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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逾古稀的台湾作家亮轩大半辈子都在写作和教书中度过，创作过多部散文随笔、评论和小说，亦受多个台湾文学奖项肯定，但在中国大陆出书还是头一回。前不久于大陆出版的《飘零一家》中，他从十几岁即离家出走赴日留学的父亲马廷英写起，进而描述了抗战烽火与国共分野背景下父母那辈人的颠沛离散。他在书中还回忆到生在重庆北碚的自己五岁（1947年）那年到了台湾，历经父母分裂、寄寓别家和做小和尚的童年之后，如何进入到对刻板的学校教育与压抑至家庭暴力频仍的残酷少年时代的逆反……
记者面前的亮轩操一口京味国语，白发衬着清矍的面孔更显书卷气。谈到《飘零一家》中那些用笔记录下的并不快乐的往事、那些大时代下个体命运的起伏流离，他异常云淡风轻。事实上这种姿态也蔓延到整本书里，不管如何激烈、疼痛的记忆，在他的笔下都尽量淡化感情色彩，白描似地陈述。就像依然偶尔闪现的无奈──着迷于上世纪70年代台湾民歌运动的乐迷眼中他是资深广播人兼民歌运动推手陶晓清的先生，而为着蓝调啊乡愁啊醉心的文艺青年们看来他是马世芳的父亲，对此亮轩苦笑说，他们一家人在家里没有谁比谁更有名的意识，聊聊家常，互问安好才是主旋律。
如今从大学退休、卸去教职的亮轩有更多时间去做想做的事情，无论是在家中客厅面向公众讲美学，还是来北京看望百岁老母重续分隔多年的亲情。当然，专心写文章，做个更加纯粹的作家也是他的愿望之一。健康状况还不错的他其实有危机感，他说自己不年轻了，到这个岁数不能说大话，完成力所能及的计划才是根本。这不，此番来大陆之前刚刚写完了一本关于父亲、地质学家马廷英故居台北青田街七巷六号的书，写写这座建筑里住过的人，围绕它发生的事情，也包含风花雪月虫鱼鸟兽。
读书报：为什么到这个年纪才想起写这本回忆父辈和您的童年、成长的书？
亮轩：我是三年前退休的，离开教职以后总想要做点事情。当然也可以去别的大学教书，但我做了一辈子老师，再也不想教课了，就想还是回复到我的作家身份。既然写，就要写个和以往写作不一样的，就想写写父亲的专辑。可是父亲一辈子就是个纯粹的学者，他的工作和生活都非常单纯，反而不好下笔。那我就写父亲留给我的记忆，以及我的成长过程，还有我对父亲的看法。那些年我和父亲的关系很紧张，和解是在我婚后，我们开始有比较和善、亲切的父子关系。我想，也许可以用这本书的写作来跟父亲说一声对不起。这就是我写《飘零一家》的动机，它只关乎我父亲的经历和我童年、少年、青年时代的内容，我的后半生没太提。写起来还是很快的，四个月就完成了。
读书报：写作过程全凭您的回忆吗？还是走访了其他长辈亲友？
亮轩：没有访问任何人，我写的都是自己的记忆或者能够肯定的事，都是身边的事，这个对我来说比较驾轻就熟。关于中国这大半个世纪的历史，关于个人命运在其中的起伏，我的写作没有齐邦媛和龙应台那么大的时空范围，也不必做若干查证。像齐邦媛写《巨流河》写到我父亲时就打电话给我借我父亲的书，我写《飘零一家》就没跟她借齐世英（齐邦媛之父）大爷的书，我读过齐世英的口述历史啊。我的写作是文学创作，我不是史学家。
读书报：跟《巨流河》比起来，《飘零一家》的人物不算多，也没那么多线索，感觉上更个人化。
亮轩：对。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也没有那样的写作能力和经验。齐邦媛姐姐和我很熟，她比我大二十岁，最初到台湾来就住我们家。差二十岁，我和她的很多经验就完全不一样。虽然我也经历过抗战，但那时太小，感觉不到抗战之惨烈日本人之可恶。后来上小学，课堂上一讲到这些内容，我听着眼泪都要掉下来。我蛮幸运的，那些风雨都由长辈去遮挡，我们就在长辈遮挡下悄悄成长。
读书报：所以这本书里哪怕写到一家人分散、颠沛的经历，写到您成长阶段遭遇的种种不快乐，也没有太强烈的感情色彩，或者说在写作时对感情的流露是克制的？
