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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自然应该包括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即便这些方法被运用于西方以外地区的研究。政治人类学作为社会人类学的一个分支通常是指现代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对非洲等地区原始落后社会政治结构和进程的研究。尽管政治人类学和其他一些社会科学分支一样，使用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等眩目的术语，该学科学者在非洲以及其他东方地区的田野工作成果大大丰富了人们对国家类型和政治统治方式的认识。亚里士多德提出有君主制、贵族制和共和制以及这三种政体的对应败坏形式僭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加上中世纪西欧与封君封臣制度相结合的君主制，西方学者对政府形式的传统分类大致上就是这些。对非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他们倾向于用孟德斯鸠提出的东方专制主义来概括。人类学研究出现以后，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兴起以后，他们大量和深入接触了西方以外的复杂政治现象，发现以往的政治体制分类很难概括极其多样化的现实和历史生活。为应付这一挑战，政治人类学家对政治活动的类型和运作机制做了更加细腻的处理。他们在这一过程中提出的思路和想法对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有很重要的意义。
巴朗迪耶的《政治人类学》（Georges Baladier, Political Anthropology, 1970）不是一部新书了，不过其中介绍的早期国家运作机制有助于我们拓宽对中国古代政治的观察视野。我们以往在研究中国史的时候借用了西方学者使用的一些笼统概念，譬如王国、封建专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等等，思路也受到相应的局限。譬如我们注意到秦始皇“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史记·秦始皇本纪》），并据此把他看作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帝国的创始者。其实在我们的中国史教材里面使用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不过是东方专制主义这一陈旧概念隐蔽的说法。如果我们批判性地使用政治人类学建立的一些新范畴，也许可以对始皇帝的功业做出另一种评价，并在根本上修正东方专制主义理论，进而对专制传统作出更为深刻的批判。巴朗迪耶指出，政治人类学者在研究国家起源和成长的过程中意识到，国家一般具有强化政治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倾向，但是传统社会落后的交通条件和经济水平不可避免地限制了中央政府控制地方和私人力量的能力。譬如阿拉伯学者伊本·哈勒敦在14世纪写作的《通史》里面就注意到，所有的王朝都只能控制不大的中心地带，其有效权力向外延伸越远就越软弱。以非洲古代帝国的情况为例，疆域的过度扩张甚至会导致帝国的崩溃。科恩在克莱森主编的《早期国家》里曾经说，早期国家一般在扩展到一定规模后有自行裂变的问题，其成长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克服这一裂变（Henri J. M. Claessen and Peter Skalník, The Early State, 1978）。索撒尔在《阿鲁尔社会》里考察乌干达的早期国家结构，提出“断片国家”理论（segmentary state），认为这是前现代国家的一种特殊形态，即便它不被看作是传统国家的一种典型形态。这里的“断片”一语是指一方面存在极度强调大一统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譬如把国王美化为无所不能、统治整个世界、有超凡魅力来保证臣民福利的神秘人物，另一方面政府对地方实际的行政控制力宽松而且有限，二者呈现明显的不吻合状态（A. W. Southall, Alur Society,1956）。在观念上强调大一统和皇权至上是早期国家克服其自身裂变的重要手段。它不足以保证有效行政管理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不过中央可以在地方建立比较松散、绝非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控制，让地方社团有相当程度的自治，进而保证整个国家的稳定和繁荣。
