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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我不去考虑市场，也不考虑读者的认可度，我只追求精神与信仰。”
“思考者一定是孤独者，而一个好作家，一定是一名思考者。”
杨志军的祖辈是河南孟津的农民，父辈和他自己曾生活在高原藏地，而现在的他住在青岛，每日呼吸着来自太平洋的咸腥空气。但杨志军说：“荒原才是我生活的基地。”他的创作确实从未离开那片荒原和藏地，自《藏獒》三部曲发行超过百万册后，他又陆续写作了《伏藏》和《西藏的战争》，而他最新的作品《骆驼》，则讲述了一对骆驼的深情故事。
“大驼运”中的悲壮往事
如同《藏獒》、《西藏的战争》一样，杨志军把《骆驼》的故事放到了时代大背景下：上世纪50年代初，刚刚掌握全国政权的中央人民政府为护送班禅进藏并解决西藏粮荒，动用四万多峰骆驼背负粮食等物资向西藏进发，史称“大驼运”。正是这次驮运打通了青藏通道，才有了后来的青藏公路。
1995年前，杨志军一直在《青海日报》当记者，他曾采访过很多当年拉着骆驼进藏的驼工。这些驼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已经很老了，杨志军甚至觉得他们的故事能被“抢救”下来是一种幸运。驼工们告诉他：进藏的时候，驮运的粮食他们自己是不能吃的，只能吃自带的口粮。但是到了海拔更高的地方，骆驼刺就越来越少了，骆驼吃什么？一峰健壮的骆驼可以几十天不吃饭，但是一峰驮了四百斤重物的骆驼呢？驼工只有把自己的口粮分给相依为命的伙伴。
对于生长在青海的杨志军来说，驼工们对骆驼的情感不难理解。行走在茫茫荒原上的人们把骆驼看成生命的方舟，它能在干涸的苍茫中找到水源，用蹄子、鼻息等各种方式告诉人类前进的方向，拉着骆驼进藏的驼工们不知多少次被骆驼挽救。杨志军发现在这样宏大的“大驼运”中，人和骆驼奉献的都已不仅仅是肉体，还有精神，而精神比肉体要重要得多，他说：“动物的精神和人类的精神，在艰苦卓绝的旅程中融合成地球上的生命精神，这种生命精神是坚定的，更是相濡以沫的。”
人类驯化骆驼仅有四五千年，骆驼吃着最粗糙的东西，有时候十几天喝一次水，索取的如此少，为人类付出的又如此多，这让杨志军感叹，有些国人轻视动物，残害动物，却不知他们应该在动物面前自惭形秽。
“大驼运”的故事在杨志军的脑海中不停萦绕，他思考、回味着骆驼与人的真挚情感。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在柴达木漠河驼场采访时听到的故事慢慢积累沉淀，对那段历史的怀念和还原历史的冲动让杨志军提起了笔，写出了《骆驼》。
在《骆驼》中，几位主要角色有骆驼、有成年人、也有小孩子，在故事中，无论动物还是人，大人还是小孩，成年骆驼还是小骆驼，都承担着自己的一份责任，在“大驼运”中扮演着悲壮而沉重的角色。这次，杨志军特别为《骆驼》选择了明天出版社，就是希望这部作品既能打动成年人，也能让孩子们感兴趣，让他们了解动物，明白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动物的相处之道——他觉得有些道理告诉大人们已经来不及了，还是抓紧时间告诉孩子们吧。他想让孩子们知道在地球上不仅仅我们人类拥有爱，动物也需要爱、追求爱，甚至，骆驼的爱散发出夺目的辉煌。“甚至，让人类在它们的爱情面前感到羞惭和自愧弗如。”
让人类精神重生
与大获成功的前作《藏獒》相比，杨志军认为《骆驼》拥有同样的对自然、对动物的情怀。但同样作为以动物为主角的小说，《骆驼》表现的主题与《藏獒》完全不同。杨志军在《藏獒》中注重的是一种对自然精神和道德精神的阐释，而《骆驼》却更注重爱的表达，其中的坚守、牺牲和辅助，把爱与生命的价值紧紧联系在一起。
在《骆驼》中，杨志军最爱的“人物”是两峰骆驼：壮伟的公驼格尔穆和美丽的母驼乌图美仁。他们从小说一开始就失散，踏上“大驼运”之路后就一直在互相寻找，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代表了杨志军心目中爱情的执着境界——不停地追逐，活着就要爱着。在杨志军眼中，人类的爱掺杂了太多功利的因素，附加了很多爱之外的条件。说到底，爱应该让人得到精神上的愉悦，爱把一个人的精神链条和另一个人的连接在一起，可从现代之爱中，人们得到的这种精神愉悦越来越少。
无论是写历史还是写动物，杨志军关注的其实还是当下，还是人类，他在当下的社会生活中找到了写作的理由，他对纯粹爱情的向往，对“等价交换”爱情的鄙夷，让他产生了很强的表达欲望，他要通过骆驼坚定、单纯的爱情故事，来反讽人类，提倡爱情的执着与坚定。同时，在小说《骆驼》中，杨志军也描写了人类的爱情，这种有意或无意的比较都成为他阐述对人与自然关系看法的一种方式。最终，人类会从动物的身上获得觉醒的力量，杨志军把《骆驼》中人类的爱情形容为“脆弱的、不地道的、不道德的”。真正道德的爱是在动物身上，他用动物来提升人类，用精神来提升物质，用理想提升现实。在《骆驼》中，杨志军让人类的爱在反差中不断升华。
杨志军让人类在《骆驼》中获得了精神的再生，他把这形容为人性向神性的升华，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亟需的精神，曾经缺失的美德仿佛经过轮回，重新回到了人类的身上。他说：“通过动物而感到觉醒，走向神性，这是我对人性深层次的挖掘，也是对人性不足的一种补充。”
