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英的新 “天人合一”观

    2011年10月，人民出版社推出足以引起学术界关注的新著：《中西文化与自我》，作者是张世英先生。作为研究黑格尔哲学的专家，他早已为学人所熟知，但他又是一位贯通中西，充分吸收西方哲学的积极因素，以现代眼光对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进行解读、提炼与改造，从而构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的哲学家。

    张世英的新哲学观是在中西哲学比较的视野下对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他不是孤立地研究“天人合一”，而是把“天人合一”与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近代哲学的“主客二分”加以比较，掲示两者的区别与联系，指出“天人合一”思想的可贵之处和它的局限性；还与西方现当代人文主义哲学进行比较，发现两者间的相似与相通。在这个基础上，他精辟地阐发了“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国、以及世界哲学未来发展中的地位与积极作用。他认为，把中国传统的“万物一体”与西方近代的“主体-客体”结合起来，既可避免中国传统的“万物一体”中那种不分你我、不分主体与客体的缺点，又可避免西方近代把“主体-客体”奉为哲学最高原则所造成的流弊；既保有中华传统文化的韵味，又吸收了西方哲学的长处；既区别于西方的个人主义，又是一种能以高远的精神境界指导人们发挥主体性、奋发前进、执著追求的、中国式的“后主客关系的合一”。他把这种包含而又超越了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之学，称为“万有相通的哲学”：万物彼此不同而又是一个彼此相通的整体（“一体”）。单就人文社会方面来说，这就既肯定了不同自我各自的独特性和主体性，又肯定了整体中人我间的相互依存而尊重他人（的自我）。这是一种新的“天人合一”或“万物一体”观。这个新哲学观具有很强的原创性，它体现在他撰写的一系列学术专著中，如《天人之际》（1995年）、《进入澄明之境》（1999年）、《哲学导论》（2002年）、《境界与文化》（2008年）等等。

    早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张先生就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作了学术报告。“第14届德国哲学大会”主席马尔夸特教授在大会上称他为“中国著名的黑格尔专家”。美国Loyola Marymount大学教授Robin Wang在一次国际会议的发言中指出，张世英对黑格尔哲学的阐释和提倡，“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把自我湮没于原始的‘天人合一’的‘一体’之中而忽视自我的‘主体性’和自由本质的思想传统来说，是一大冲击，这是张教授对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贡献之一”。张先生“对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贡献”究竟是什么，他又是怎样做出这些贡献的？——在认真地阅读新著《中西文化与自我》后，人们对此不难得出自己的答案。

    《中西文化与自我》一书共有四篇，前面三篇主要是阐释“自我”的主体性与个体性本质，论述中西文化特别是审美境界中两种不同的自我观。在第三篇的最后，张先生系统地论述了他对人生四种境界（欲求境界、求知境界、道德境界、审美境界）的见解，并以审美境界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接着他用相当多的篇幅，以人生四种境界的论述为线索，阐述中华儿女几千年来的思想文化史，即该书第四篇：“中华睡狮”自我觉醒的历程，这是全书的指归和重点所在。《北京大学学报》自2010年9月到2011年7月全年分六期连载了这一篇，引起学界的关注。作为读者，我最感兴趣的也正是这一部分。

    在《中西文化与自我》一书中，作者从“自我”观的角度探讨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审视了中华传统文化最具标志性的特点，并阐述了他关于中华文化未来发展道路的若干思考。全书新见迭出，许多观点言人所未言，从而也使他的哲学观得到进一步的深化与发展。

