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语文教科书里的传统节日

    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此则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具有出版资质的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单位坚守60多年之信念。 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终获批准（课题批准号：１０＆ＺＤ０９５），数百名编辑人员与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共预其事。廓清百年教科书发展之轨迹，探寻近代以来吾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演变之规律，功在当下，利泽久远。自2012年2月始， 本报将次第选录课题研究者之学术随笔，以飨读者。

    清末民国时期，语文教科书的编写有一个基本思潮，即结合日常时令和生活习惯，编入很多孩子们熟悉的内容。1904年，商务印书馆《初等高等小学堂国文教科书》“编辑缘起”就指出：“凡关于立身、居家、处世，以至事物浅近之理由与治生之所不可缺者，皆萃于此书。”这其中就包括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具有民族特性的节日文化。常见的包括元旦、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除夕等传统节日；也包括一些已经消亡或者发生变化的节日，如清代万寿节和民国的国庆节、植树节等。

    再翻看  仍相识

    清朝末年学部编译图书局所编《学部第一次编纂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三册第1课《万寿节》：“正月初十日，为皇太后万寿节，天下臣民，同祝万寿。十四日为皇上万寿节，臣民庆祝，与皇太后万寿节同。” 万寿节其实就是最高统治者的生日，这一天天下臣民都要为之祝寿祈福。新式教育、新式教科书兴起于帝国的晚期，就难以避免受到皇权意识的一些局限。但观察这篇课文特别的排版形式，可以发现它透露了历史的一些蛛丝马迹：“皇太后”三字破出正统的版框，高出2个字；而“皇上”也破出版框，却只高出1个字。课文结尾还有意味深长的一句“与皇太后万寿节同”，似有强调之意，却更像要表达“皇帝的待遇绝对不能凌驾于皇太后之上”。这也是教科书编写者既要维护皇权，更要兼顾“垂帘听政”政治现实的微妙心理。

    幸运的是，即使在清末的语文教科书中，像这样赤裸裸灌输忠君思想的内容也并不多。随着帝制的覆灭，这种强加于人的“节日”就在教科书的目录中永远消失了。

    同在清末学部编写的这部教科书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传统节日的身影，如在第二册的《清明》：清明届，桃花红，杨柳绿。有子孙，都扫墓，人种亡，能不哭？课文虽然简短，却远远超越了一般清明节的意义，透过字里行间的忧患沉痛，能体会到编写者在面对“列强环伺、国势糜烂”时的一腔悲愤。

    同样是讲述“清明节”，1904年商务印书馆的《最新国文教科书》和乐群图书编译局1906年初版的《国文新教科书》，却显得色彩绚烂、童趣天真。乐群图书编译局的课文：“清明节，风和日暖，桃花红，杨柳绿，草色青青，一望无际。郊外游人，往来不绝。二三童子，亦携手通行，为踏青之举。”旁边还附有漂亮的彩图，四个孩子携手而行，并作交流状，春意跃然。商务印书馆的课文大致类似，只是设计更为巧妙，后半部分是一封《与友人约踏青书》，将当时的尺牍（书信）教育包罗其中。

    清明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殊的一个节日，涵义丰富。它起初只是一个提醒农民春耕春种的节气，后来在唐宋时期才融合寒食节和上巳节的内容。经过数百年的继承和强化，逐渐成为以祭祖扫墓为中心，兼之踏青郊游的节日。中华书局1916年的《新式教科书》用18个字就概括了这个节日的全部活动过程：“清明之日，随父至山下，扫墓，看山景，向晚回家。”这篇课文大概到1919年前后再版时被删除，但在这套教材的第五册安排了《清明谒墓》一课，详尽描述了整个扫墓的过程。有意思的是，在配套的教授法（相当于现在的教参）“应用事项”中，有这样一句话值得深思学习：“先人之遗骸，葬在墓中，尚宜不忘；现在之父母，更宜孝敬。孝敬之道，宜处之周到，弗徒在形式而已。”利用清明这个节日，教诲人树立正确的孝敬观念，这又是一种传统道德的培养方式了。

    旧时节  新变化

    随着岁月流变，语文教科书里的节日，在永恒不变的大主题下，也在发生着微妙的情感变化。以清明节为例，因为民国初期根据孙中山的提议，将清明节定为植树节，所以一些有关清明节的课文还体现了“清明植树”的内容。1938年，民国政府教育总署编审会编著的《初小国语教科书》第四册第16课题目就是《清明种树》。如果说，这些变化只是根据政府法令而做出的相应调整，那么对于传统节日的全新解读、演绎，则是超脱于时代之上的新变化。

    1905年上海春风馆出版了一套10册的国文教科书，其中有这样一课：“牵牛织女星非人，七夕渡河说未真。拙哉牛女相会少，无数痴儿还乞巧。”课文用七言诗歌的形式委婉地指出牵牛星和织女星并不是人所化，“七夕”的故事也并非是真实的。而到1907年上海会文社所编的《最新女子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中，则说得更明确：“要知牛女为恒星，天河为星团，天河非河，牛女非人，对之乞巧，其愚孰甚！”今天，我们把“七夕”看作中国版的“情人节”，寄托一种浪漫的情感，谁也不会真的以为天上有“河”，有“鹊桥”，有“牛郎织女”了。但在清末的中国尤其是广大农村偏僻地区，执此迷信的人们当不在少数。所以，教材的编写者们借此机会引入西方天文学知识，破除迷信，普及自然科学常识，这在那个新旧交融的时代也是可以理解的。

