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记错了，编者注乱了

    鲁迅先生的《忆韦素园君》（《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入选北京市高中课程改革试验版教材（选修三）。翻阅教材，感觉其第五页的注解①，于理不通，于事不符。经查阅，才发现教材的注释是从《鲁迅全集》中照搬过来的。

    《忆韦素园君》原文：

    我到广州，是第二年——一九二七年的秋初，〔８〕仍旧陆续的接到他几封信，是在西山病院里，伏在枕头上写就的，因为医生不允许他起坐。他措辞更明显，思想也更清楚，更广大了，但也更使我担心他的病。（《鲁迅全集》第六卷第68页）

    《鲁迅全集》第六卷第71页注：

    〔８〕按鲁迅到广州应是一九二七年初（一月十八日）。 

    我们认为这里有两重错误：一是鲁迅先生记错了，误将1928年秋初记成了1927年秋初；二是《鲁迅全集》的编注者标错了注释的位置，曲解了前后句的关系，致使注释位置不当，表意含糊不清。编注者的这个注释重在说明鲁迅到广州的时间，其实，这句话主要是说明鲁迅“陆续的接到”素园来信的时间。 

    “我到广州，是第二年——一九二七年的秋初”，“是第二年”中的“是”表强调，承接“我到广州”，“第二年”即“我到广州”的第二年。破折号作用表解释。鲁迅到广州是1927年1月18日，那么第二年就是1928年；而不应该是鲁迅先生所写的1927年。句中的“秋初”没有错，是印象或记忆中鲁迅“陆续的接到”素园几封信的时间。如果按《鲁迅全集》的这个注释的理解，“秋初”错了，那么注释标符也应放在“秋初”之后，逗号之前，属于一个不完全注释。如果按现在的注释内容，标注符应放在“我到广州”之后。再看标点符号的使用，通常在逗号之后，是不能加注释的；如果要注释全句，必须放在句末点号之后。也有人认为第二年是就农历而言的。鲁迅到广州，1927年1月18日，是农历1926年12月15日。这样说，第二年即1927年，在年份上没有错。可是，查阅《鲁迅日记》（2006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下同）和《鲁迅全集》的书信部分，1927年秋初，甚至整个秋天，都没有记载素园和鲁迅书信往来：原文和注释与历史事实不符。

    《鲁迅全集》（十二卷）收录鲁迅1927年给友人的书信，致素园的信有三封，分别写于1月8日、10日和26日。写前两封时，鲁迅先生还在厦门，后一封在广州。这三封信谈得多是《莽原》（半月刊）编务上的一些事情。《鲁迅日记》记载1927年有关素园的情况，见于1月4、8、9、11、27日，12月26和29日。从1927年1月底到12月26日这段时间，《鲁迅日记》未见其他有关素园的记载。也就是说，1927年秋初，鲁迅没有“陆续的接到他几封信”。再看1928年，《鲁迅日记》4月24日，5月15日，7月11、19和22日和8月19日有关于素园的记载，其余则无。《鲁迅全集》收录1928年鲁迅写给素园的信，只有7月22日一封，是鲁迅复素园19日的来信。在信中鲁迅与素园谈了自己学习历史唯物论的体会。《鲁迅日记》1928年8月19日“得素园信”，却未记有回复。据史料记载，韦素园于1927年初进住西山病院，病情一直都很严重，生活不能自理，连社内的编务都不能参加了。对于素园的病情，鲁迅虽十分挂念，为了不影响素园疗养，主要通过未名社的其他人来了解。1927年2月7日致李霁野信：“漱园病已愈否？”3月17日致李霁野：“漱园已渐愈，甚喜。”12月26日鲁迅得到素园信，29日即复，但《鲁迅全集》未收录回复素园的这封信。

    《忆韦素园君》这篇文章，基本上是按时间顺序来结构全文的。从记叙的主体段落来看，严格遵守了时间上的先后顺序，没有颠倒或交错。“我到广州”，承接上文“我已经逃到厦门”，开启下文“一九二九年五月末，我最以为侥幸的是自己到西山病院去，和素园谈了天”。这三个“到”字表明作者行踪——时间和地点的变换。上一节，作者写了“改名事件”、“压稿风波”和“未名社被查封”三件事，其中“未名社被查封”，《忆韦素园君》注释〔7〕已详细说明：“（北京警察厅）于三月二十六日查封未名社，捕去李霁野等三人。”这事发生在1928年。根据时间推算，鲁迅“陆续的接到”素园的来信应在“未名社被查封”之后，不应在1927年秋初。

    文中鲁迅先生这样评价素园：“他措辞更明显，思想也更清楚，更广大了。”这评价是确有所指的，即指1928年7月19日收到的那一封。《鲁迅日记》7月22日“复素园信”，说：“以史底唯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我也曾看了一点，以为那是极直捷爽快的，有许多昧暧难明的问题，都可说明。”据此“也”字，可推断素园来信曾提到这个问题。对素园的信，作者万分惋惜地说：“我所抱憾的是因为避祸，烧去了他的信札。”也就给我们留下了这个悬念。研究者认为，素园的思想在1928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未名》半月刊创刊号（1928年1月10日出版）上素园这样剖白自己：“怀疑是对旧时代的破毁，坚信却是对于新时代的创造。”这一年，他在病床上还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论文《托尔斯泰底死与少年欧罗巴》（刊《未名》半月刊二卷二期，日出版）。素园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以此来分析文艺问题，得到了鲁迅先生的认同，所以才有了“思想也更清楚，更广大了”的评价。

    所以，我们认为鲁迅先生所接到的素园的“几封信”，应为1928年7月19日和8月19日的信件；“秋初”即指1928年七八月这一时间段。这里如果单是为了注释鲁迅到广州的时间，那就要把注放在“我到广州”之后，逗号之前。或者干脆就取消此注，鲁迅到广州的时间，是个常识。在“一九二七年的秋初”之后、逗号之前加标注符，注释内容：“应为一九二八年的秋初，当属鲁迅先生记错了或笔误。”这样才能既与前文“我到广州，是第二年——”衔接，又与后面“陆续的接到”素园来信的时间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