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劳瑞舍的雪山下

    我想，这就是我要对听众讲的话：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虽然有着语言、文化、表达方式上的差异，但说到底，天下的诗人都出自“同一个灵魂”。

    一

    在忍受了一个干燥、多风沙的冬天后，我又呼吸到雪的冷冽而清新的气息了。当然，这不是在我所生活的那个城市，而是在阿尔卑斯的雪山下。

    我是应邀来参加奥地利第42届劳瑞舍文学节（Rauriser Literaturtage）的。该文学节每年3月下旬在位于萨尔茨堡几十公里外的滑雪和旅游胜地劳瑞舍举办，为奥地利最重要的文学盛会。它每届邀请20位来自德语国家和作品被译成德文的其他语种的作家、诗人参加。我有幸成为第一位受到邀请的中国作家。

    “劳瑞舍”，这是我根据“Rauris”的发音，也根据荷尔德林“人充满劳绩，但仍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诗句给它起的名字。我真喜欢这个名字。无论别人怎样叫它，也无论它的原意是什么（我问了问顾彬，他也不知道），我就这样称呼它了！

    这是一个海拔八九百米高的山间小村镇，围绕着它的带尖顶的洁白教堂和小广场，四周散落着古老纯朴的石头屋、木头屋、商铺、旅馆、书店和咖啡店。现在，它近处的山上积雪已融化许多，露出墨绿的森林和青灰色的嶙峋岩石，而山谷远处的雪峰——据说有两千多米高——仍披着眩目的皑皑白雪。不用问，这一带属于阿尔卑斯山脉，它的山峰角峰锐利，峻峭挺拔，披上雪后更显得寒气逼人。

    但现在，我是在伴着淙淙的雪溪声散步。远处那带着深蓝大气和积雪的雪山在阳光中闪耀，犹如“灵魂中的风景”为我呈现，我不禁深感喜悦，同时，我也佩服文学节的创办者们发现和选择了这样一个地方。人们告诉我，如果在维也纳举办一场朗诵，可能只有20个人去听（这是大实话，去年我在柏林著名的“文学车间”朗诵时，还不到20人呢，主持人笑着告诉我，赫塔·米勒获诺奖前在那里朗诵时，“也是这么多人！”），而在这里，可能有上千人！人们从瑞士、奥地利、德国远远而来，是啊，如此美好、引人入胜的“文学旅游”，为什么不呢？！

    而对我来说，这则是一次如策兰所说的“换气”。我也需要这种呼吸的转换。因此，当两位大学生在小广场请我签名，并要我写一句话时，我写下了策兰的这样一句诗：“你可以满怀信心地/以雪来款待我”。

    二

    这次我之所以受到邀请，主要是因为我的德文诗集《哥特兰的黄昏》。它在去年3月由奥地利林茨的Thanhäuser出版社出版并在莱比锡书展上展出后，受到关注和好评。瑞士《新苏黎世日报》今年2月21日曾刊出书评《在站台之间：王家新》，说我的这些诗充满“冬日的精神”，与世界文学对话而又有着一种“独特的力量”，其思想“在词语与意象之间显现，充满张力”，并带有一种微妙的“过渡音调艺术”。我知道《新苏黎世日报》很有名，为德语世界最有影响的大报之一。该书评还评论了顾彬的翻译，称赞他把一位中国诗人的诗翻译成了“美妙耐读的德文”。说实话，这篇书评中让我最看重的，就是这句话了！作品被翻译，但这并不是一切。重要的是还要看翻译本身。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诗歌现在已很不错了，但我想只有优秀、可靠的翻译才能使它真正“走向世界”。

    使我高兴的是，就在这次去奥地利前，萨尔茨堡主要的文学杂志Salz还以显著篇幅发表了顾彬新翻译的我的长诗《少年》（它未收入《哥特兰的黄昏》，在德语国家版权很严格，在版权范围内，出版社出版了，杂志就不发表，反之亦然）。这首长诗以“文革”的经历为主要背景，它写下了那个年代在一个少年的心中留下的深重创伤和刻痕。文学节期间，当我看到许多听众都买了该期杂志，我不禁在想这些德语读者是怎样来看这个作品，这样的诗是否也唤起了他们自己的历史记忆？我知道奥地利著名女诗人巴赫曼（1926—1973），她说她从小就对纳粹历史怀着一种本能的厌恶和恐惧：“就是那样一个确定的时刻，它毁灭了我的童年。希特勒的军队挺进克拉根福特，一切是那样的恐怖。从这一天起，我的记忆就开始了……那无与伦比的残忍……那疯狂的嚎叫、颂扬的歌声和行进的步伐——我第一次感到了死亡的恐惧。”

    当然，在“文革”一开始之时，我并没有这样的厌恶和恐惧。在那个年代，谁不向往革命或“要求进步”呢。我所有的，是因为父母出身问题而未能入上“红小兵”的痛苦。现在看来，我真得感谢少年时代的痛苦、压抑和屈辱了，因为正是它造就了我，也赋予了我作为一个作家的责任和看历史的眼光。 

