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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挪威作家卡尔·奥韦·克瑙斯加德（Karl Ove Knausgaard）以令人瞠目的坦率和令人屏息的长度，写作自传体小说《我的奋斗》（Min kamp），自2009年至2011年底，三年出版六大卷，总厚度逾3500页，事无巨细地深挖与暴露个人、家庭和亲友的生活隐私，在奉行沉默是金的北欧社会引发极大争议，却也因此成为超级畅销书，仅在挪威一国，便销出50万册，相当于每10人便拥有一册。
首卷《我的奋斗》英译本刚刚在美国上市，43岁的克瑙斯加德亦在近日飞赴纽约，出席美国笔会的世界之声文学节。《纽约时报》6月19日刊出特写，以好奇之心，求问究竟。
一种近乎疯魔的能量
《我的奋斗》与希特勒罪恶的自传（Mein Kampf）同名，所述却非邪恶的民族大义和个人野心，而是不断挣扎、少有自我肯定的人生历程。首卷写酒鬼父亲自毁式的死亡和祖母的纵欲无度，后五卷则自曝两次婚姻，兼及现任太太的时躁时郁，以至他本人面对父亲角色时的亦喜亦惧，更有少年彷徨，青年壮志与中年自疑。
“刚写此书时，我有血脉贲张之感，一种近乎疯魔的能量。”克先生告诉《纽约时报》，“可我真没想过人家会作何反应，头两本书出来时，我还在续写其余，然后整个就是天翻地覆。”
书中写道：“今天是2008年2月27日。时间是23时43分。我，亦即本书作者，卡尔·奥韦·克瑙斯加德，生于1968年12月，写字之时，已三十有九。我有三个孩子：万尼亚、海蒂和约翰。我二婚娶琳达·博斯特伦·克瑙斯加德。他们四个已在我周围各屋睡去。我家在瑞典马尔默，我们在此居住已有18个月。除了万尼亚和海蒂所在托儿所的孩子家长，我们在此地不认得任何人。无所谓损失，至少对我而言无所谓；社交于我毫无助益。”
全是真名实姓，孩子们，孩子他妈，孩子他爷爷……但也有例外。付印前，他将手稿寄送部分亲属，某位亲大爷怒不可遏，克先生只好改换其名。及至第二卷出版，克瑙斯加德回忆：“我妈打来电话说：‘你能不能别写了？现在就停吧。这太过分了。考虑一下你的孩子们。’对她而言，创痛尤甚，当然了，也因为别人能对她这辈子指指戳戳，说三道四。所以我一直不许她看第三卷，她还真没看。”
我要擦去镜子上的泥
曾在挪威读过高中的美国女作家西芮·哈斯特维特告诫美国读者，克瑙斯加德的自述与美国电视脱口秀里的真情告白大不一样，后者通常是：瞧啊，我受了好多好多苦，可我还是乐呵呵地耶，因为我发现了人生的真谛。克先生的爸爸婚姻失败，便终日酗酒，把自己喝废了，喝死了。“他对他父亲的经历没怎么思索。”哈女士说，“他不是心理学家。他是观看但不做分析的报道者。他只是交给你一份点滴皆在的记录：‘我要擦去镜子上的泥。’”
争议是巨大的，成功也是巨大的。《我的奋斗》成为了北欧超级畅销书，更被视为挪威有史以来最大的出版现象之一。
两年前，在一次广播采访时，克先生说，他自感做了一笔浮士德式的交易，牺牲与亲友的关系，换来如今的盛名。
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的斗争
1998年，克瑙斯加德以小说《绝世》（Ute av verden）出道，立获挪威评论家文学奖，成为该奖史上首位新秀得主。2004年，他又出小说《万物之时》（En tid for alt），开篇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天使研究，后将该隐、亚伯和诺亚的圣经故事搬进挪威森林，收官于现代的挪威小岛，其博尔赫斯式的精巧和引人入胜的景物描写颇获好评。
《我的奋斗》却大相径庭。甚至于它到底该归属小说还是自传，亦在文学界争执不息。挪威版封面尚有“小说”字样，美国版却将这两个字拿掉了。
书名也是个问题。由于同希魔的可能联想，西方国家的主流出版商很难有足够的胆量，出版一本名叫《我的奋斗》、却又不是那一本《我的奋斗》的书。这样做不仅是耻，更可能是罪，只有最张狂之徒敢于冒大不韪。在德国，克先生自传体小说的前两卷分别更名为《去死》和《去爱》，英国版亦别作《家庭死亡》。
克先生说，他起初想为此书取名《阿根廷》或《鹦鹉公园》，后来想到《我的奋斗》，便立刻将主意拿定。
“我书中的斗争（奋斗）之一，发生于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之间，”他说，“我认为这一书名便是对此做出注解。此外，一开始写作此书时，我非常愤怒，并深感挫败，当然这也是自嘲，因为此书写成，实在不易，也与希特勒那本完全不同，尽管它们都是关于‘自我建构’的。”
这就像地狱，活地狱
任教于杜克大学的挪威文学评论家托里尔·莫伊认为，克瑙斯加德尤其擅长“以一种男性的方式表达困窘与羞耻”，北欧读者对此颇有共鸣。就此而言，书名应属贴切。
克先生尝言，《我的奋斗》是一种“文学自杀的举动”，在最后一卷内，他“欣慰地宣布，我已不再是作家了”，因为自残灵肉，掏心挖腹，写完此书，人已精疲力竭，空余皮囊。他声称不知何去何从，更不知是否以及何时还会再度提笔，反正现在他是啥也写不出来了。他已将版税用于迁居瑞典乡村，并创办了一家小出版社，在另一条战线上继续奋斗。
“如果我知道后事，便绝无可能做我已做之事，因为这就像地狱，活地狱。”克先生对《纽约时报》说，“可我还是很高兴我干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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