年，这儿就是福柯寓居的地方，我路过时唯见一个白发老人在门口发呆，手里握着一柄墨绿色的雨伞，仿佛似曾相识。COSCOS的门口散落着几位食客，默然地咀嚼着风味各异的比萨饼，对于也曾在这里觅食的福柯及其颠倒，以及后来颠倒之颠倒，全无知觉。想想也是，从那时至今，食客络绎，饼犹如此，无所谓知与不知。我从那里捎回一包维系生命的食物，再加上从另一处中国小店买回的咸菜、面条和一包紫红色的葡萄。食物放进冰箱，心分外地安宁；眼光穿透树梢，搜寻伯格曼的幽灵。临窗落座，心游八极，思绪已在另一处翱翔。

    呜呼！那是我的家乡了：“衔远山，吞长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送夕阳，迎素月，当春夏之交，草木际天。”（徐仁山集句题平山堂）平山堂的脚下，有一处小屋。小屋的北侧，仅仅隔着一条小路，是蜀岗西峰；由此东行十余分钟，就是坐落在蜀岗中峰的大明寺了。与之相接，观音山和旧唐城巍然耸立，隋炀帝迷楼旧址坐落其间，引无数骚客盘桓。“今日市朝风俗变，不须开口问迷楼”（李绅《宿扬州》），我反而更喜欢静僻的蜀岗西峰。岗峰连排，让人产生山势连绵之想，但其实不过是长满了树木的土丘而已。穿过松林和灌木丛，是一片墓园。雍正《题大明寺》有“万松月共衣珠朗，五夜风随蝉锡鸣”的诗句，用在那里也很恰当。在西峰寻访时，妹妹问我是否在意丘陵另一侧的墓园，我说——不。她于是借了屋子，为我安置临时的居所，那儿距我儿时游戏的地方，近在咫尺。登阳台，扶栏北望，又见树木葱茏，绿草如茵，路边的繁花怒放着，春天的雨水从蜀岗向北漫向墓园，向南漫向我的想象中的家；赤脚的孩子在远处玩耍，一只彩色的风筝迎风而上，全不因地面泥泞而稍有懈怠。与这里墓园的沉寂不同，欧阳祠的黑瓦在夕照中闪耀，栖灵塔的钟声空蒙鸣响，回转，暂歇，长长的颤动，仿佛鉴真和尚东渡失败时的太息。松间泉下，寂静比寂静还要寂静。

    往事越千年。在我年幼的时候，那寂静中也曾弥漫着魅影。

    夜色降临，细雨斜注，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灯火在室内照耀着，精灵们从墓园的无边黑暗中望过来，或许会问这个在窗前伏案、时时借着天光打量墓园的人是谁？想到伯格曼的《仲夏夜的微笑》(Sommarnattens leende)，有笑意涌起, 波心荡，冷月无声。寒山诗云：“若人逢鬼魅，第一莫惊惧。”南社诗人叶楚伧(1887-1946)《和骚心骷髅章》诗中更有“魑魅食人在长夜，龙蛇并世上中原”的句子。呵呵，离乱中的慨叹可以深味，但可爱的魅影，何惊惧之可言，即便投身乱世，以鬼魅为伴，也可慰人孤单。陈三立(1859-1937)《彊邨校词图为沤尹题》诗云：“坐满鬼神相视笑，莫教图我读离骚”，得其意矣。

    “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1925年6月17号，在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二十一号的老虎尾巴里，对着两棵枣树，鲁迅写下了这样的句子。那一年他44岁，如蕴含火焰的黑煤，在隐秘的恋爱中。但散文诗的标题却透着冰点的寒彻，是《墓碣文》。

    或许，那是“搅得周天寒彻”之“寒彻”，几与林奈未及颠倒的0°相当？！

    2012年5月29日于Uppsa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