    类似的还有对端午节的质疑。中国人在端午节吃粽子、划龙舟，我们一般都会给孩子说，这是为了纪念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而形成的一个节日。尽管史籍上并无确凿记载其起源，我们也宁愿相信和传播这个古老的传说。可是，在清末民国时期，端午节却被当作一个“恶日”。海会文社所编的课文一本正经地对传说加以驳斥，“此乃道家之附会，毫无道理者也”。同样也有教科书拿端午节打趣：“五月五，是端阳，屈原自投汨罗江，万楫争救徒彷徨，龙舟竞渡年年忙。”这篇课文用童谣的形式普及了传统节日的来龙去脉，课文旁还配有龙舟竞渡的图片，生动记录了清末民国时期端午节的基本情况，百年后看来倒是有文献价值的功效了。

    老节日  再解读

    千百年来，对传统节日的解读中，中秋节总是以“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样的情怀打动人。但是这一节日到清末民国也在悄悄改变。笔者梳理所藏的500多种清末民国语文教科书，仅民国时期就有50余篇以“中秋”为标题或以“中秋”为主题的课文，但是这些文章都没有表达思念之情，而是非常理智地用于宣传科普知识，或者将情感与时代、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

    虽然中秋节蕴涵着中国人对幸福、团圆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但到清末民国的教科书，先是充满了中秋命名的解密，“八月十五日，居秋季之中，故名中秋。（《最新国文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04年出版）”同时，随着民国时期语文学科的发展，小学国文进入国语时代，白话文课文更富有创意，北京平民书局出版的《实验国语教科书》中也有课文《中秋节》，假设了孙生和赵生中秋节晚上一起看月亮时的对话，两人闻到桂花香味，赵生说：“听说月里有桂，莫非是月里的桂花开了吗？”孙生说：“月里没有桂花，许是盆里的桂花开了。”通过这种孩子的对话来普及常识，似乎更加合乎儿童的需要。这种创造性的改变，在后来更是被发挥到极致。商务印书馆在1927年出版了胡贞惠主编的《新时代国语教科书》，其中有一篇《关于月饼的传说》；193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魏冰心、苏兆骧主编的《国语读本》，其中有一篇《月饼的由来》。这些教材编选者经过精心挑选，在诸多有关月饼来历的民间传说中，选择了以反抗残暴统治、外族压迫为主题的内容，将中秋节这一传统节日与国家灾难、民族自强联系起来，体现出了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爱国主义情怀。

    而在所有节日中，新年的内容最是复杂多变。首先是新年所涉及的节日跨度较大，从清末到民国共涉及了除夕、元旦（国庆日）、元宵；新年的定义也从原本的阴历正月初一变动到阳历一月一日。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新年”一贯的喜气洋洋并没有被丢弃掉，从文明书局《初等小学国文读本》“家家儿童着新衣，或吹喇叭，或打皮球，拍手跳舞，此新年之乐也”；到民国中华书局《新式国文教科书》“新年爆竹声闹，家家门外挂国旗，男儿女儿穿新衣，来去游戏”；再到吴研因主编的《国语新读本》中的童谣，“国旗飘，锣鼓敲，新年到，真热闹。吃年糕，放花炮，穿新衣，戴新帽，年糕花炮爸爸买，衣帽做成妈辛劳”。这一切都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小孩子眼中的欢欢喜喜庆新年的景象。

    由于民国时期政局多变，民众生活举步维艰，语文教科书中的新年并非都是上文所述般轻松，陈鹤琴主编的《分部互用儿童教科书儿童中部国语》第七册有一组课文为《除夕》，通过三篇不同的文章组成——《祖母讲故事》、《祖母的压岁钱》和《一鸣唱歌》，其中既有新年中四世同堂、除夕守岁的节日传统，也有祖母讲述的悲剧故事，有一定的生活教育意义。而在解放区的语文教科书中，既有“妈妈包饺子，爸爸到军属家里去慰劳”的互助场景描写，也有抗战胜利后《欢乐的新年》，更有翻身解放后《第一个快乐的新年》，描述了解放区不同以往的新年场景。   

    纵观清末民国50多年的语文教科书发展历史，这些教科书中基本上都多多少少有直接以节日命名的课文穿插其中，这些节日或被作为普及自然科学的契机，或被翻新加入新思想的引子，但不管如何，这些教科书中都充满了传统文化的气息。遗憾的是，查遍了现行几种主流版本的小学语文教科书，除古诗中有所涉及外，尚无课文直接以传统节日为题，这一现象当为我们深思。希望有朝一日，不要我们连早期语文教科书《蒙学读本全书》中《清明》一课的两个课后问题都解答不了：“问士女何以要踏青？问近者远者游于何处？” 

    （本文作者系江苏无锡滨湖区教育局、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课题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