假如我们借用断片国家的理论来观察秦帝国，那么《秦始皇本纪》里的大量记载都指向强化大一统观念和皇权至高无上的政治文化，而不是说在现实中秦王朝有能力进行有效的中央集权统治，譬如更改名号为“始皇帝”，崇尚水德以克制周之火德，“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另外一些措施具有宣示一统天下的鲜明色彩，譬如统一度量衡，收缴天下的兵器铸造为宫廷内的大钟和金人，以及在咸阳仿造被灭各国的宫殿，把从各国缴获的美女和钟鼓放入那里。秦始皇巡幸各地的辛苦活动也是古代世界常见的现象，也就是把中央权威通过皇帝个人带到常规行政管理难以有效控制的遥远地区。这里就涉及到郡县制是否能够有效贯彻中央政府意志和有效管理地方的问题。“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显然是为了削弱地方社团力量和强化中央集权。汉代以酷吏钳制游侠豪强，是中央政府继续削弱地方实力的努力。司马迁讲述的郭解故事，其实也透露出这位所谓“游侠”以及其他地方贤豪扮演的非政府政治角色，说明汉代政府仍然可以被刻画为索撒尔所理解的断片国家：“雒阳人有相仇者，邑中贤豪居间者以十数，终不听。客乃见郭解。解夜见仇家，仇家曲听解”。之后郭解还告诉他们，要给曾经来调停过的地方贤达面子，显出和解是听他们意见的结果。汉武帝并不欣赏这种情况，“徙豪富茂陵”。郭解不富裕，仍然被迫迁入关中。郭仗义行侠，不过他的门人却杀死批评他的一位儒生。御史大夫公孙弘为此诛杀郭解全家，说“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断片国家通常是传统的专制国家，其统治者一般具有加强中央集权的内在冲动，力图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和权力。中国皇帝们的这一倾向十分突出，他们不惜为此铲除地方势力，不独打击地方豪强，也打击诸侯王国，“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古代中国的选择是废弃封建制，也就是说，皇帝们拒绝接受明确制度化的断片国家统治模式。问题是，他们借助郡县制建构突破断片国家的努力是否成功？是否保证了他们建立有效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呢？
索撒尔的断片国家理论后来被其它学者运用于非洲以外的地区，运用于印度这样发达的古代文明——这样把黑非洲和印度联系起来引发了一些印度学专家的惊讶和抱怨。作为对这一重要国家理论的补充和修正，古代中国的经验似乎证明了极度强调大一统和皇权的政策和政治文化不仅与有效的中央集权统治没有必然联系，甚至具有削弱中央政府对地方有效管理的作用。杜牧在《阿房宫赋》里说，“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这里涉及的不仅是暴政和民怨，其实还有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协调问题。这里说的“爱”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君主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给予地方民众自由和自治，以此博得他们的支持，维护整个国家的和平，而不是以严苛而未必有效的专制统治“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在财富的搜刮上“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批评贾谊鼓吹的削藩政策：诸侯国本不是妨害汉朝的弊端，它们的反叛是削藩导致的，“淮南之叛，谊导之矣”。顾炎武的《郡县论》认为郡县制是政治最大的弊端，“此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也。”郡县制是专制皇帝最大化自己权力和利益的手段，所谓“今之人君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中央专权钳制之下，地方社团和地方官毫无积极性可言，致使民穷国弱，而振兴国家的办法就是分权与地方，让地方社团强盛，授地方官以实权，“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以厚民生和强国势。在《裴村记》中，顾炎武借用唐代山西闻喜县的裴氏宗族为例，说明豪强大族在地方上昌盛和保持有力影响是加强国家应变能力的关键。古老的封建制已经不再可能恢复，维护以士绅家族为核心的地方社团的生存发展成为国泰民安的保障。“夫不能复封建之治，而欲藉士大夫之势以立国者，其在重氏族哉！其在重氏族哉！”语气急切而悲凉。地方宗族亦是道德教化的枢纽，因此一旦皇帝专权在上，打击地方社团，忽略地方民众的教化自主权，以宗族为核心的地方社团一旦解体，必然礼崩乐坏，“其不至于率兽食人而人相食者几希矣”（《华阴王氏宗祠记》）。
