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如何“修身”？

    在重印民国老课本的过程中，出版社常常望文生义，影印当年的公民课本或者常识课本。但是，标题中有“公民”和“常识”，未必就和公民常识有关，有时恰恰相反。1922年，修身科被公民科替代。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将本来推行于广东的党化教育推向全国。随后，中小学教育的“公民科”逐渐被“党义科”代替。……1932年，公民课程恢复，内容暗度陈仓，党义成为重要组成部分。再随后，“公民”又被“社会”取代。这种语言的政治学，后来奥威尔在《1984》里有过论述，即“新话”。

    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的《共和国教科书》，历久弥新。一百年后重新温习，非但没有过时之感，反而随处可见观念超前之处。这套教科书不太容易找到，值得庆幸的是，《读库》主持影印了其中两种，一为“新国文”课本及教授法（即教师参考用书），一为“新修身”课本及教授法。

    对于民国老课本，今天的读者似乎更为偏重国文，习惯略过修身。这种“偏科”现象可以理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耳熟能详。但“天下”常常沦落（或上升？）为“天朝”，“国”常被“朝廷”代表，“家”为“王室”垄断。在“家天下”的格局里，皎皎者易污，以至“修身”成为“养生”。《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试图改变这一格局，将“修齐治平”更新为公民教育。在共和国时代，“修身”不仅与个人德性有关，更是关乎公民素质的养成。但参与公共生活没有成为国民与生俱来的“心灵的习性”，只有在后天的教育中才能习得公民素质，于是《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承担了这一重任。

    “素质”常有被无限扩大化的趋势，一个人的所有言行都被归入到素质的范畴。如今中学的素质教育，被等同为琴棋书画的才艺教育。这种素质教育的结果，是培养大量文艺青年，与公民素质的习得毫无关系。否则，中国的王朝制度就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制度。因为回顾中国历史，无论明君还是昏君，清官还是贪官，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长，即擅长琴棋书画。在应试教育的围追堵截之下，素质教育也已经被应试化，琴棋书画都与考级有关。

    在应试教育下，学生只有两条出路，绝大多数服从，极少数叛逆，都与“独立”无关。服从者常常循规蹈矩，不必多说。极少数叛逆者中的大多数，仅到叛逆为止，或者经过青春期回归为循规蹈矩者，或者把不讲规则当做特立独行。只有一些“漏网之鱼”，在独立思考的同时又尊重程序和规则，兼有自由和法治的理念。

    《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力图避免刚性的规训，同时注重规则意识的培养。初小部分在编辑大意中声明“故事多于训词，期合儿童心理”。

    第一课《入学》的教授法，一方面强调学童要听从父母和先生之言，一方面又反复强调教员“不可过于严厉”，以至于让学童心生恐惧，失去活泼气象。在教材编写者的理念里，学童遵守规则，是以先生尊重学童为前提，师生在尊重规则的前提下互相尊重。学堂里的先生和学童是平等的，这种平等表现为先生躬身和学童交流，不是老师站在那里居高临下，让学童仰视才见。修身本来就不应是单向度的，在学童修身之前，先生需要身正为范。

    公民素质的养成，不能通过强制方式，否则适得其反。绝对服从的教育，只能培养出顺民和暴民，两者往往合二为一。学校和学生的关系，复制了君主和臣民的结构。老师越为严格甚至越是苛刻，学生越是服从，如果老师尊重学生，学生反而认为老师可以“欺之以方”，形成恶性循环。

    《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试图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同时呈现人性之美和制度之美。人性之美，首先表现为尊重人性之差异。编写者强调儿童“人人有个性，绝不能众皆一律”，宜鼓励个性，以免儿童“失其天性之美”。即使学生违反规定，教员“颜色宜温和，语言宜诚恳”，同时要“以身作则”。甚至对于课上讲解时间，教授法也不做统一规定，“以学生不生厌倦之色为度”。

    尊重人性之差异，不等于接受相对主义，将善与恶等量观之。教科书尤为鼓励人性之善，“友爱”而非“仇恨”贯穿始终。在书里，看不到无处不在的“假想敌”，看不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看不到“亡我之心不死的敌对势力”。同学之间友爱，家人之间友爱，国人与国人友爱，甚至不同国家的人、人与动物之间也是友爱。这种友爱出于人性之本能，又得到教育之鼓励，并非计算的产物，也不是以“仇恨”为前提，与“敢恨才敢爱”的观念截然不同。