    三

    朗诵和访谈将在24日晚进行。下午，萨尔茨堡大学文学教授莎拜因（Sabine Coelsch-Foisner）找到我和顾彬，她将是我们的主持人。莎拜因女士很认真，除了德文资料，她还从网上找到一些关于我的英文资料及作品英译。在会谈中，她说她很喜欢我的一些诗片断，如《反向》、《变暗的镜子》等，说在她的印象中还没有读过这样的诗，但《变暗的镜子》尚未译成德文，顾彬就建议我朗诵长诗《少年》。莎拜因女士还喜欢《瓦雷金诺叙事曲》一诗，但顾彬说这首诗我已在德国朗诵过。最后，确定下朗诵《蝎子》、《和儿子一起喝酒》、《桔子》、《田园诗》和长诗《少年》的片断。

    晚上6点开始的闭幕式及朗诵会将是文学节的“高潮”，奥地利国家电视台将转播全过程。待我们进入人声鼎沸的主会场时（文学节还设有分场，通过电视观看），发现奥地利文化部长Claudia女士已坐在那里，并对我们微笑。她看上去就像任何一个这里的普通妇女一样，虽然在白天她也代表奥地利文化部宴请过我们。和她一起的，还有奥地利前科技部部长、奥地利驻香港前总领事，都是女性，她们坐在一起笑眯眯的，好像一拨“闺蜜”在那里拉家常呢。

    在闭幕式致辞的，是萨尔茨堡大学校长、奥地利大学校长联谊会主席Heinrich Schmidinger先生。接着的朗诵会分为三部分：我和顾彬的朗诵和访谈，奥地利作家Christoph Ransmayr的朗诵，乌克兰诗人Juri Andruchowytsch和斯洛文尼亚诗人Ales Steger的朗诵和表演。我的朗诵和访谈由莎拜因女士主持，顾彬翻译。在朗诵的间隙，我回答了莎拜因女士关于“诗歌与历史”、“诗歌与真实”、“中国当代诗歌与西方诗歌”等方面的提问。对前两个问题，结合到我读的诗，我是这样回答的：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历史都可能是一个巨大的谜团。我所能做的，是将历史“个人化”，是找到个人最独特的视角，是通过诗的方式写出历史对于我们个人影响最深的那些东西。比如《少年》中写到的“红卫兵”抬尸游行，我着重描述的是那堆放在尸体四周的膨胀的、眩目的方冰，是它对一个少年的持久刺激。而全诗到最后，当我遥望“一个人的少年”，它居然再次出现了：“就这样，一九六六/一九六七相继回到我这里/像巨大的冰山/从深海中突然涌现/使临海的居民嘴巴张开/双腿麻木/一个神话般的谜啊。”

    实话说，“冰山”到最后的出现，是我写这首诗之初没想到的。但它就这样出现了。诗中的种种元素最后合成的这个意象，揭示了一直隐现在这首诗中、也隐现在那个时代中的某种巨大的、谜一样的东西。也只有这样写，才能表达我们对那个时代的惊异之感，才能写出一种永恒的宿命。这首长诗的最后两句是：“一切都消失了/只有那冰山，仍在为一个孩子升起”。

    这就是“诗之真实”，它不同于对历史的记录。当我这样回答，莎拜因女士频频点头表示赞同。但怎样来写历史，我想我做的，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说实话，比起一些德语作家、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反思，我们中国作家是欠了巨大的债的。当我这样说时，我发现顾彬也在点头。是啊，他很了解这一点。

    因为是在萨尔茨堡附近，我在访谈中还回顾了数年前在萨尔茨堡访问特拉克尔故居的经历。诗人故居距莫扎特故居仅几百米，但却鲜有人至。当莎拜因女士问我为什么要来访问特拉克尔故居时，我回答：“因为他在等着我。”我这样一回答，台下的听众都笑了，还有一些人鼓起掌来。是啊，我还能怎样回答？如果我没有感到他在那里“等着我”，我是不会去的，更不会与墙上那一双深邃、神秘、充满了某种悲剧性力量的眼睛久久地对视。我想，这就是我要对听众讲的话：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虽然有着语言、文化、表达方式上的差异，但说到底，天下的诗人都出自“同一个灵魂”。莎拜因女士通过顾彬还知道我为翻译策兰做了大量工作，她问我为什么对这位德语犹太诗人如此感兴趣时，我这样回答：“比起特拉克尔和里尔克，我感到策兰更是一个‘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人’；或者说，我要通过翻译把他变为一个‘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人’。” 