黄宗羲在谈到唐代“方镇”的时候也认定，在郡县制下，皇帝为加强专制统治而削弱地方政权的企图恰恰不是强化中央集权，而是导致国家失去抵御外敌和镇压内乱的基本力量，“郡县之弊，疆场之害无已时”（《明夷待访录》）。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反对把唐朝的衰弱说成是藩镇强势的结果，认为藩镇屏蔽中央实际上是唐朝安定和繁荣的重要原因。而宋代“藩镇既罢”，国防疲弱，中央掌控兵权，地方政权凋敝无抵御内乱外敌之力。他认为这其实也是明朝灭亡的原因，“不知夺州县兵与财，其害至于数百年而未已也。”张立文先生上世纪80年代出版有《朱熹思想研究》。他对朱熹政治学说的论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特别是其中讨论“集权与分权的关系”的章节。朱熹认为宋代地方政府政权、兵权、财权和用人权都太弱，“州县之权太轻，卒有变故，更支撑不住”。顾炎武看到郡县制的弊端来自皇帝贪心太重，试图掌控一切，而朱熹更早就看到这种专制冲动下徒然而顽固的中央集权倾向：“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四）。他提出将封建“杂建于郡县之间”的主张，没有顾炎武“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说法那么透彻细密，不过二者的思路是一致的。如果我们赞成卡尔·拉纳尔的观点，即民主在终极的意义上是指一个社会不是由单一的权威绝对控制，而是受到多种力量的制衡，那么顾炎武等人强调地方政权和地方社团自主和自强的意见，不失为一种有力量的独立和自由精神，是与专制主义相抗衡的。古代中国政治不仅不是有效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而且有对抗批评这种有害集权倾向的自由精神。
我们借用了索撒尔的断片国家理论，但是我们对中国古代政治的看法却与他不同。索撒尔的问题恰恰在于，他认为古代中国，譬如秦汉时期的中国，不是他所理解的断片国家，而是魏特夫描述的那种东方专制主义国家。他在《阿鲁尔社会》出版多年之后曾经撰文比较非洲和亚洲的断片社会（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0:1, 1988）。在谈到中国秦汉和唐朝情况时，他借助阅读一些英文研究著作发表了意见。他注意到古代中国王朝更替之间发生的中央政府崩溃，但是他认为在总体上皇帝对地方事务干预的程度和有效性要远远高于阿鲁尔社会和古代印度，因此把中国看成是超越断片国家阶段的统一国家“似乎是成立的”。魏特夫曾经说到古代东方的一些君主国是一部强有力的国家机器，专制君主掌了水利、土地和手工业这些当时的经济命脉，建立了发达的官僚机构和有效率的交通联络系统（道路、驿站等等），垄断军事力量的指挥权，通过户籍制度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从而在广阔的地域内实行有效的统治。这样的描述显然没有考虑到朱熹、顾炎武和黄宗羲对中国政治更加靠近实际情况、更加精准贴切的看法。我们的文化传统里面的这种可贵的独立和自由精神是有社会根源的：因为是断片国家，专制的意识明确而强烈，但是专制政治的社会控制有效性还很受局限，所以独立的、自由的精神也有其发生和成长的空间。批评专制皇帝不切实际、效果适得其反的中央集权冲动，主张地方社团的适当程度的自主和自强，不仅是强国的理想，也一种中国特色的追求独立自由的气节。遗憾的是，他们的这些思想并没有成为主导的潮流。“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理想既然没有成功，宋元明清时期中原社会遭受两次惨烈破坏的悲剧终不得免。
陈苏镇先生在《汉代政治与〈春秋〉学》里面说，“汉朝在步秦后尘再建帝业的过程中，经过反复探索与实践，终于找到了在千差万别的民间乡俗、区域文化和民族传统之上实现文化整合的唯一可行的道路，确立了进行这一整合的基本模式和机制。此后，政治上的分裂和统一又反复了多次，但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文化整合运动始终没有停止。”苏镇先生说，这一追求“以德化民”的运动“使我们的祖先在通向太平理想的永无止境的道路上艰难跋涉了近两千年”。这让我想到，在政治上，这一文化整合是否可以理解成大一统和皇权至上观念的形成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它虽然没有保证皇帝有效的中央集权行政管理，却保证了专制主义观念和文化的长期延续，把古代中国造就成了一个典型的断片国家。
在常识层面上我们可以说，专制政治下的恐惧可以驱使人，可以迫使人们以怠工的形式被奴役，但是绝不可能激发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责任心，也难以在社会人群中间建立顺畅的交流沟通。因此，行之有效的中央集权行政管理与古代专制主义政治之间存在着内在矛盾，是不可能兼容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作为一个概念不仅体现了西方学者歧视中国文化传统的东方专制主义观念的严重局限性，而且在形式逻辑上就是悖谬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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