亮轩：其实，我们可以用更平淡的方式来回忆、记录那些痛苦和灾难，可以有更高的高度。成熟的作家在写作时应该要内敛一些，这也是我追求的写作方式。作品可以给读者带来激动，作者干嘛要那么激动呢？我的写作一向这样，我的性格也是这样。简单地讲，我是勇于公愤而怯于私斗。我在写专栏的时候哪怕冒着触犯当局的一点风险，还是要把我的话说出来。至于写我个人的回忆，好像没有什么怨恨是过不去的。
我对大陆的当代文学很有兴趣，在台湾我算是读大陆当代小说读得不少的，贾平凹、苏童、阎连科、莫言，他们的作品我都挺喜欢。可是你要是问我优先买谁的书，我会选择苏童，因为他的作品中没有那么多的怨恨，大陆很多写得很好的作家，作品中的怨恨很强烈，这当然容易有市场。
读书报：从小经历了父母分离甚至家庭暴力，这对您后来为人父与孩子相处有什么影响？
亮轩：一般来说，家庭暴力的遭遇会往下延续，太多这种例子了。甚至心理学家都说，对子女家暴的人往往自己小时候也遭遇过家暴。我相信这也是有根据的，但我不是，我当年对待家暴就是逃避，我有一种温和的坚定。我不顶撞父亲，但我很小的时候就要讲道理，甚至想去法院控告父亲。
我相信对子女的教育身教重于言教，我没有动过我的孩子一巴掌，所以马世芳他们的成长空间比其他孩子宽松得多，他的同学羡慕得不得了。我的两个孩子小的时候，他们睡觉的房间斜对着我的书桌，他们上床睡觉时我在写东西，等到他们起床要上学，会看到我已经在书桌上用功了。他们觉得奇怪，好像爸爸没睡一样。我从未说教要他们用功，但他们看到我所做的就会明白。
读书报：这本书在台湾叫《坏孩子》，大陆版《飘零一家》这个名字是您自己取的还是出版社的意思？
亮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曾经列出若干个书名，我们双方都同意其中《飘零一家》这个名字。作为作者，面对一本书的出版，意见不要太多，出版社自有他们的判断，我对此表示尊重。文本上，大陆版出版之前刚好台湾第二版我又做了若干修正和补充，所以大陆版反而更完整和丰富。
读书报：您在书中说自己“一生当中无一日不读书”，但不爱读学校的书，可是后来成为名作家，您觉得自己的成长轨迹有普遍意义吗？
亮轩：这需要在人格特质上有非常坚定的意志和毅力，不能说我天生如此，但事实证明我没办法接受我不认同的东西。我不是不认同教科书，而是不认同那样的教育制度。我不认同教科书要那么读，我不觉得一篇课文要折腾出那么多东西。因为制度不合理，把大家搞到读书倒胃口了，那不叫读书，那叫K书。这个状况很难改变，毕竟愚昧是人类最强悍的敌人，制度就是庸俗的人为了保护庸俗的人而设计出来的。
读书报：做了那么多年老师，会容忍像你小时候那样叛逆的学生吗？
亮轩：我可以让同学们叛逆。学校新生训练时总是让我去给他们说一说，我告诉新生不要完全相信老师说的，不用把教科书里的陈述当圣旨。大概别的老师不这样讲。学问不是要靠死记硬背的，这在教育上，手段弄拧了。教书要让学生对教的东西感兴趣，他自己就会拼命学。
读书报：现在您的生活里完全与课堂无关了吧？
亮轩：我在大学当教授的时候老是感觉课时安排得特别多，应该教的课之外总是要兼这个兼那个，累得要命。我就想如果哪天让我只教一门课，一定把它教得倍儿棒，从贩夫走卒到大学教授都可以为我的课倾倒，那才表示我真地懂我教的东西。
这个愿望最近这大半年才实现──我在台北家里有个向社会开放的美学“教室”，客厅稍微宽敞一点可以坐三四十个人。我没有特别去宣传，一开始就是邀请朋友来听。这还要从之前在青田街七巷六号，也就是我的父亲马廷英教授的故居上课说起。那座建筑如今是台北的古迹，有专人管理。我受他们的邀请去讲了两个月美学，一周一次，每节课都坐满。到今年元月份，他们说要过年休息一下，后来有些听众就说不要休息。我一想大家如此盛情，就到我家里去讲吧，传出去也是客满。也收费，没几个钱，我还要请他们喝咖啡甚至喝酒。学习可以是件令人狂喜的事情，我要恢复学习的本来面貌。
我的听众有小学生大学生，有退休的教授也有从国外回到台湾短期停留的，大部分是陌生人。有的来听一两次，长期听的也很多。我每次讲之前至少要备课两三天，内容都是独立的，等于一场演讲。（本报记者 丁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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