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舒晋瑜)各地以文学命名的风潮正兴。湖南汩罗被命名为“中国诗歌之乡”,安徽肥东县被命名为“中国散文之乡”,山西闻喜被命名为“中国报告文学之乡”,宁夏西吉被命名为“文学之乡”……近日,施耐庵故里江苏兴化被中国小说学会命名为“中国小说之乡”。
中国民间学会对于地方特色文化的命名怎样避免“附庸风雅”,为文学的发展真正起到促进作用?在随后举行的“文学生态视野下的地方性写作”研讨会上,与会学者探讨了地方写作的意义与价值,并对如何保护地方、如何使地方性写作走向世界提出独到见解。
毋庸讳言,恰如沈从文之于湘西,孙犁之于荷花淀,莫言之于高密,地方性写作于作家的意义重大,但是如何使地方性写作不仅仅囿于“地方特产”,而是走向世界,既是悖论,又是作家写作中遇到的困惑之一。兴化籍作家庞余亮指出,中国文学的话语权更多在北方,而不是南方。用兴化方言写作、容易碰到各种困境。“对于这种写作导致的困境,我们是抗拒还是妥协?”他举例说,毕飞宇写《玉米》,但兴化的玉米不叫玉米,叫棒头。他在写作时已经向北方语系妥协。很多作家在妥协中慢慢成功。“我一开始看刘庆邦的小说,根本不知道他是河南人,一直以为他是兴化人。因为他描述的除了煤矿,兴化都有。”庞余亮半开玩笑的言谈,却道出了作家如何走出地方,趟出成功的文学道路的秘诀。他认为,兴化的写作者,要不断地开拓自己,目前兴化的写作者更多的是自娱自乐。
那么,地方性写作对于当地作者来说有何意义?兴化籍作家刘仁前说:“兴化从事文学的业余写作作者,绝大部分人不会梦想成为毕飞宇。我的写作就是小屋中的一盏油灯,慰藉自己以及亲人的心灵。”他分析地方写作存在的问题,指出底层写作者无所顾忌,过度使用方言,“五脏六腑都掏出来”,是文学自觉不够的一种表现。“有对土地的热爱,也要有文学的自觉。从事地方写作的作家们,应该有更开阔的胸襟。否则,永远只能是个县城作家。我们应该对自己的写作要有一种自省和自觉,应该有对人类命运的关怀。”
兴化“中国小说之乡”的成功命名,同时为小说学会的职能拓展探索了一条成功路径,为小说的“下行”,为小说更多地走向地方,为小说文体和大众更多地结合找到样本和实验基地。汪政说,命名不仅仅是资质的认证,而是要更注重于未来的合作和可持续发展,获益的不仅是兴化,也是中国学会。
据悉,建立地方性的文化建构,是此次会上新成立的施耐庵文学院最直接的工作。施耐庵文学院院长费振钟表示,文学院更多地担负着建立以兴化为中心的文学生态的任务,建构地方性写作的文学核心,通过建立文学院,将整合地方性写作的力量,提升地方性写作的意义。文学院将以“小地方,大视野;小格局,大风度;小机构,大事业”为立院之本,希望在兴化创造一种不同于现在官方体制的文学新体制,成就一番文学大事业。
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吴义勤表示:“命名不仅仅是荣誉,不仅仅是对兴化小说文化和传统的肯定,而且是兴化小说创作、研究的起点。希望通过设立‘中国小说之乡’,引导更多的小说家来兴化创作生活,把兴化作为文学的创作研究基地,以兴化辐射、带动全国更多的小说之乡,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积累经验。”
对于一个城市而言,经济是命脉,文化则是它的灵魂。一个没有文化没有文学的地方,它的精神世界必然是空洞而了无生气的。江苏省作协主席范小青表示,兴化是一座有着浓郁人文气息的名城,从这里走出了施耐庵等许多让后人景仰的文学大家,这片文学的沃土也滋养了当代兴化籍的作家们。“兴化文学现象”研讨会对兴化当代作家创作的检阅与梳理,首届施耐庵文学奖的成功评选,使得兴化作为一座文学城市,已正式走进了全国文坛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