《骆驼》所描写的地理背景，是青藏高原最荒凉的地方。从柴达木到藏北高原这段“大驼运”之路，是西藏海拔最高的地方，可可西里、唐古拉山都在藏北高原。在这里发生的故事，大自然无疑是当仁不让的主角之一。
自然：永远的主角
杨志军的作品分为“荒原”和“藏地”两个系列，而《骆驼》介于两者之间。“大驼运”的出发点在青海，却在西藏划下句号；主人公是藏族孩子，整个故事是从柴达木荒原走向喜马拉雅的过程。不过，无论小说的地理背景是藏地还是荒原，自然永远是杨志军小说的另一个主角。尤其是荒原，这里是他生活的基地，是他出生、成长、生活、工作的地方，他对荒原的积累从孩童时代就开始，经过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这些积累已经融入了他的血脉——不但有感情的积累、生活的积累，更有思考的积累。这些积累让他不停地念着那片土地，即使如今距离那片荒原千里之遥，他仍说自己是个在荒原生活，在荒原行走，又写作着荒原的人。
对杨志军来说，当记者的那段日子非常重要。没参加工作之前，他的生活固定在一个地方，当了记者后，他感到自己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那时的他很少去政府和机关采访，却特别喜欢往牧区跑，经常住在地质队员的帐篷里和寺院里，为了了解生产队的牲畜存栏率和繁殖率，他还会跟着牧民放牧，晚上就睡在牧民家中。就这样，青海和西藏很多牧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那时的他去牧区只是单纯的采访，脑海里完全没有小说创作的影子，后来写作的时候，他才发现这些东西是多么有用。
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夜晚，杨志军和几位藏民在青海湖边喝酒，第二天早晨醒来，突然发现对面的草原中心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沙包。当地的牧民告诉他这是“天上飞来的”，而他明白这是沙子被风一夜间搬到了这里，这个沙包会不断发育和扩张，这里的草场很快就会变成沙漠。后来，他写出了《环湖崩溃》，这部获得《当代》文学奖的作品在二十年前就预言了青海湖断裂成两个湖泊、环湖草场沙漠化的命运。对于杨志军来说，这样的“预言”并不难，因为这都是他亲眼所见。
在谈到青海的生态危机时，杨志军说：“高原地方，植被本来就非常脆弱，长着一种叫牛毛草的植物，营养丰富，牛羊特别爱吃，但扎下的根只有两三寸。这么薄的土层种庄稼是不可能的。而有些年代，人们强行在这种地方开荒，粮食种上一两年就收不上来了，可要再恢复草场也不可能了，后来全部沙漠化，变成戈壁滩了。”
在后来的作品中，杨志军尽量让笔下的荒原有一种象征性，让它有一种普适的意味。他希望通过荒原去表达人类的一种精神状态。杨志军的荒原，并不是荒凉的、寂寞的、冷酷的。杨志军的荒原有都市生活所不具备的丰富、透明和纯粹。他试图把自己在荒原中的生活状态和思考，升华成一种精神状态，一种对生命的坚定与热爱。
杨志军相信，一名作家应该关注生命，但他发现都市中的很多生命是畸形、脆弱、懦弱的，是让人感到沮丧的。“都市生活似乎让我们的生命更加脆弱，很细小的事情都能导致生命的逝去，很微不足道的理由都能让一个人放弃生的希望。”不由自主地，他回想荒原上的那些生命，那些张扬着原始本能的生命，散发着一种生生不息的气质。于是，杨志军写荒原中的人，写荒原中的动物，写荒原中的故事、植物、山和水，他希望弘扬一种原始精神，一种人类本来记得、却慢慢忘记的精神。那是生命的顽强、执着和坚定，那是原初的对生的渴求，是这渴求使荒原的生命充满了气魄地茁壮着。他说：“我相信，人类所期待拥有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在荒原中都具备，而且会显得更加纯粹。如果说都市生活让我们不满足的话，我们可以在荒原中找到让我们满足的东西。《骆驼》就是对都市生活的反观，对现代都市的批判。”也正因如此，杨志军有时被人称为原始主义。
从“孤拔而起”到“寂然独立”
杨志军从小生活在藏地文化中，这是一种信仰文化，他的祖辈遗传给他的是农耕文化的基因，而现在的他又每天生活在海洋文化之中，这三种文化合力塑造着他，也塑造着他的作品，让他形而上地去思考信仰、精神、神灵、动物、宇宙、自然等具有终极意义的命题，他感激青藏高原的滋养。
早年的杨志军，喜欢一个词叫“孤拔而起”，那是特立独行、有所作为的意思。而现在的他，喜欢“寂然独立”。如今，作家们的写作动机已不再纯粹，太多人为了名利而拿起笔。杨志军的“寂然独立”，是希望从世俗的写作姿态中，从功利主义的写作目的中超脱出来，走向一种以精神探求和信仰追寻为目的的写作。“这种写作是没有目的的，”杨志军说，“所以，现在的我不去考虑市场，也不考虑读者的认可度，我只追求精神与信仰。”
杨志军特别排斥两件事，第一是饭局，第二是开会。在他眼中，饭局是无聊的应酬，而开会是最大的浪费时间。这样的他，和世俗社会拉开了距离。因此，有些人说他是“苦修”者，其实他只是性格清静，喜欢孤独，喜欢寂寞地一个人做一点事情。“思考者一定是孤独者，”他说，“而一个好作家，一定是一名思考者。”
（本报记者 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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