    听众对这样的访谈报以热烈的掌声。看来这种朗诵与访谈交叉进行的方式，也的确有助于交流和互动。我的“节目”的最后，是朗诵《田园诗》，它描述的是我在京郊的乡村路上目睹一辆运羊车在风雪中远去的情景，莎拜因女士说她读了很感动，“这里的雪山下也有很多羊，你最后就读这首吧。”我照例是用中文朗诵，顾彬读德文译文。当他朗诵时，我也被他那深沉而又充满劲道的声音吸引住了，尤其是当他手推落在鼻梁上的眼镜、抬头凝望远方之时，我不禁又回到了这首诗里的情景，是啊，那在风雪中消失的运羊车！有人说这首诗是写对动物的同情，仅仅如此吗？不，它所写的，也是我们自己的生活！

    四

    现在想想，除了在路上和在维也纳逗留外，在劳瑞舍，我其实只待了两天（文学节21日开幕，因家中有事，我是23日才到的）。但是这两天，就足以让我好好“消化”了。在那里，我不仅受到了“雪的款待”，和与会的一些作家也有了难忘的交流。

    Ludwig Hartinger，萨尔茨堡的作家和批评家，一见面就抓住我的手说“我们终于见面了”，原来他是出版社聘请的我的德文诗集的审稿人！然后他就对我谈起了他对“中国”的迷恋，并结结巴巴地说出了类似于“顺乎自然”、“逍遥游”这样的话，当我终于弄明白他说的“中文”后，我笑了“对，对，我就是‘逍遥游’游到这里来的！”当我谈到我对这里的风景的喜爱后，他则谈起他游中国黄山的经历，说那天他准备爬黄山，一早起来，糟了，碰上了大雾天！他想他什么也不会看到了，但没想到路上遇到的中国人个个却是那样兴奋，待他上山后他才明白了这一切：一阵风来，云消雾散，黄山神奇的美尽在眼前！这就是“中国美学”？他问，他说。他领悟得够深啊。

    奥地利著名作家Christoph，也是让我深感亲切的一位。在我朗诵完后的休息间隙，他过来和我紧紧握手，说了许多让我不好意思的赞扬话。攀谈中，他说他去过中国四次，还写过关于西藏的小说，不过都没有译成中文。第二场即是他的朗诵，他也很“特别”，上去后什么也不说，坐下后就读他的作品，一口气读了一个小时！待他一读完，我身边的顾彬一下子站了起来：“太好了！不是一般的伟大，是特别伟大！真的，莫言、余华没法和他比！”我知道顾彬对中国的这些大作家“有所保留”，我也很难说服他，便问维也纳大学东亚系教授李夏德（Richard Trappl）怎么看，他也连连说“非常棒”，“他写得特别细，听了就难忘”。李教授还告诉我，奥地利目前没有特别好的诗人，但这么好的作家“你们真应该把他的作品译成中文！”

    那么，中国的出版人，赶快联系吧，说不准哪一天他会得诺奖呢。想到这里，我问起了李教授前几年获诺奖的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他说她很“那个”，她只领了奖金，但拒绝到斯德哥尔摩出席授奖仪式。她几乎拒绝任何社交活动，但对社会很关心，经常写文章“从左的角度来批判奥地利社会的右，很厉害啊”。

    让我感动的，还有李教授本人，多年前他曾请我去维也纳大学朗诵，这次听顾彬讲我要到劳瑞舍，他专门坐四个多小时的火车来。朗诵会次日上午，顾彬因事先走，他和我一起在村子里散步。望着四周美丽、安谧的一处处乡舍，听着小木桥下淙淙的雪溪声，我仿佛仍在梦中，感叹地说“十个中国人来到这里，有九个会流泪啊”。他听后连连点头，“我知道。”是啊，同顾彬一样，他也非常了解中国。因为是汉学家，他经常来中国，并曾陪奥地利总统、总理来访问过，过几天他还将陪司法部长访问北京。

    最后，我要讲讲文学节主任布里塔（Brita Steinwendtner），在收到她的邀请及随后的通信中，我还以为是位先生，没想到见面后是位精干、热情的女士！我忽然意识到她在通信中嘱我多带些衣服、因为劳瑞舍是在雪山下这样的细节，女性的细致啊。在文学节40周年的大型纪念册上，我看到多张她和赫塔·米勒的合影。她们都属于那种特别有个性的、精灵般的女性！她五十岁？四十岁？我真说不准。但我知道，劳瑞舍文学节之所以能成功办到如今，之所以有这么大影响，作家、诗人们来到这里之所以马上变得“亲如一家”，就因为有这样的人物存在！就在我写这篇文字前，我还收到布里塔女士的电邮，询问我是否平安到家，感谢我的参加，甚至询问我的妻子是否已康复出院，希望我们能再次在劳瑞舍和萨尔茨堡相会，等等。因为这样的信，我再次感动了，那远方的劳瑞舍的雪山也再次出现在我的视野中了，它冰冷吗？一点也不。它会为我永远闪耀诗性的、人性的光芒。

    2012年4月，追记于北京

    奥地利劳瑞舍的雪山    王家新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