    以往人们一般认为，“本质”就是指普遍性，张先生把自然领域与人文领域作了区别，认为，“本质”不只是指普遍性，在人文领域“本质”主要指个体性（个性）和主体性（独立的创造性和自由）。这就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从自然到人文是一个由以普遍性为本质到以个体性为本质的转化过程”的论断。作者指出，每个民族、每种文化，都有“我们”、“自我”、“他人”三种观念，每个人也都会言说“我们”、“我”、“他”。三者互不分离，结合为一个整体。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个人心目中，三者所占的地位各不相同，这是各种文化特征的重要标志。西方传统文化，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其特点是以“自我”占优先地位，每个人都着重于实现其不同于群体的独特性或者说“个性”。其优点是个体性自我的独立创造性和个性解放；缺点或流弊是唯我独尊、个人主义、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等等。中国传统却与之相反。它的重要特点是重群体意识，以个人所属群体之“我们”占优先地位。其优点是，一事当前，大家群策群力，表现出狮子般的威力；缺点或流弊是，个体性自我被湮没于社会群体（在封建等级制的社会，就是名教纲常的社会群体）之中。如果说，西方人的自我观是“独立型的自我”的话，中国人的自我观则是“互倚型的自我”。早在将近20年前，张先生就指出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缺点是重原始的“天人合一”，不重“主客二分”，从而也不重理性思维，不重个人自我的创造性和独立自主性，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科学不能快速发达和个人自由思想比较薄弱的思想根源。张先生认为，未来世界文化和哲学的发展趋势，应该是中西文化和哲学的相互融汇和相互会通，不可能、也不应该彼此代替。向西方学习，提倡科学和民主，就要学习西方近代充分发展了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和科学分析方法。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既要继承“天人合一”思想的积极方面，又要学习“主客二分”思维之长处，还要吸收西方现当代哲学的有益因素，以构建适应世界潮流和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哲学。这才是真正弘扬中华文化一条可行的光明大道。

    纵观历史，中国人的自我觉醒和个性解放的历史进程特别漫长、曲折而艰苦。在第四篇中，作者特别着重描述了被鲁迅称之为“中国的灵魂”的诸如屈原、司马迁……等人为伸张个性、求得自我解放所遭受的悲惨命运。作者着重地写了这些，就是强调中华儿女要有浓厚的忧患意识，清醒地意识到自我觉醒的历史进程之缓慢、曲折和艰苦。“‘东方睡狮’之彻底觉醒，中华文化之光辉未来，还有待于更进一步的个体性自我的大解放。”（第3页）张先生在《中西文化与自我》一书中大大地歌颂了“中国的灵魂”，认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首先就要充分重视弘扬自我的独立自主性和创造性，以激发当今人们的理性自觉，争取进一步的个性解放。张先生指出，“西方文字，‘我’字大写，中国人则爱自称‘鄙人’。在世界文化发展的洪流中，我们中国人也该改变一下老传统，在世界文化史上堂堂正正地写上一个大写的‘我’字，做一个大写的人。”（第81页）

    在《中西文化与自我》中，作者还讲到了老庄哲学、魏晋南北朝玄学和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在中华文化发展中对促进自我觉醒所起的不同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论述，多有创见，限于篇幅，恕不详列。作为读者，我感到书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创新之点是张先生在中国学术界，结合中西思想文化，首创“中华精神现象学”的构想。作者从哲学、科学、伦理、审美等多层次地讲述了中华思想文化精神的核心，算得是中华思想文化史的一个大纲。作者指出，总结几千年来中华传统思想文化发展的历程，我们的“中华精神现象学”，可以说是“一部‘自我’不断渇望和力图从封建社会群体和自然整体（原始的‘天人合一’）的湮没中挣扎而出、成为有独立自主性的自我的历史，这一历史进程至今似乎还没有结束。”（第316页）

    哲学是文化的核心，中西文化的差别可以从中西哲学中寻求其根源。“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的最具标志性的特点体现于两种不同的“自我”观。剖析中西迥异的自我观，就抓住了中西文化的实质。就此而言，《中西文化与自我》也许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系统而深入地阐发这一观点和思想的重要著作。张先生关于“中华精神现象学”的构想和他的学术观点，对于深入理解中华思想史、哲学史应有较大的启发意义。