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切云”和“奇服”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这是屈原所作《楚辞·九章·渉江》开头的两句。

    五十多年前，我上高三时语文课本选有《渉江》。课本注释这两句诗说：“我从小就爱好这种奇特的服装，(现在)年纪虽然老了，这种爱好还是没有减低”，“佩着长长的宝剑，戴着高高的帽子。”又特别注明：“切云，帽子名。崔嵬，形容高。”老师讲解说：“屈原戴着高高的帽子，直上青天，与云彩相摩。”当时我对老师的讲解提出了质疑：“屈原戴的帽子再高，怎么可能直上青天，与云彩相摩呢？”老师说：“切云，就是摩云。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我说：“夸张作为修辞手段是为启发读者的想像力，但夸张也要适当，得让人能接受，夸张到不让人接受的地步，夸张还起作用吗？”老师似乎说服不了我，就告诉我，闻一多先生就是这样解释的。尽管老师搬出国学大师闻一多，但我的怀疑依然存在。我在以后几十年的读书生活中比较留心历代学者对“切云”的解释。

    就我所见，古今学者对“切云”的解释有三种：

    第一种解释最早见于东汉文学家王逸的《楚辞章句》：“戴崔嵬之冠，其高切青云也。”《楚辞章句》是现存《楚辞》最早的完整注本。王逸，字叔师，是故楚地的南郡宜城(今属湖北)人，熟悉楚方言，所以后世学者对《楚辞章句》颇为重视。此书在南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另有明隆庆辛未翻宋本。王逸的说法得到后代众多学者的赞同。例如明汪瑗《楚辞集解》说：“切云，王逸曰：‘其高切青云也。’是矣。盖甚言其冠之高，可以上切云耳。五臣曰：‘切云，冠名。’朱子亦曰：‘当时高冠名。’非是。后世有名切云冠者，自是仿屈子之言而取义耳。”闻一多《楚辞校补》：“崔嵬，高貌。切云犹摩云。冠曰切云，正状其高。”谭介甫《屈赋新编》说：“王注：‘崔嵬，高貌也。’切云，犹言摩云，状其高耸，故曰崔嵬。”胡念贻《楚辞选注及考证》说：“切云：冠名。切，近。切云，挨着云。”王泗原《楚辞校释》说：“冠高切云，因以为名。”金开诚、董洪利、高路明合著的《屈原集校注》引用闻一多的解释，又按王逸注，结论“闻说是”。张炜《楚辞笔记》说：“切云，高冠名，取高摩青云的意思。一说形容冠很高，夸张上触云霄。”这里所引的几家对“切云”的解释，虽说在是否为冠名上存在分歧，但是在取义上是一致的，都是从王逸那儿来的。

    第二种解释是“冠切云”应作“冠青云”。刘师培《楚辞考异》说：“据注文，似正文当作冠青云。《九叹》冠浮云之峨峨，注云冠切浮云。正文无切字，此其比也。”姜亮夫《屈原赋今译》说：“切云，从《御览》《书钞》等应作青云。”

    第三种解释见于清胡文英《屈骚指掌》：“切云，绣云于冠也。”

    以上这三种解释，以第一种解释为绝对的主流意见。然而对于这种绝对主流的意见，我总是感到难以接受。

    现代考古学的发展，为我们重新认识古代文化开辟了一条新途径。以往人们通过钻研文献去认识古代文化，难免因误读误解使古代文化变形。文物和遗迹的发现，让我们直接面对古代文化，这就为纠正对古代文化认识的变形提供了可能。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考古人员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有重大发现。在考古人员的呼唤下，沉睡了三千多年的古蜀文明，带着1700多件艺术珍品，苏醒了。这消息犹如拔地而起的旋风，席卷海内外，令中外学术界震惊。从那时起，笔者注意浏览有关三星堆文明的资料，近年又参观了三星堆博物馆，亲眼目睹古蜀文明的艺术珍品。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立人像最令我激动。青铜立人像站在铜方座上，人像高172厘米，冠高10厘米，座高80厘米，人像连方座通高262厘米，重180多公斤。青铜立人头戴高筒五齿莲花冠，上面刻着云雷纹、回形纹。面部特征是浓眉、大眼、直鼻、方颐、巨耳，表情肃穆，脑后拖着一条长辫。躯体修长，身着三层薄薄的衣裳，最里面一层长到小腿，窄长袖，鸡心领，袖子长度一直到手腕，肘间露出繁复的花纹。第二层长到膝盖，领口阔大，袖子窄长，背后开叉，似燕尾服。最外面一层为绣花马褂，长到肚脐以下，背部和前身右侧刻有龙形图案，长襟上饰有起伏有致的多种花纹。研究者认为，花冠和三层绣花衣裳，精美华丽，是用蜀锦和蜀绣制成，像是王服。我久久地注视着青铜立人头戴的高筒花冠，忽然领悟到：眼前的高筒花冠就是屈原所谓的“切云冠”。