    人性之美，有赖于制度之美为保障。否则，所谓人性之美，只是一个虚构的理想国，只能远观，不能近身。制度之美，重在公民常识的习得。

    在重印民国老课本的过程中，出版社常常望文生义，影印当年的公民课本或者常识课本。但是，标题中有“公民”和“常识”，未必就和公民常识有关，有时恰恰相反。1922年，修身科被公民科替代。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将本来推行于广东的党化教育推向全国。随后，中小学教育的“公民科”逐渐被“党义科”代替。但是，直接冠名为党义教育毕竟名不正、言不顺。1932年，公民课程恢复，内容暗度陈仓，党义成为重要组成部分。再随后，“公民”又被“社会”取代。

    这种语言的政治学，后来奥威尔在《1984》里有过论述，即“新话”。恢复“公民”，比用“党义”取代“公民”更加高明。因为从名称上看，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内容已经从公民教育变成了党化教育。随后用“社会”取代“公民”，则是更进一步，加速对“公民”的遗忘。这种不动声色的“新话”，遮蔽了教育理念的根本性变化。

    毕苑在《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里指出，“公民教育往往成为灌输党义知识、培养效忠政府观念的工具”。作者举例说明，有一种公民课本的课文是《信任政府》，文章结尾学生齐呼口号：“拥护我们的政府！信任我们的政府！政府努力替我们做事！政府努力实行三民主义！我们的政府万岁！”

    即使不是直接的党义教育，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公民或者常识读本也与公民常识貌合神离。《世界书局模范公民训练册》在网上颇受好评，《读库》曾刊发文章盛赞此书。但是，世界书局早在20年代后期，就由广州分局出版政治宣传书籍，30年代世界书局的教科书更是以具有党化气息为特色。在这本1933年出版的模范公民训练册里，每篇课文的标题都是第一人称“我”，但以祈使语气为主，随处可见“要”和“不”，比如“我做事要很高兴很有乐趣”、“我吃了小亏不哭也不告诉先生”，“我”虽是主语，却只是一个被动的角色。这与后来的“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相似，更多的是一种道德训谕，与公民教育无关。即使有些篇章似乎和公民教育有关，也是南辕北辙，比如一篇课文的标题是“我不放弃选举权并且自由选举我所佩服的人”，这恰恰违反了公民常识，因为“放弃选举权”本身也属于公民权利。课文内容“我要选举体格强健的人”、“我要选举身体整洁的人”，这种选举与民主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更像今天电视节目里的“选秀”。

    《开明常识课本》的“常识”，更接近于后来常见的自然常识，以介绍百科知识为主，只是在第五册，讲到“学生自治会”和“会议规则”，所占比例极为有限。简而言之，对于1927年之后的公民或常识读本（以及其他科目的教科书），需要仔细甄别，不宜过度想象。比如1933年的《复兴公民教科书》，从编著者赵景深、校订者王云五、出版社商务印书馆来看，均是一时之选，但是在党化教育之下难以独善其身，第一册第一课就是《总理遗嘱的意义》。目前，只有南方周末和读库合作出版的《修身老课本》，将《共和国教科书》的制度部分选摘出来，堪称理想的公民读本。

    《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注重制度之美，这不意味着许诺一个完美而遥远的乌托邦，而是重在阐述法治和民主之精义。讲到选举：“立宪政体，必有国会。由全体国民选举议员，以议国政。凡定法律，收赋税，必经国会议决，然后施行。”教授法指出，虽然学童尚不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未来将会行使这些权利，“安可不知之？”讲到自由，教授法澄清了两种自由之分，无法律之自由是野蛮自由，有法律之自由才是文明自由。法律需要经国会议决，否则为非法之法。国会议员需由全体国民选举，否则为非法之国会。

    除了宏大的制度层面，《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在很多细节处也有精微的观察。讲到自助，提醒人民在专制之下会失去自助精神，养成依赖思维，主张人民自治自立，这种自助不同于以自力更生为名义的闭关锁国。讲到慈善，对“出钱是功德”的说法有所检讨，反对把捐钱等同于慈善。讲到公益，强调“两益”，不鼓励舍己为人：“损人利己，非也；损己利人，亦非也。”如是等等，不胜枚举。这套教科书并非无可挑剔，其中特别注重“尚武”和“国家主义”，有引向“军国教育”的危险。不过，与1927年之后的所谓公民读本相比，相当节制。

    《共和国教科书》本是小学生课本，可惜此次影印版主要在知识阶层流传，几乎没有抵达最初的目标读者小学生。但这已经不是这套教科书能够承担的重任，不必苛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