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易学观下的经史研究之作

    在中国学术史上，易学、经学和史学是三个相对独立而又密切联系的话题。清人章学诚曾在其《文史通义》中明确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观点。其观点虽不被广泛认同，但也可以看出经学与史学之间不可分割的重要关系。经学与史学、易学与经学、史学与易学也在不同时期都成为了学术研究的热点和重点。《易》被公认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始终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不少学者对易学、经学与史学等相关问题进行系统探讨，张涛教授的《易学 经学 史学》，就是其中的一本。

    这本书既是一部关于易学、经学、史学的专论，又是一部针对易学、经学、史学中一些有争论问题提出自己看法的研究性著作。

    此书分为五章。第一章易学源流。作者针对《易传》、秦汉易学的发展特点、疑古思潮与宋代易学、钱大昕易学成就、杨向奎先生的易学研究综述以及易学的基本精神等诸多问题进行论述。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关于《易传》以及宋代疑古思潮与易学之间关系的探讨，都是与《易传》形成和学派属性有关的问题，此问题在学界一直有争议，作者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第二章经典探微。作者以其深厚的文献功底，对《孝经》、《春秋谷梁传》等儒家经典进行系统考察和深入研究。以儒家经典为线索，指出汉代《谷梁》之学兴盛的原因，不仅涉及经学方面的问题，而且彰显了当时社会、文化问题。另外，本章还涉及到钱大昕的《诗经》研究、钱大昕对历代小学经典的论述，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为人们在这些领域中的进一步探索和创新提供了资鉴。第三章经学综论。作者在长期研究汉代经学的基础上对汉代经学与当时的制度、教育、史学与山东儒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研究，并针对当时今古文之争问题与荀悦的经学思想展开论述。另外还有关于20世纪后半期儒家经典研究综述，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儒家经典提供了便利。第四章汉代史家与史籍。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刘向刘歆父子的学术以及刘向刘歆的《七略》、刘向的《列女传》等都是汉代史界的重要人物和著作。作者早期从事先秦两汉的研究，对这些重要的人物和典籍都有一定的探讨，并有着自己的看法和治学特点。第五章清代以来的史学发展。作者就《宋史·道学传》在清代的论争及其影响，钱大昕的史学批评、史籍辨伪作了详细论证。除此之外，作者还对《贺新郎·读史》与毛泽东的史学思想、田昌五先生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探讨和总结。

    从内容来看，这本书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对中国学术思想史中重要的两头有专门论述。学界有这样的说法：要搞好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必须吃透两头，在研究先秦两汉时，应注意清代以降；同样，在研究清代以来的学术时，也应该重视先秦两汉。作者基于深厚的文献功底，在对先秦两汉的易学、经学、史学研究的基础上，对清代学术也有所涉及和研究。作者长期从事中国传统经史的科研和教学工作，早先的兴趣和关注点是先秦两汉。在最早研究先秦两汉的过程中，曾大量阅读、整理、征引过惠栋、钱大昕、邵晋涵等清代乾嘉诸老的学术著作，并对其中的相关问题有着一定的看法和研究。书中内容的时间跨度虽然比较大，但却涉及学术思想史中的重要问题，其中所论闪光之处可圈可点。

    二是作者在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就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创新之处突出。比如关于《易传》的形成和学派属性问题。学界主流的观点便是《易传》乃孔子所作，属于儒家的作品，当然也有持《易传》属于道家作品等观点。作者在研究先秦诸子的过程中，对《易传》的形成问题也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研究，并指出《易传》诸篇的问世，并非是成于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某一学派、某一学者，而是陆续成于战国中后期易学家之手……他吸收百家，综合百家，又扬弃百家，超越百家，从而承上启下，成为秦汉思想的内在灵魂和重要源头。这个观点是对《易传》的形成和学派属性探讨的创新和突破。

    作者长期致力于易学的研究，在易学研究方面，打破了传统易学研究的方法和研究范畴，不局限于《周易》本身，而是将易学的研究对象扩展到易学启示、影响下的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包括曾经研究易学、运用易学的所有重要人物和著作的思想主张，而不管这些人物是否是有所师承的易学家，不管这些著作是否是专门的易学著作。这种研究易学的方式对于我们全面把握和了解易学发展的规律，深化易学研究以及社会政治与思想文化的研究有着重要的资鉴作用。

    三是从新的角度对经学和史学进行系统研究和论述。作者通过对《诗经》、《春秋谷梁传》、《孝经》等儒家经典的研究，通过对经学发展史的探讨，深刻揭示了经学与中国传统社会、传统文化特别是汉代社会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为我们在此领域作进一步创新奠定了基础。就史学方面，作者除了对《史记》、《七略》等重要的史学典籍有系统研究，更是注重对《列女传》价值的发掘，弥补了学术领域中的某些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