    甲骨、金文中不见“切”字。小篆“切”字，从刀、七声。本义作“刌”解，见许慎《说文解字》，意思是割断，故从刀，又以“七”字，古文作“十”，象被割断之形，为“切”字初文。秦篆“七”字竖笔始有弯，借为数字六七之七，久假不归，后遂增刀作切，承其本义。《广雅·释诂》云：“切，割也。”又《汉书·贡禹传》颜师古注云：“切，刻也。”引申为雕刻。《论衡·量知》：“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古人以治骨为切，即其证。《淮南子·俶真训》：“可切循把握而有数量。”高诱注：“切，摩也。”《广韵·屑韵》：“切，近也﹔迫也。”这也是切的引伸义。从眼前青铜立人头戴的高筒花冠看，“切云”不在于状冠高直耸入云，而在于说冠以云纹为装饰。《玉篇》《书钞》《御览》等诸书并引作“冠青云”，似可为旁证。做冠的材质不同，有的可雕刻，有的可刺绣。青铜立人的花冠用蜀锦和蜀绣制成，《屈骚指掌》胡文英注“切云，绣云于冠也”，当为正解。

    或许有人会问：楚国切云冠，为何会现身于蜀地呢？笔者以为，这正是楚文化与蜀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蜀僻处中国西南，山高水长，自古盛称蜀道之难，但其四面皆有水陆交通线与外界联系。“蜀”之名始见于殷墟卜辞。甲骨学家唐兰、陈梦家两位先生都认为蜀在中国西南部。《尚书·牧誓》记载蜀师随武王伐纣，此事证明殷周时巴蜀并不闭塞。《史记·楚世家》记载：第一代楚君鬻熊殷末周初“事文王，蚤卒”。周成王“举文、武勤劳之后嗣”，封鬻熊的重孙子熊绎“于楚蛮”，“居丹阳”。一般认为这是楚国建立的开始。关于丹阳的地望，学术界有三种说法：一是“丹淅说”， 即在靠近鄂西北的河南淅川县境内丹水与淅水交会处﹔二是“秭归说”﹔三是“枝江说”。有学者认为，丹阳先在“丹淅之会”，后迁到秭归，再迁到枝江，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总之，楚国建立初期在今鄂西江北地区。楚与蜀通过长江水道和沿江山上的栈道可以交流。《史记·楚世家》说：“肃王四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扞关以拒之。”楚肃王四年，即公元前377年。兹方，在今湖北松滋﹔扞关，在今湖北宜昌西面，两个地方都在长江边上。这说明长江水道和沿江栈道是蜀与楚的交通要道。《史记·西南夷列传》说“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苖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1965年，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战国嵌错赏功宴乐铜壶。铜壶以肩、耳为标志，分成两面，两面对称，每面有三层图画。第三层左边是攻防图，图上描绘双方陆上攻防交战的场面﹔右边是水战图，图上描绘双方划船在江上作战的场面。它们可以为我们想像蜀楚战争的情景提供一些依据。从春秋到战国，楚国逐渐崛起。楚最强盛时，正如《淮南子·兵略训》所说：“南卷沅、湘，北绕颍、泗，西包巴、蜀，东裹郯、邳……支地计众，中分天下。”所以，切云冠现身蜀地，实在不足为奇。

    关于青铜立人像的身份，研究者普遍认为，他可能是古蜀国君兼祭司，肩负着政权和神权的双重责任。从造型看，他像是正在主持祭祀。那么，青铜立人的穿装打扮应当是合乎礼制的标准服装，即法服。法服包括冠袍带履。钱玉趾《三星堆青铜立人像考》就指出：“青铜立人像头上有冠，这冠应当是法帽。”这就又引出一个问题：既然切云冠是法服，屈原为什么说：“余幼好此奇服兮”，“奇服”当作何解释？

    王逸《楚辞章句》说：“奇，异也。”后世学者多从其说。如谭介甫《屈赋新编》就直接引用王注﹔王泗原《楚辞校释》引王注后，发挥说：“异于凡众。服装实表德行。”姜亮夫《屈原赋今译》将“余幼好此奇服兮”译为“我自小就喜欢这种奇异的服装”。金开诚、董洪利、高路明合著的《屈原集校注》说：“奇服，异于世人的服饰。以喻志行高洁，与众不同。”我上高三时的语文课本对“奇服”的解释是“奇特的服装”。这类解释是“奇服”字面的意思，很肤浅，跟“比喻志行高洁”，联系不起来。明黄文焕《楚辞听直》说：“世无服先王之法服者，吾独服之，则法服即奇服矣。”《屈原集校注》援引了黃文焕的解释，却认为“其说牵强”。其实，黄说可取，只是过于简略，令人费解。屈原在本章中还讲道：“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意思是：举世混浊，没有人理解我，而我依然在认准的道路上奋力奔驰，绝不回顾。在屈原看来，战国后期的楚国一片溷浊。所谓“溷浊”，是说世道浇薄，人心不古，礼崩乐坏。而屈原却热肠古道，不从俗流。《孝经·卿大夫章》：“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唐玄宗注：“先王制五服，各有等差，言卿大夫遵守礼法，不敢僭上偪下。”屈原守古道，服法服，可在世俗眼里，这“法服”被视为“奇服”，加以嘲讽。面对世俗的嘲讽，屈原我行我素，不改初衷，从而表现出他的“志行高洁”。我以为，这才是屈子终生好奇服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